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对话星丛...从反映论到对话论的范式转换_金惠敏.pdf

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对话星丛兼及人文科学研究从反映论到对话论的范式转换金惠敏小 引本书(1)的写作实属偶然。2020 年 12 月 27 日曹顺庆教授安排我做丹麦学者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教授讲座评议人。拉森的题目是 文学与文化的相遇：泰戈尔的 家与世界 。作为职业文学研究者，拉森对泰戈尔的解读自然是感性和生命的漫游，讲故事，叙人情，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但他更多的是其犀利的目光和独到的剖析，如醍醐灌顶，如甘露洒心，给听众以智性的快乐。而我本人对拉森有关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理论阐述心有戚戚，直叹相见恨晚。在讨论环节，他与几位中国学者的对谈亦诚挚而富机巧，蔼然仁者更兼论辩高手，跌宕起伏，风流旖旎。于是我提议博士生周姝同学整理和翻译，尽快交由刊物发表。后来在校对这份对谈稿时，我方才注意到拉森已有译著在中国出版，是庄佩娜博士翻译的 无边界文本：文学与全球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真是孤陋寡闻了。原拟写篇书评做点推介，不意通读全书后竟发现，其所涉及的课题既是西方文学和文化领域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也是当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所普遍关心的世界性问题。譬如，面对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文学研究是与其划清界限、谨守本位、不越雷池一步呢，还是与它互学互鉴、和而不同、星丛共在，再或者合流出新、一体不二、共谋大业？于此，拉森的立场和策略可圈可点，而对于那些一直关心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命运的学者则更是如及时雨、如雪中炭。无意间竟是发现“新大陆”了！所以在写过两三页之后即放弃了随笔风格，而决定以拉森提出的话题为线索，进行一番深入的、系统的和庄严的研究，且亦奢望借着拉森而开辟一个“文学文化学”新领域，虽不能面面俱到，教材那种写法一向不是我之所“在”，但至少为其打下基础，草拟出若干基本原则来。至于细节嘛，可以俟来日慢慢充实。这大概就是那种一本书引出另外一本书的故事，当然我希望这故事能够获得一个哈姆雷特被生产成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性质。一、文学性包含并以非文学性为存在前提我深深地受教于拉森的是他制定了关于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议事日程，让我有路可循，避免了构想庞大体系时的那种晕眩或凌乱。我与拉森的主要不同是他认为文学之作为文化仅仅表现在其功能上，文学的接受和传播具有人类学的性质，而文学在其本质上却是不能被文化定义的。他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书中有此论述，后来在给我的电子信件中又予以确认。异乎是，我则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来自其非文学要素与文学要素的二元对立，不仅概念范畴上如此，而且感觉感性里也隐藏着无意识性的理性逻辑。可以把非文学要素称之为使文学要素得以凸显的背景、环境：没有绿叶，何来红花？！文学感（美感）看起来无影、去无踪，但实际上都是可以找到其隐而不显的发生路线。审美并不神秘，审美是可以解释的。简单说，找出了文学的负面，便是找到了文学的正面，即我们素常以之为“文学性”的文学面貌。文学性永远是建立在非文学之基础上的，且一旦离开这一基础，其自身亦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纯文学就不可能存在。悖论地说，假定文学确有其文学性本质的话，那么此本质一定是复合了文学的非本质性元素的。这是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概念辩证法。(2)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为“文学性”提供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即大家都熟知的“陌生化”理论：“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 陌生化 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3)也许没有谁可以否认，是“陌生化”让“文学性”得以实现，因而“陌生化”亦可视之为“文学性”的本质，盖“距离产生美”即此之谓也。不过，大约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同时认识到，“陌生化”其实并非彻底克服了非文学要素，使后者柔顺地进入文学性的殿堂，恭听文学性的权威及调遣。非也，这种克服绝不意理论088味着粉碎、锤炼或蒸馏，使非文学性元素发生质的变化。诚然，文学王国以文学性为主导，其权威不能被破坏，但在这个王国里，非文学性穿戴着文学性的盛装而包裹的则是非文学的躯体和意志，与文学性乃貌合神离，它总留着一只眼睛瞄向文学性之外的世界，总不忘记寻找越狱（“语言的牢笼”）的时机。文学性不是不清楚非文学性的三心二意和虚与委蛇，而是不仅了解这一隐情，且亦深知自己的文学性身份必须由这种非文学性来保证。没有非文学性，便没有文学性的位置。在上引那个著名的“桥段”里，什克洛夫斯基看起来是要为“陌生化”和“文学性”张目，但实际上说的是在体验非文学性，体验生活和事物，这个被设置了障碍的即“陌生化”的体验是文学性，而体验所指向的对象则是非文学。在这段话的前面，什克洛夫斯基讲得很清楚：“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4)唯美主义的符号学家可能反驳说，文学性体验的生活、事物和石头等等是艺术符号而非真实存在的生活、事物和石头；对此，我们要回应说：文学或艺术通过符号或被陌生化了的形式乃是为了引导我们更真切地回到事物本身，没有现实世界在文学世界之外的遥相召唤，文学就成了漂浮的能指，成了空中楼阁，成了波德里亚所谓的“拟像”，不指涉任何外物，而当一切都变成审美的图像时，即在一个泛美学的世界里，不仅真实事物不再存在，虚假的东西亦不复存在了。没有真实，何谓虚假？！同理，没有“非文学性”，何谓“文学性”？！文学的共和国是一个文学性和非文学性共在的世界，更关键的是，这种共在指的是彼此依赖对方、通过对方而确定自身之身份。自俄国形式主义成型以来，外部批评一直受到内部批评的诟病，但唯美主义批评家始终未能注意到，外部批评的合法性恰在于文学内部总是保留着、活跃着非文学性因素。文学性的形成和构成少不了非文学性的加入，准确地说，这是必须。那些渴望为自身辩护的形形色色的外部批评或功利主义批评，说实在的，也并不真的知晓这一奥秘，因而不仅其论敌，也包括其主张者、实践者，都不得不承认对文学的外部要求终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本性。如果对此不能有清醒的认识，那么文学批评将永远在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之间做钟摆性运动，而不可能前进半步。非文学及其批评与其说是社会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倒不如说是文学性自身的、内部的、审美的需要来得更为贴切、有理和有力。文学性对于社会现实的批评性张力，不是阿多诺所想象的以文学性之结晶、凝聚为艺术的一方，针对着作为另一方的社会现实之丑陋，就如我们在文学阅读中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精神的升华一样，而是在文学作品之内部便先已被安排了文学性和非文学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即是说，文学对社会生活的批评性张力已经蕴含在文学作品内部。唯美主义者/（俄国）形式主义者是承认非文学性可以被移入文学性内部而成为文学性的一个构成部分的，如巴赫金所看到，这些人“承认日常生活可以进入文学、可以 提高到文学事实的高度”，但是他们由此而错误地断言，进入文学的日常生活便“不再是日常生活了，它是靠放弃自己的日常生活意义而获得文学结构意义的；日常生活意义被取消了”。这就是说，在文学性中，没有非文学的位置，它被彻底转化了，消灭了，无影无踪了，或者说，进入文学性，就是放弃非文学性，二者不共戴天：“形式主义者把文学与文学之外的现实（这里讲的是文学性的日常生活）的相互关系说成一者单方面地吞没另一者的关系。”与形式主义的纯文学论不同，巴赫金发现：“实际上，这里完全不发生一种意义被另一种意义代替的情况，而是把一个意义放到另一个意义之上，当然这不是机械的叠放，而是给事实的日常生活意义增添文学结构意义。假如事实没有日常生活意义或者在进入文学时失去了它，那么这个事实对文学来说是无用和无益的。”巴赫金这里所坚持的是：日常生活在进入文学作品之后，它尽管会被添加一种新的即文学的意义，但并不会因此而造成其自身意义的全然丧失。“在文学之中会有另一个日常生活的事实”，它与位在“文学之外”的日常生活事实“发生某种相互关系（例如，发生矛盾）”。一句话，巴赫金所欲坚持的是“艺术的内在社会本性”。正是因为相信文学性中含有非文学性这一点，巴赫金就不是简单地把文学世界与社会现实对立起来，而是如果说二者确实有对立的话，那也是发生在文学内部的事件：与外部的“社会因素相对抗的不是文学的本性，而是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内在因素的另一个敌对的社会因素”。(5)前者是形式主义的观点，把文学性与非文学性截然对立起来，后者是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文学性”的批判，真正与非文学性对立的不是文学性，而是文学性之内的非文学性。不是文学性反对非文学性，而是非文学性反对非文学性；它们从文学作品的外部一直厮打到文学作品的内部。这应了那句老话：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对此，不妨再引巴赫金原话予以强化：“当文学感到某些社会因素和社会要求是它外在的东西、与它的本性格格不入时，绝不能得出社会因素本身与文学格089格不入的结论。实际上，只有当一个社会因素与文学本身之中带有另一个阶级的倾向性的另一个社会因素相对立时，这个因素才是真正的外在因素。”(6)在巴赫金看来，有两种非文学性，一种在文学性之内，一种在文学性之外。文学性并不与任何一种非文学性发生对立。发生对立关系的是诸非文学性，无论它们在文学之内或在文学之外。至于文学性，它不介入、不干预诸非文学性及其矛盾。在其对形式主义“文学性”理论的批判中，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巴赫金，其意图显然是要解除文学与社会的矛盾，而将其归结为社会诸矛盾在文学内部的回响。再仔细辨认，其意图实际上有两个相反的指向：一是将文艺学变成文艺社会学或文艺政治学；二是由此而将文艺净化为“文学性”，让文学的归文学，让社会/政治的归社会/政治。通过这番复杂的操作，巴赫金如果不是回到了什克洛夫斯基的纯净文学论，也是在它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间做了调和。这结果，对巴赫金的理论是有利有弊的：其利的方面在于收获了一个文学性之内的非文学性，弊的方面则是丢弃了形式主义之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独立的立场的观点。不错，文学是各种社会力量的角斗场和谈判桌，但除了社会力量之外，文学性内部还有文学性自身的即“文学性”的立场和力量。这一“文学性”有点特别：它可以与任何一种立场或力量结盟，但又从来不固定于任何一种立场或力量，因而其本性是对任何一种立场或力量的超越或保持距离，无论它如何具有肯定性，但从来不丢弃其否定性和批判性，它反对任何一种立场或力量的固化、僵化、极端化，因而难以成为一种立场或力量的永远的忠实队友，它在任何时候都带有“不合时宜”的秉性。巴赫金否定了文学性的独立和自在，而仅仅视其为一个美丽的外观、形式、容器，一个可能的危险后果是文学将随时沦为任何一种政治的工具。文学的批判可能来自文学之外的批判，如政治的、道德的、人文的、宗教的等等，但也一定有来自文学本身、审美本身的批判，这种批判被席勒、青年马克思、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做了充分的展演。社会无论怎样，文学总是与其不一样，文学在此不一样中成就它自身的特殊性。由于将非文学性请入文学性内部，而且由于这种非文学性又表现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立场和力量，那么当各种非文学性元素共处于文学内部之时，一种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局面便出现了，巴赫金将此称为“复调”或“多声部”，他有时又以“教堂”作喻。所谓“复调”或“多声部”指的是“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被作者“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7)而所谓“教堂”乃是喻指一个“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它象征着互不融合的心灵进行交往”，有罪的和无罪的、忏悔的和不忏悔的、得救的和被惩罚的都在这里聚集。巴赫金于“复调”和“多声部”以及“教堂”之喻所强调的是多元，且这多元之间绝不相妥协和融合，这不是“一元论的唯心主义”所可想象的。(8)不过，在巴赫金所描绘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文学世界里，什么“元”都可以有，但唯独不能有“文学性”或“审美”这一“元”的存在，换言之，在“复调”或“多声部”的构成之中，没有“文学性”这一“调”，这一“声部”，其所有的构成元素都是非文学性的。文学作品之内竟然可以没有文学？！这听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但事实的确如此：在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中，巴赫金已经把形式、审美、陌生化等排挤出文学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