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义和团运动的价值变...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化为例_张小英.pdf

第 38 卷第 1 期学报No.1 Vol.382023 年 1 月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Jan.，2023DOI:10.16069/ki.511610/g4.2023.01.015五四前后义和团运动的价值变迁 以 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化为例张小英(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朝阳 100024)摘要: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一个具有多歧性与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五四前后，义和团叙事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评价背后隐含的是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而作为义和团事件舆论引导的主要人物，新青年同人的文化心理是值得探究的。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致痛斥到后五四时期的意见分野，新青年同人面临着自我东方化的挑战、舆论话语权的争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以及多种文化取向抉择等一系列问题。他们不同时期的价值判断与历史抉择不仅仅反映出个人思想变迁、五四精英文化心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五四前后的历史光景与社会变迁。关键词:义和团运动;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文化心理;文学史叙述中图分类号:D691;K25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23)01010007收稿日期:20220122作者简介:张小英(1997)，女，四川泸州人，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近代思想史。20 世纪之交，一场以底层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西潮反击运动兴起并发展迅猛。义和团势力范围一路从鲁西北地界扩展蔓延至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乃至满洲及内蒙古地区。作为地方性事件的义和团由于抵制西潮、民教冲突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清廷、外国势力三方对垒的局面当中，刺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对义和团的讨论却未绝于耳。作为一项国际性事务，义和团的历史是由中外势力共同构筑的。对西方世界而言，“义和团成了欧洲人和西方人关于第三世界认知体系的一个长久组成部分，被打上了野蛮暴力的标签，视作黄祸的源头，笼罩着恐惧、焦虑的氛围。”1 14而在国内，义和团运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历经了迥乎不同的评价。由 20 世纪初的拳匪乱事、20 年代后的反帝称赞，再到建国后的“革命神话”以至于 80 年代后的重新思考，义和团叙事不停地在贬斥与歌颂中摇摆。义和团也因而成为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中具多歧性与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而知识分子通常是舆论引导的先驱者，作为历史叙述者的他们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如何仰仗历史评述反映时代特色，表达自我文化诉求成为值得思考的命题。一、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话语下的痛切批评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在场”经历者，清末维新人士的历史记忆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重要参考。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耦合下，作为过渡时期“转型一代”的新式知识分子对义和团的评价褒001贬不一。有康有为、麦孟华一辈将义和团视为破坏改良、扰乱社会秩序的乱民，采取敌视态度;有蔡锷、梁启超等人保持中立态度，从海内外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转变审视义和团的生发与影响;也有极少数像辜鸿铭、严复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义和团投以同情赞赏态度，敬佩其爱国精神2。同时，作为当时新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舆论策源地的报刊领域，对义和团的报道评论也以贬斥为主。上海 中外日报主笔密切关注义和团兴盛衰亡的全过程，进行大量的新闻采写，批判义和团为百年之余孽，京畿之乱民。申报新闻报等报纸话语模式也渐趋一致，塑造拳匪形象，力主剿匪。在文学创作领域，将义和团“妖魔化”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在 孽海花中，曾朴以“赛金花”为原型叙述对义和团的历史记忆，虚构“瓦赛情史”，着力批评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恶劣影响。在 救劫传中，作者将义和团事件与“己亥建储”相关联，刻意遮蔽洋人恶行，称义和团为白莲教之余党，冠以妖匪的名号。在 剑腥录中，林纾在开篇即谈到“乱天下者，义和团也”。总体而言，出于启蒙史观的影响，清末新式知识分子虽处于中西交冲、矛盾两难的境地，但对义和团的评价总归是贬大于褒，拳匪之言占据主流。新文化运动时期，延续了清末知识分子的“在场说明”的同时，五四新知识分子群体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更进一步加深了义和团愚民乱国的固有印象，特别是对其迷信与排外色彩的刻画。陈独秀早年曾在其主办的 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包括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 论安徽的矿务 论戏曲 亡国篇等。贬斥义和团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煽惑愚民，为害不浅。同时批判国民缺乏家国意识，任由拳匪闹事，推卸责任。1918 年又进一步在 新青年上发表 克林德碑一文指责义和团的过失。他将造成义和团起源的原因归结于儒释道三教的影响和守旧党派的阻扰，“批判义和拳就是全社会各种迷信邪说的结晶，痛斥守旧党人纵匪仇洋，不知西洋文明为何物，守着历代相传保存国粹妄自尊大的旧思想。”3 陈独秀将义和团运动与世界现代文明进程相联系，主张破除义和团所代表的封建迷信色彩，走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这样中国新社会才能不再蒙受耻辱。又如作为五四运动主将之一的胡适也一直对义和团持批判态度:“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4 418除此之外，李大钊也在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谈道:“断不许以义和团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帘，不自反东洋精神立明之颓废。”5 这一时期，鲁迅与陈铁生关于义和团的争辩同样惹人注目。鲁迅发表于 新青年上的一篇讽刺性短文批判学界名流鼓吹“打拳”的社会乱象，带有鬼道精神和危险的预兆6。遭到时人陈铁生的怒斥，认为其混淆了义和团与拳术的区别:“义和团是鬼道主义，技击家乃人道主义。”7 本质上而言，两者的意见大体相同，都将义和团视作封建迷信的典型代表予以批判，只是关注的层面有所不同。鲁迅关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腐朽封建的因素而陈看重的是武术自身的声誉，鲁迅将义和团视作现在进行时而陈将义和团看作过去式。在五四新文化健将眼中，义和团被当作是中国社会中想破坏一切东西的象征仿佛是不证自明的存在。而被忽略的一点即义和团排外、野蛮标签建构的形成也许并非自然形成。何伟亚在 英国的课业中提到“西方媒体对义和团事件报道的大规模扩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美国和中国本身对这段历史的接受和理解。”8 出于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以及对殖民侵略的美化，西方列强努力制造着一种权威叙事，将西方铭记成这场运动中的受害者，将义和团打造成一场供人玩味的历史演出。发动针对义和团的惩罚性远征;开展大规模屠杀运动;修筑作为屈辱标志的克林德碑;利用传教士书写奠定义和团野蛮排外的民间基调。通过各种行为仪式的确立，将义和团起因固定为排外这一单一叙事版本，义和团野蛮暴力的属性被“合理化”，成为不证自明的存在。可根据史学家考察，直到 1899 年 12 月 31 日，义和团才杀死第一个洋人1 8。在西方殖民话术的浸透与后启蒙理性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下，面对复杂落后的社会环境，革新求变、启蒙民众成为摆在五四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最大诉求。而义和团鲜明的反科学、反理性的特征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象征物用以实现五四101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设计与想象。但在这一进程中，五四知识分子是否存在自我东方化的倾向是值得思索的。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欧洲人对亚洲的一种建构，是欧美发展的自主产物。但是德里克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认为:“亚洲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东方的建构，因此东方主义也应被视为亚洲现代性的一个问题。东方主义在某些方面需要东方人的参与才能赋予其合法性。”9 而在这样的实践交流中，知识分子则是首当其冲的，因为他们是距离东西文化最近的人。在西方文明体系的熏陶下，知识分子群体不自觉地会以西方文化为风向标，因为客观现实表明传统的文化架构短时间内不具备推动社会进步的属性。因此，在面对西方列强对义和团形象的想象与肆意建构之际，五四知识群体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以其标榜的理性态度进行合理审视，而更多的是采取一种配合的姿态，刻意巩固了这种他者化想象。利用西方视野进行自我投射，将欧美眼中的中国形象融入本国国民普遍形象的一部分，对其中呈现出的野蛮、排外、暴力的属性予以猛烈抨击。并以此为契机，对不合时宜的传统概念提出怀疑，主张向更先进的西方文明学习，以达到重塑中国社会，培育新式国民的目标。虽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革新发展，但是这种带有“矮化意识”的弱势文化心理不免落入中西文化比较的逻辑怪圈，一定程度上也算得上是自我东方化的表现。这也侧面巩固了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昭示着西方“文化殖民”的胜利。除却时势之下国家发展的需求，五四知识分子对义和团“拳匪”形象的鼓吹也带有话语权力争夺的企图。晚清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传统士绅逐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向。旧式文人的参政特权不再，造成话语权失落、国家政务参与度大大下降，知识分子从实际权力中心退却到边缘地带。而中国经世致用、入世为官的历史传统深深耕植在读书人的脑海中。关注现实、参与历史，将自身打造成社会的主体而非被动地接受历史的遗弃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需求。而五四时期，舆论话语权的争夺异常激烈。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10。新青年早期的处境并不十分理想，既无鲜明主旨，又缺少大家执笔。1917年 8 月，新青年三卷发表之后，因发行不畅，群益书社中止出版。后因陈独秀极力交涉，勉强续刊。1917 年 11 月蔡元培举荐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众多北大教授加盟，轮流编辑。依仗北大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新青年的社会影响力才逐渐扩大。但 新青年同人面临的问题依旧繁多，不仅有晚清桐城派新式文人的驳斥，还有以杜亚泉 东方杂志为代表的“调和派”的反对和普通民众的怀疑11。为了实现舆论话语权的掌控，陈独秀采用“故作危言，以耸国民”的方式，以“骂战”的形式获取大众的关注。而义和团这一历史乱象的重提正好契合了这一需求。对义和团反智、排外色彩的批判不仅能突出 新青年民主、科学的新气象，还能在与东方杂志关涉东西文化的论争中占据强势地位，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二、后五四主义时期:民族革命话语下的意见分野相较于五四前期，对义和团拳匪叙事的盖棺定论，1924 年以后思想界的态度发生逆转。文学创作领域发生了对义和团历史叙述的改写。五四前期被视作愚昧野蛮的义和团运动在这一时期摇身一变成为“反帝”的代名词，其负面形象通过文字的书写逐渐消解。在宫闱小说中，朱鹤影宫女遗花记、张鸿的 续孽海花和陆士谔的 孽海花续编中都将赛金花塑造成为国奉献的民族女英雄，也从侧面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生发的合理性。在武侠小说平江不肖生的 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叙及义和团运动部分，也着重描写了洋人在国内的种种恶行，对义和团的不良举动则有意略过。而较于义和团小说的集体转向，新青年同人在思想始终有所不同。有的坚持五四时期的批判，而有的则完全改变。1924 年陈独秀在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将“义和团与五四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称为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12 同时在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中一改昔日在 克林德碑中的言论，“把义和团的起因归结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奋起反抗，是一般落后的农业社会的产物。将义和团的功与过上升为全民族之责任，201歌颂 义 和 团 为 中 国 民 族 革 命 史 上 悲 壮 的 序幕。”13 同样产生转向的还有李大钊，在 1925 年7 月 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一文中他将关注的重点放置在了义和团的民族主义属性之上。“义和团的生发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后中国人愤恨之结果。”14 而陈独秀等人对义和团评价的再次颠覆，却遭到了胡适的公开辩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运大享通:“六年前作 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15 而与胡适保持一致的还有周作人，基于民族精神中自大、蒙昧的反思，周作人依旧将义和团视作“匪”。他认为“至如拳匪那样，想借符咒的力量灭尽洋人，一方面对于本国人大加残杀，终是匪的行为。”16 蔡元培也曾婉转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