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主与空间正义：广场舞的文化空间治理_刘彦武.pdf

96|文化艺术研究2023 年第1 期文化民主与空间正义：广场舞的文化空间治理刘彦武刘芷晗（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成都610017；刘芷晗，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207）摘要：广场舞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空间，也是当今时代重要的社会空间。分析广场舞这场社会运动的社会性、政治性，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社会结构。广场舞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广场舞空间生产与我们所处时代与个体生命体验密切相关。广场舞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客观地表达着曲折的政治意蕴，书写着新时期的文化民主。广场舞文化空间治理就是要树立民主、正义的广场舞空间治理理念。构建整合性的广场舞空间治理机制，一是面向共识的协商对话机制，二是面向权力制约的公众参与机制，三是面向市场规制的资本引导制衡机制，四是面向民众的自我激励机制。广场舞空间治理路径，包括广场舞空间环境治理、广场舞空间安全治理、广场舞空间行业治理、广场舞空间行为治理。公共性缺失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一道难题。伴随着广场舞者公共性建构和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这也不失为一种建立自律性民间社会的探索。关键词：广场舞；文化空间；文化民主；空间正义；公共性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23）01-0096-08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广场舞是当代中国城市重要的文化景观，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每到华灯初上或东方既晓，市民或三五成群或几十上百，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健身操、集体舞、民族舞蹈演绎与展示；从性别看，女性居多，偶见几个男性；从场所看，大城市多在公园、街角，比较分散，小县城集中在广场，阵容庞大：成为各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对此，学术界也从广场舞的文化价值1、社会学意义2、体育公共服务3等学科领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从 2014 年开始每年以广场舞为主题的文章都在 400篇以上，2015 年前后因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学者们从居民权利与政府责任4、个体表达与公共道德5以及公共治理困境6等角度深入探讨，一度使广场舞研究达到一个高峰，年产量 800 多篇（参见图 1）。作者简介：刘彦武，教授，硕士，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图书和文化馆主任、党政研究常务副主编，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刘芷晗，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化民主与空间正义：广场舞的文化空间治理|97图 12012-2021 年中国知网“广场舞”主题文章发表走势当前，从空间的视域拓展广场舞研究也是一个趋势，有学者从空间生产与地方认同视角挖掘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7但是，还鲜有从空间治理角度研讨广场舞的社会政治学意蕴。因此，本文尝试从文化空间视角对广场舞的政治学意义进行拓展与阐释，为广场舞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文化空间”是国内学术界使用频繁但又没有形成共识的一个概念。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人文地理、都市研究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其概念与界定都有不同表述。从时间上看，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就有学者开始使用这一术语了。有学者透过婚姻制度揭示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与门阀制度体现出的文化空间差异及其变迁8，还有学者用“新的文化空间”来概括商品大潮和消费社会带给大陆文学的深刻转型和文化发展9 10。不过，他们仅仅停留于文化空间概念的使用，没有做深入的概念阐释。90 年代中后期，有学者开始从城市研究角度入手抓住文化空间的内涵与特征，特别是社区性、人文性、符号性、市民性，应该说揭示了城市文化空间的一些特征特质，但终究是从城市研究的角度而不是文化研究的角度。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空间这一概念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随着国内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文化空间差不多成为了非遗的特定用语。作为非遗的一个基本类别，文化空间被定义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11。近年来，又有学者认为，“文化空间”已呈现多学科、多视角的交叉融合，不应该局限于人类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应把文化空间视为一种研究视角，让它进入更多的研究领域和更大的知识系统，开拓出更多的无限可能。12还有学者认为，“文化空间”不只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而应该在更宏大的视野和框架之下阐释这一术语的多重概念和复义内涵，同时也要反对那种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是文化空间的“泛文化空间”论。13那么，什么是更广义的文化空间呢？有人把它界定为超越标尺度量之下的空间，是人类文化的凝聚与流动，既是过程也是结果。14因此，从“文化空间”这个概念在中国理论界的发展演变历程看，它不宜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非遗领域，即使从它在非遗领域的核心内涵看，它也是空间理论在非遗领域的延伸。随着空间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及研究的持续升温，可以预见文化空间专属于非遗领域的局限性与滞后性。当代社会科学空间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是有其特定的现实语境的，即当代人类空间生产的深刻变革，从全球化、城市化再到各种虚拟空间，空间正在塑造人类新的存在样态。地理距离不再成问题，各种在以往时代坚不可摧的空间壁垒日益消解。空间实践的丰富性为拓展当代人的生命体验提供了诸多可能。相应地，人们越来越关注不同场所和政治文化环境的空间特质，并将之视为当代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社会行动的基本参量。15正如萨缪尔森概括公共空间的公共物品本质属性所说，“每一个人对 数据来源：2022 年 8 月 6 日以“广场舞”为主题搜索中国知网所得。98|文化艺术研究2023 年第1 期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16。所以，本文尝试拓展文化空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用以分析研究广场舞的社会政治学意义，增加文化研究的理论资产。二、广场舞：群众文化民主的政治表达霍尔迪博尔雅与卡斯特指出，城市是政治表达和管理的重要场所。17此处的“政治”，是一种社会行动、社会运动。吉登斯认为，政治生活的运作绝不仅限于常规框架，即立法机构与政府机构中的政党、选举以及代表。有时候只有诉诸非常规的政治行动形式，即社会运动，也就是通过在既存制度/机构领域外的行动，以推动某种共同利益或确保某个共同目标而付出的集体努力。17714社会运动代表了一种积极的“社会-政治表达”和导向一种总体性变革的可能性路径。仔细分析广场舞这场社会运动的社会性、政治性，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社会结构。其一，广场舞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在我国，广场舞历史悠久，有人说它起源于宗教祭祀，还有人认为产生于人类早期的生产劳动。当前我国的广场舞有大型运动会开闭幕式团体操表演的影子，还承续着文革时期忠字舞的遗脉，更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热”集体练功的接续发展。据有关研究，当代中国的广场舞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伴随着城市多姿多彩的广场建设增多应运而生的。这种以健身为目的的平民化、大众化的体育舞蹈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南方城市崭露头角，继而辐射到全国各中小城市，蔚然成风，成为一项群众喜爱的文体活动。18如果说原始舞蹈起源于祭祀乐神、娱己娱人，在于表情达意，那么广场舞产生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更表现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发展和享受的需要。当代中国城市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健康的渴求。“花钱买健康”在 21 世纪已不是一句口号，人们从生活实践中真切地体验到文化体育活动对健康的积极作用。文体消费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可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赢得更多的劳动收益。二是渴望生活方式的变化。现代人已经从单一的“工作休息工作”方式，转向“工作恢复和保健工作”方式，更多的人把闲暇时间用于心理和身体素质的调整、修复、保养和增强，而体育锻炼和高级休闲方式成为人们理想的选择。三是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当代中国城市居民越来越重视标志现代生活方式的文化消费活动，越来越多的人把参加文体休闲活动看作是一种时尚。人们在创造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通过运动而达到身心的完美。19此外，广场舞的兴起与国内民粹主义思潮初露端倪合拍。近些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世界迅猛兴起，正在改写着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走向。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词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据相关研究，民粹主义认为社会本质上分化为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平民”和“腐化的精英”，而政治应该是平民阶层普遍意志的表达。20近年来伴随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应用的普及，国内网络民粹主义也在逐渐发展壮大。国内民粹主义群体的普遍倾向包括：对外交冲突更加敏感，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以浪漫化的眼光看待普通人的生活等。21其中某些观念与广场舞大妈的价值追求有着最初的切近，赢得了她们对广场舞的认同与认可。其二，广场舞空间生产与我们所处时代与个体生命体验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一直以单位制来重塑社会管理体制，建构整个城市范围内的治理体系。对于国家而言，单位既是经济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又是政治共同体；对于个人而言，单位既是工作区域、生活区域，又是政治领域，从而形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纠缠和重合。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社会流动资源和流动空间不断生成，单位管控模式不断瓦解和崩塌，个体逐步由单位走向社会。22作为广场舞大妈主体的 50 后、60 后，由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带来的职业境文化民主与空间正义：广场舞的文化空间治理|99遇的变化以及下岗潮带给个体生命历程的结构性变迁，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过去极为珍视的“共同存在”正在失去，而在广场舞“大场面”的组织形式中却意外地找回来了当年的兴奋。广场舞超越了它的自然属性及其发生主体，成为一种时代的隐喻，即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5广场舞大妈在家庭中一般扮演家庭主妇或半职业妇女半家庭主妇的角色，平庸疲乏的生活、枯燥单调的工作使她们丧失了对自身的认同，而广场舞成为她们认同且有内在动力的人生高峰体验。23随着后来 70 后、80 后加入广场舞队伍，消费社会、信息社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个性化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广场舞这种社会行动成为人们工作之外自我价值实现的又一选择。人的价值分为社会价值、个人价值和自我价值。人们在广场舞行动中获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又将其作为中介和桥梁把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有机地联系起来24，从而使得社会更加和谐。其三，广场舞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社会行动是社会学家在对工业社会进行理论探索中提出的概念，也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最初提出并让这个概念获得共识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韦伯认为，社会是由人的行动构成的，没有人的行动便只会见到一个一个的人。人的行动对其他人造成影响，进一步引发他人反应，也产生行动，形成了万花筒般的社会。对他人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被韦伯称之为社会行动。可是，在社会行动中，行动的发生并非是自然的、均等的。行动的发生受行动者主观意志的支配，也受行动者行动能力的约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进一步赋予了社会行动新的意义。他认为，社会行动者不仅具有能动性，还具有反思性。对社会行动的能动性和反思性拓展，深化了社会行动的内涵。25我们认为，能动性和反思性是对广场舞的真实刻画，也是广场舞大妈主体性的本质特征。各地的广场舞文化活动往往是由一批爱好文艺且有一定政治动能的中老年女性发起的，她们通过跳舞使自己变得健康，利用社会网络，通过情感说服与事例说服的方式影响更多的人来参与跳舞。当自己的文化权利得以尽情表达时，广场舞问题又促使她们对公共道德缺失进行反思并重建。伴随着广场舞者公共性建构和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这也不失为一条建立自律性民间社会的可能性探索之路。其四，广场舞客观地表达着曲折的政治意蕴。一是包含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追怀和对中国当下医疗体制的感性批判。26计划经济时代尽管经济更为落后，文化生活比较贫乏，但比较注重面向普通大众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设施，每个城市均建有电影院、文化宫、工人俱乐部、群众体育场、露天茶座、露天电影等。市场经济初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管理者认知水平的限制，原来供普通市民休闲与娱乐的文化空间与设施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