文化消费对当代青年主观幸福...SS(2017)的数据分析_王逍.pdf

第 卷第 期杭 州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年 月 （）：文化消费对当代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的数据分析王 逍，李亚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作者简介：王逍（），女，湖南双峰人，教授，文化人类学与民族社会学摘要：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年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模型和二元评定模型，探讨了文化消费对我国当代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消费对当代青年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的文化消费类型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程度，其中参与门槛较低的文化消费较之参与门槛较高的文化消费影响更大；此外，文化消费对不同性别和不同收入水平的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亦存在差异，其中对女性的影响程度要高于男性，对低收入水平青年的影响程度亦高于高收入水平青年。有必要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文化消费门槛、丰富文化产品内容等文化创新方式，来进一步增强文化消费对当代青年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从而提升其获得感。关键词：文化消费；当代青年；主观幸福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民生福祉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民生福祉是中国发展奋斗的根本宗旨，强调“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衡量“民生福祉”的一个重要指标即主观幸福感，该指标能够真实反映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对自身物质以及精神生活的评价。当前我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有了极大的提高，故对精神生活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而文化消费作为人们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消费行为，既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提升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青年作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主观幸福感尤应受到重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世纪 年代的西方社会，彼时二战结束十余年，学界在痛定思痛后，尤为关注生命价值和人生幸福。自 年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收入与幸福并不完全成正比的“幸福悖论”后，国外开始关注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而国内的关注则始于 世纪 年代初，相关研究不乏力作。此后还有研究发现，住房状况、社会阶层、收入差异及社会保障等社会经济因素，同样对幸福感起到显著影响。因文化消费也是衡量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故许多研究者开始重视研究文化消费，他们认为，文化消费既能带动文化产业发展，而且作为体验性的消费行为，能让人们获得精神享受和社交满足，还能提髙文化认知水平和鉴赏能力，进而提高幸福感。目前国内对文化消费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关于文化消费的测量维度。大多数研究者以消费金额来测量，例如，鲁虹等（）选取人均文化消费总额、姜宁等（）选取文化消费支出、张梁梁等（）选取家庭文教娱乐支出等予以测量。少数研究者还认为文化消费具有多维属性，与消费金额的测量维度相比，时间频率的测量维度更能体现文化消费的过程和细节。（）关于文化消费类型和频率的研究。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文化消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等（）指出社会性活动正向影响幸福感，而私人性活动则存在负向影响；等（）发现参加体育运动等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而久坐性活动则会产生消极影响；周春平（）认为积极的文化消费能提升幸福感，而享乐的文化消费并不能带来持续幸福，至于颓废的文化消费则起到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文化消费频率不同，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例如，等（）证实，有些文化消费如体育运动等，只有经常参加才会增加幸福感，有些文化消费如游览博物馆等，即便不经常参加也能增加幸福感；罗茜（）则指出并不是所有文化消费的频率都会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关于文化消费群体的研究。目前国内研究涵盖了多样化的文化消费群体。例如，周春平（）选择江苏居民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李光明等（）的研究关注由农民向市民身份转换的城镇“新市民”、资树荣等（）以农村地区居民为研究对象、徐秩虎等（）聚焦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现有研究聚焦青年群体的较为鲜见。故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以我国当代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选择时间频率作为测量维度，探讨文化消费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旨在促进青年文化消费和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一、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一）数据来源本文选取新近公布的 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对其中文化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问卷数据予以定量分析。此项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对全国 个省、市、自治区不同特征的调查对象进行分层抽样调查，数据较为全面，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和代表性。该数据共 份，本文依据联合国界定的青年年龄范围，选取 岁的青年为研究对象，并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筛选整理问卷后得到 份样本，剔除不合格样本后，最终得到分析样本数量为 份。（二）变量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为被解释变量，心理学家 等以“您总体上感觉幸福吗”衡量幸福感来开展研究，该研究证明用单个问题衡量幸福感是可行并可靠的。基于此，采用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对选项赋值 ，分值越高代表幸福感越高。在分析样本中，回答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占比分别是 和 ，且主观幸福感的均值为 ，倾向于“比较幸福”选项。可见，当代青年总体幸福感水平较高。核心解释变量文化消费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消费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问卷中“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这一问题的选项包含了我国居民常见的文化消费行为，通过借鉴罗茜、资树荣等研究，本文选取其中 类文化消费行为，并将其按参与频率划分为 个层次，层次越高代表参与频率越高，最终以这 类文化消费参与频率的均值，来衡量当代青年的文化消费行为（见表）。表 我国青年文化消费行为的参与频率文化消费行为看电视或看碟出去看电影读书 报纸 杂志参加文化活动在家听音乐参加体育锻炼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做手工上网均值 标准差 杭 州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年 控制变量研究发现，青年主观幸福感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故本文引入个体特征中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身心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性别和户口状况，以及社会经济特征中的家庭总收入、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公平感等作为控制变量。如表 所示，（）在个体特征中：年龄以数据获取年份 年为基准，得出实际年龄进行研究，同时加入其平方项考察，样本平均年龄为 岁；样本青年的受教育程度偏低，以中学、专科学历为主；样本青年的身心均比较健康；样本中已婚青年占，人数多于未婚青年；样本中男女分布较为平均；且农村青年居多，占。（）在社会经济特征中：家庭总收入对数的均值为 ；社会经济地位均值为，说明样本青年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社会公平感均值为，即样本青年对社会公平的认知情况处于一般层次。表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解释平均值标准差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 解释变量文化消费行为不参加，一年数次或更少，一月数次，一周数次，每天 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年龄 年时的实际年龄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中学 技校，专科，本科，硕士及以上 身体健康状况非常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非常健康 心理健康状况非常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非常健康 婚姻状况已婚，未婚 性别男，女 户口状况非农业，农业 控制变量（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家庭总收入对数家庭年收入的对数 社会经济地位最底层，最高层，数值越高代表等级越高 社会公平感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不公平，比较公平，完全公平 （三）统计模型的选择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属于有序离散变量，适用的模型一般为有序 模型和有序 模型，但孙计领等在实证研究中指出，样本量较大时，模型的结果与有序 模型或有序 模型的结果差别不大，但后两种模型只能通过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简单判断文化消费是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而 模型能直观反映各个因素产生的具体影响，因此本文将主观幸福感视作连续变量，运用 软件，采用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模型如下：其中，为被解释变量，即主观幸福感；为核心解释变量，即文化消费；为控制变量；、均为回归系数，为随机扰动项；下标 表示第 个样本。二、实证结果与分析（一）基准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之前，本文先考察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和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容差度（）均大于 ，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该模型具有一定的意义。表 呈现了当代青年文化消费对其主观幸福感的 回归结果。第（）列显示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文化消费对当代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正向显著；第（）列仅加入控制变量，第（）列在第（）列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文化消费与青年主观幸福感之间仍呈正向显著关系，表明文化消费的影响较为稳定。控制变量对当代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很重要。（）在个体特征中：年龄及其平方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 型关系，即青年幸福感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到某一拐点后又随之升高，这与现有研究第 期王 逍等：文化消费对当代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论一致，。此外，受教育程度、身心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与性别均显著影响青年幸福感，这说明学历提升以及身心健康能提升幸福感，且较之未婚青年，已婚青年幸福感更强。其中，青年女性的幸福感要高于青年男性。而户口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现有部分研究结果相悖，原因有二：一是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乡流动日益频繁，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二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降低了农村青年社会交往互动的门槛，拓宽了其社会资本边界，从而显著提高农村青年文化消费的参与频率。（）在社会经济特征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公平感对青年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公平感越高，青年幸福感也越高。而家庭总收入对数这一变量的作用并不稳定，其显著性在加入解释变量后消失了，这说明其对幸福感的作用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表 文化消费对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文化消费 （）（）（）年龄 （）（）（）年龄的平方项 （）（）（）受教育程度 （）（）（）身体健康状况 （）（）（）心理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性别 （）（）（）户口状况（）（）（）家庭总收入对数（）（）（）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公平感 （）（）（）调整后的 注：“”“”“”分别在、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差项。下同。表 呈现了不同的文化消费类型对当代青年主观幸福感的 回归结果。首先，“读书 报纸 杂志”“参加体育锻炼”“上网”“在家听音乐”均对其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即参与频率越高，青年越幸福；其次，“出去看电影”对青年幸福感产生负向效应，即参与频率越高，虽然也能给青年带来精神享受，但由于电影票价较高，参与门槛偏高，导致青年文化消费的经济压力加大，幸福感反而降低。最后，“看电视或看碟”“参加文化活动”“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做手工”没有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验，不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看电视或看碟”固然能让人暂时放松，却不能持久地影响幸福感；而其余三类文化消费，由于参与门槛过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承担其产生的经济和时间压力，因此不能带来幸福水平的提升。表 不同的文化消费类型对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结果变量看电视或看碟出去看电影读书 报纸 杂志参加文化活动在家听音乐参加体育锻炼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做手工上网主观幸福感（）（）（）（）（）（）（）（）（）样本量 杭 州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年（二）异质性分析针对不同特征青年在文化消费上所具有的差异，本文进一步从性别与家庭收入水平这两个因素来考察二者间的关系（见表）。其中，家庭收入水平按照 元以下、元和 元以上来进行划分。首先，在性别分组中，文化消费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男性，原因可能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在教育、就业等方面逐渐趋于平等，越来越多的女性拥有更强的经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