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种知识结构——兼论...新文明形态与文明范式的构建_何哲.pdf

6 总第四OO期当前人类文明整体面对来自政治、经济、生态、科技、国际关系、治理等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形成了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危机。这种整体性危机催生出对文明本质的思考以及探寻人类新文明形态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对文明本质的探寻也就是整体文明观的问题。历来人类整体文明观交织着进步论和实体论两种观念，两者虽然无法完全割裂，但是倾向不同。早期文明观念倾向于进步论，将文明定义为开化和进步，与愚昧内容摘要：建构人类新文明形态必须要解决文明的根本性问题即确保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为什么有些文明能够持续性进步而更多的文明则在历史中消亡或者停滞？这一问题涉及对文明本质的回答。历来对文明本质的问答交织着实体观和进步观两种观念。实体观隐含着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进步观则隐含着文明本身的可持续的知识性发展。从进步观的角度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历史性发展趋势是从暴力性社会向知识性社会的演进。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凝结的知识结构，其包括对人与自然认知的智的知识，人类社会内部组织的善的知识，以及体现人类创造性与和谐性结合的美的知识。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在于实现历史持续性的知识结构发展，这里要同时回答好李约瑟之谜、诺斯之问和治乱循环难题。构建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根本在于建立面向智、善、美的可持续的知识性文明范式，其基础在于构建开放、法治和均衡的文明体系。关 键 词：文明知识结构范式实体观进步观知识性文明作者：何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89）何哲文明是一种知识结构兼论人类新文明形态与文明范式的构建微信公众号7Feb.2023文明演变与知识供给青年学人专刊 二 O 二三年 第二期相对应。而近现代以来，尤其以汤因比和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将文明实质等同于基于文化、民族、国家的社会共同体，从而产生了文明竞争与淘汰的实体冲突观。显然，这种观念窄化了文明本身所具有的深远的知识性与进步性。因此，在构建人类新文明形态时，必须要回到进步性这一文明本意。回顾人类历史可以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众多的文明实体，然而，绝大多数的文明实体都在历史上消亡或者长期陷入发展的停滞阶段，这背后隐藏着对文明本质和观念的不同倾向性认识。而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构建，必须要破解文明消亡和停滞的历史性难题，建立能够支撑人类持续性进步的新文明范式。从进步性的角度来看，文明就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具有进步性的精神与物质成果。因此，文明是人类主观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所凝结的产物，这种产物在具象世界中表现为具体的物质、制度和文化创造，其背后则是人类整体知识结构的累积和进步。也就是说，文明相对于野蛮，最本质的体现是人类社会知识体系的立体构建，这种构建来自于实践并推动实践发展。因此，从进步意义的文明观角度而言，文明是一种知识结构。当然，对于何种文明观的理解，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其中涉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问题，从人类长远的历史性进步角度而言，都需要确立不同于实体观的整体文明观。人类若想摆脱文明冲突和走上持久性的文明进步之路，就必须要回到文明的进步性和知识性的本质上来。文明与文明观文明这一词，英文为 Civilization，是 Civilized（开化的）和 Civil（市民的）的 变体，来自于拉丁文 Civis（市民），本身意味着相对于野蛮的进步状态。在中文中，早见于尚书 舜典“濬哲文明”，指的是文德昭昭、智慧深远的意思。易传 文 言又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通纹，斑驳交错之意，“明”为日月昭昭之态，“文明”呈现出天下多姿多彩而光明大放的状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明都意味着开化、繁荣和进步。因此，文明可以被定义为人类社会中进步性、良善性、先进性的成果总和。近现代人类对于文明的探讨，始于启蒙时代，伴随着对于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反思以及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经济社会政治的大发展和大变革。早期的欧洲文明研究完全是针对于愚昧的欧洲宗教封建制度的，如孟德斯鸠和大卫休谟提出的文明政体论。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区分了文明的政体和野蛮的政体，他把专制政体称之为利用恐怖统治的政体，而文明的政体最重要的是制定了明确的规则也就是法。休谟则隐含地勾画了四种形态的社会发展阶段：野蛮的社会、古希腊古罗马社会、封建社会和商业文明社会。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思想家们则明显区分文明与文化，反对法国启蒙派的刻板统一的文明观，认为其内生性地蕴含着实体扩张的倾向，这体现了德国的文化自觉意识，对于今天反思传统文明观的局限具有启示。对文明的比较影响很大的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申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95年，第26页。高全喜：政治宪法学视野下的“文明政体论”从孟德斯鸠到休谟的政体论申说，学术界 2016 年第10 期。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第2733页。8 总第四OO期研究见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它将人类发展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一讨论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积极响应，并为福泽谕吉、梁启超等一大批东方启蒙思想家所借鉴。如恩格斯指出,“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要求作出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在东方，作为影响日本乃至东亚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指出，文明是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同时亦指出“文明之为物，至大至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以文明为目标的”。根据这一对文明的界定，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定义为三个阶段：野蛮阶段、半开化阶段和文明阶段。这一思想不仅在日本影响深远，也对于清末变法图强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们影响很大。如梁启超就深受其影响，在其文野三界之别一文中，沿用了与摩尔根和福泽谕吉类似的分法，将人类划分为“野蛮之人，半开化之人，文明之人”。当然，梁启超、严复等中国启蒙学者与福泽谕吉主张彻底西化亦明显不同，中国启蒙学者深受中华文化传统熏陶，更加具有文化自信，强调中华文化本身的文明价值。例如严复早年反对传统文化，但中晚年后逐渐冷静反思，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为群学肄言时，在译序中就大为叹服，认为此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由上可见，近现代早期启蒙思想家虽然皆意识到文明具有进步和实体两层含义，但更倾向赋予文明以进步的本意，以与人类的原始与野蛮状态相区分。而进入 20 世纪尤其是冷战以后，世界形成了以两大阵营为基本划分、多个国家群体对抗的格局，这使得文明的概念越来越具象化、国家化、实体化，这时候文明就逐渐等同于国家或者文化趋同的国家群体。典型的代表就是汤因比和亨廷顿。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将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划分为 28 个文明，认为其中 18 个文明已经死亡，除了濒死的 2 个外，现存的 7 个文明正处于西方文明的威胁之下。亨廷顿则更为直接，认为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当今世界主要有七八种文明的互动，而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其中对西方文明最大的挑战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这种实体文明观显然是将文明狭隘化，忽略了文明本身的进步意义，从而加剧了文明之间的对抗。在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以人民为本、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弘扬道德、完善制度、保护生态等发展文明观。在 70 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陆续形成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完善了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观念，从而形成了五大文明协同发展的系统文明观。由此观之，人类社会对于文明观念的历史性发展，是从早期的基于文明实体的进步观逐渐转为基于实体的竞争观，从而逐渐淡化了文明进步性的本来意味。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要回到人类文明进步性的本意上，才可能超越传统文明观始终围绕文明实体所带来的内生冲突性的局限，走上持续性的知识进步之路。摩尔根：古代社会 上册，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页。福泽谕吉：文明论概论，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30页。梁启超：梁启超合集 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0页。斯宾塞：群学肆 言，严复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81年，第xi页。汤因比：历史研究 中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1页。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9Feb.2023文明演变与知识供给青年学人专刊 二 O 二三年 第二期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势：暴力性社会走向知识性社会如果确立了回归进步观作为新文明发展的基础视角，就需要进一步从文明本身的进步趋势来衡量文明的发展程度。从已有的人类对于文明的衡量而言，尽管衡量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有很多种视角和指标，典型的如技术、制度和文化维度。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即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趋势是从暴力性社会向知识性社会演变。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人类社会是充满着野蛮和暴力的。在从动物向人转变的时期，人类不仅要不断地与自然界作斗争，同时社会内部也处于激烈的互相征伐、奴役、掠夺的状态。从现有的历史记载来看，早期人类的暴力程度是相当高的，氏族之间、族群之间的攻占掠夺，往往会带来大面积的屠杀或者使失败一方沦为奴隶。无论是东西方人类早期的神话还是历史记载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在古希腊城邦中，真正的公民只占一小部分，大量的人口来源于战争中俘获的奴隶。出于对暴力的抵抗，早期的国家也就形成了。暴力集团通过抵御外敌而在国家中起到了核心中坚的作用，例如古罗马军团在后期逐渐控制了政治，执政官出身于军旅，而地方军团逐渐演变成为行政机构。在东方更是如此，历代王朝兴替无一不伴随着残酷的暴力冲突和战争，乃至中国历史上曾经十余次出现过基于社会暴力的人口大衰减。而新兴起的军事集团一旦战胜原有统治者则很快也会转变为新的行政管理机构。当然，除了最极端的社会暴力也就是战争、杀戮和奴役外，其他形态的社会暴力在古代也是普遍存在的，如大面积的社会控制这意味着对自由的剥夺。在东西方的历史中，除了完全剥夺自由身份外，社会中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其他形态的软性暴力和权利剥夺，比如，西周春秋时期的封建领主制，兴起于宋朝的保甲制以及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等都曾在不同程度剥夺了人身权利。可以说，在漫长的人类古代社会，与生产力的落后相伴随的，是社会中暴力的普遍化。当然，人类社会的形成并不只来自于暴力，知识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条主线。从人类起源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起源的根源在于劳动。而人类劳动的重要成果就是知识的生产，知识体现在人类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从合作捕猎和采集野果，到学会用火制造工具，再到通过种植获取粮食。可以说，正是由于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不断积累知识，才得以从低级的灵长类动物进化为现代智人，并掌握越来越复杂的征服改造自然和组织社会的工具。从国家的产生而言，除了以上的暴力防御外，早期的治水工程可能是国家形成的另一直接因素。古代西亚对两河流域的治理，古埃及对尼罗河的治理，中国夏朝大禹治水等关于治水的古代传说，深刻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于治理水患的迫切需要。而治理水患，需要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组织的知识。除了治理水患，古代各种大规模工程的修造，如城市的建设、农田的规划、军事防御设施的构筑等都依赖于不断增长的知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古罗马法的制度体系，古印度的因明学、药学，中国古代的冶炼、算学、医药等，构成了璀璨的古代知识体系。廖学盛：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历 史研究1995年第5期。徐平华：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波动与人口压力，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钱津：人类劳动的起源、转化与完善进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社会科学动态 2019年第4期。涂成林：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互动逻辑基于马克思与魏特夫的比较视角 ，哲学研究 2013 年第3期。10 总第四OO期古代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发明，无一不是知识创造的结晶。此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