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庆参加石油会战（下）_王炳诚.pdf

28石油知识 双月刊回忆录/RECOLLECTIONS我在大庆参加石油会战 王炳诚（下）亲切的关怀041961年8月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视察大庆，会战指挥部指定由我在现场向中央领导进行汇报。下午4点，康世恩副部长和张文彬局长陪同刘少奇主席来到井场，钻工用热烈的掌声表示对中央领导的欢迎。刘少奇主席微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康世恩副部长向刘少奇主席介绍1202钻井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并介绍了这个队的业绩。刘少奇主席很高兴地说：“好哇，祝你们取得胜利！”井场上响起来热烈的掌声。我向刘少奇主席汇报了1202钻井队打井情况，他一边仔细听，一边微笑着点头，汇报完之后，他和蔼地对我说：“你们一个月能打几口井？”我告诉他，“一个月能打四五口井，最快的是去年六月份，1202钻井队月开钻5口，完井6口，平均4天多打一口井。”刘少奇主席高兴地说“好哇！”刘少奇同志和随行人员列成一排站在井场上观看1202钻井队进行快速钻井，一边看，一边向康世恩副部长问话。他用右手指着井架问我：“这个井架是不是咱们自己造的？”我说：“是，山西太原机械厂造的。”他听后十分高兴地笑了。刘少奇主席走向泥浆泵房，仔细看了泥浆泵的工作情况，然后向钻台走去，走到钻台梯子前马上要上钻台。这一点我们事先没有准备，我刚想上前搀扶他，他已经一手扶着栏杆，健步上了钻台，和在钻台上工作的钻工一一握手，并微笑着向司钻李继良点头表示慰问。刘少奇主席看着方钻杆飞转，双目顺着方钻杆向上望着水龙头，问我：“那上边是不是电动马达？”他老人家对工业生产很内行，立即联想到那可能就是驱动方钻杆旋转的动力。我急忙解释说：“您指的那是水龙头，后面连着的是水龙带。刚才咱们看到的泥浆泵，通过水龙带、水龙头把泥浆打到井底，然后把井筒里的岩屑带到地面，是钻井的循环系统。”接着，我又指着后面的柴油机说：“钻井的动力来源是柴油机，柴油机带动转盘转，转盘带动方钻杆转，方钻杆下面是钻杆，钻杆下面是钻铤，钻铤下面就是钻头了，这样钻铤就带着钻头旋转钻井。”对上面的讲解，刘少奇主席频频点头表示满意。从钻台上走下来，走到整齐排列的刮刀钻头和牙轮钻头处，刘少奇主席弯下腰仔细观看，夫人王光美蹲在旁边。我做了详细介绍，也讲到了钻头在打井时的重要作用。刘少奇主席问：“这钻头是进口的还是咱们国产的？”我回答：“国产的，是上海造的。”“好！质量怎么样？”康世恩副部长回答：“质量很好，已经赶上苏联钻头的水平了。”刘少奇主席缓步走向场地，场地上整齐地摆放着几百米钻杆，指着钻杆又问我“这是不是国产的？”我回答：“是，这些钻杆是鞍钢生产的，钻杆质量很好，一年来，大庆几十部钻机都使用这种钻杆，很少发生折断事故。”刘少奇主席说：“很好！”在离开井场前，刘少奇主席又向康世恩部长询问了钻井工人的生活情况。国家主席的视察和亲切关怀，对大庆油田、大庆钻井战线是极大的鼓舞，1961年，1202钻井队打出了骄人的成绩，全年钻井进尺比本队1960年提高了45%，超过了苏联哥联尼亚功勋钻井队。1961年7月22日，接到会战指挥部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在1203钻井队向来视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汇报大庆的钻井情况和这个队的事迹。第二天一大早，井队休息班的职工全部集合在井场，列队等候。9时左右，康世恩副部长陪同邓小平同志和随行人员驱车来到井场。一阵热烈掌声过后，我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钻井情况，并介绍了1203钻井队1960年在大庆油田50多个井队中获得钻井进尺第一名的好成绩。当介绍该队第二任队长谢大楼时，我报告说：“谢大楼是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第一口发现井黑油山一号井的司钻，曾在井上负过重伤，伤愈出院后，毅然奔赴井场，他是发现克拉玛依油田的一位功臣。”邓小平听了很高兴，祝他们队在新油田再立大功。之后，康世恩副部长陪同邓小平同志及随行人员走到钻台前方，观看井队进行快速钻井。中央领导的关怀，对他们的勉励，为这个队注入了巨大的动力，这个队在1961年继续打出了钻井的好成绩。2023 年第 1 期292023 年第 1 期但是自己组织并参加攻关的钻井八项技术研究工作，仍责无旁贷地列入自己的工作日程，特别是中型钻机改交流电驱动、定位射孔、气动下灰和千米刮刀钻头等重点项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星期都要和项目组见面。后来又负责组织当时全国第一深井松基六井(完钻井深4718米）的各项攻关、冰上钻井、南一区3排39号救援井等的研究、设计、审批并进行现场施工指导。1960年到1966年的7年间，大庆长垣上出现的钻井复杂情况和重大井下事故大多是我亲自到现场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处理的。在我的许多任务中，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经常亲自检查技术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科技办公室（原工程技术室）的工作，指导他们为8位总工程师当好助手，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在油田勘探、开发和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由于工作需要，在这期间，先后有段功武、赵凯民、丑君宇三位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做过我的助手。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工作上我和各位总工程师同甘共苦，共挑重担，虚心向他们学习，以彼之长，补己之短，力争多做贡献。在待遇上我从不和任何人攀比。1963年评定工资时，组织上将我定为技术三级，我申请降两级。经多次申请后，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很高兴。1963年底，我和会战工委副书记李荆和同志、大庆会战“五面红旗”中的铁人王进喜同志、朱洪昌同志、大庆会战标兵张洪池同志等五人一起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北京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我有幸第二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一次是1953年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第一代中央领导同志。这是党组织和大庆数万名职工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殊荣，大会期间毛主席发出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以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论述和提出的奋斗目标，使我精神振奋，更加下定了为发展祖国石油工业向科学技术进军和“两高、两发展”方针051962年5月19日，会战指挥部任命我为会战指挥部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兼会战指挥部钻井总工程师，同时任命刘树人、史久光和闵豫等7人为各路总工程师。他们在当时都是年富力强，各有专长，经验丰富，是本专业的高手。他们善于出主意，人们把他们誉为“摇鹅毛扇子”的人，意思是说他们是领导身边的“诸葛亮”，用现在的话说是领导的“智囊团”。1963年1月，我又被任命为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兼总工程师。当时，整个会战指挥部二级单位和机关处以上干部有90多人，多数是1938年前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前辈，我这个35岁，出校门才12年的学生，担负如此重任，能胜任吗？我心中压力很大，但我认识到，领导把我放在重要的岗位上压重担，是锤炼我、培养我，让我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我决不能畏缩不前，有辱使命，我把“处处虚心学习，事事慎重思考”作为座右铭，力争在工作中不出或少出差错。为了发挥8位总工程师的集体智慧，会战指挥部于1963年1月成立了技术委员会，任命我为会战指挥部技术委员会主任，刘树人、史久光任副主任，张家祺、钱召南、王彦达为技术委员会委员。除此之外，各二级单位的主要技术领导、总工程师、会战指挥部主要专业处、室领导也是技术委员会成员。技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整个油田的规划、设计、技术工作和科研攻关；对探区的重大工程项目，向会战指挥部提出咨询意见，供领导决策；向会战指挥部领导提出可供决策用的其他建议或方案。那时我虽然离开了钻井指挥部，1963年与母亲左家贞（后排右2）、岳母彭秀英（后排左2）和三个女儿在干打垒住房前合影30石油知识 双月刊回忆录/RECOLLECTIONS奋斗一辈子的决心。有一天，我趁大会休会，带领王进喜同志和张洪池同志到天津大港油田学习硬质合金刮刀钻头镶焊技术和固井气动下灰装置，学习时间虽不长，但开拓了思路，学到了他们的长处。可以说是国家大事和油田科研两不误。1964年初，徐今强副部长到大庆油田兼任油田总指挥、工委书记。当时，我在领导集体中分管生产技术和全油田的科研工作，能在自己一向仰慕和尊敬的革命前辈领导下工作，对我来说值得庆幸。1964年到1966年，几乎每天和徐今强同志朝夕相处，他是上级又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更是我们的楷模。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尊重客观，尊重科学，做事深思熟虑，很少即席讲话，他对下级对群众总是谆谆善诱，他的为人具有一股强大的凝聚力。他上任之后继承和发扬了前任部领导“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研”的好传统。1965年，石油部在北京召开局、厂领导干部会议，徐今强副部长率大庆代表参加。会议结束时，徐今强副部长向大庆代表宣布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由宋振明和我带队，率各二级单位的副指挥、总工程师和各科研单位的领导，到工业发达的上海、沈阳、鞍山等地参观学习。我们在上海去了江南造船厂和许多各具特色的小工厂、里弄作坊式的小厂；在沈阳去了重型机器制造厂、电缆厂、电机厂、水泵厂；在鞍山去了钢铁厂。此行历时30天，收获很大。收获之一是开阔了眼界，长了志气，更加坚定了发展石油工业的信心。我们亲眼看到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万吨水压机和大型锻造件一次挤压成型工艺等。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重工业发展上了新台阶，达到了新水平，是发展石油工业的坚实技术后盾，有了这样的后盾，发展石油工业何愁可用之材，可用之物。收获之二是小厂创奇迹，“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上海的一些小厂和作坊式的里弄工厂，人少条件差，但他们追求大目标，敢于瞄准并赶超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一个制作别针的小厂，硬是瞄准国际名牌“三五牌”赶超，当时“三五牌”针尖用1500次不磨钝，他们的针尖已达到万次不钝。凤凰牌自行车，硬是瞄准英国的“兰铃牌”赶超。他们把“兰铃”分解成100多个赶超点，一点一点地比着干，当时已有70多个达到了同等水平。上海人自豪地说，这叫“小厂办大事”“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它向我们暗示了一个真理，财大气粗条件好固然可以办大事，做大贡献，人少、钱少、条件差，也可以办大事做贡献，前提是人要有大志气、大决心、大干劲，这个观念必须在我们的头脑中扎根。收获之三是从中学到了一些好的管理方法。“工业学大庆”，全国各地都来学大庆，我们走出去认真看别人的成绩、认真听别人的经验、认真反思，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到过的单位，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决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收获之四是广交了朋友，和一些企业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可以借助他们的人员、装备和技术为大庆油田的生产和科研服务，使发展大庆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参观学习回来后，我们向领导和职工汇报了学习情况和心得体会。这次汇报成了大庆贯彻上级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1964年徐今强提出把“向科学技术进军”作为会战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1965年他又提出，油田生产建设要坚持“两高、两发展”（高度机械化、高度自动化，发展新工艺，发展新技术）方针。他要求科研工作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组织攻关，并一再强调选准攻关课题的重要性，要求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性的课题，以此作为动员群众向科学技术进军的目标。他在大庆工作近三年时间，每年列入会战指挥部的科研项目都是由他亲自主持会议逐项讨论，然后和会战指挥的领导及各总工程师反复听取各部门、各研究单位的汇报后，慎重确定的。他提出的指导思想正确地引导了油田的科研工作，为油田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为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开辟了道路。为了贯彻“两高、两发展”方针，努力向科学技术进军，会战指挥部在已有的“两院”（研究院、设计院）“一所”（采油工艺研究所）基础上，相继成立了矿机、深井、自动化、油建施工、地球物理等研究所，专业科研人员达到了两千多人，加上各二级单位成立的技术攻关队，科研队伍的人数已达6000多人。会战指挥部为加强科技管理工作，设立了科技办公室，由我兼任主任，另有章贻俊、周箴铭、徐景达、冯兆麟四名副主任，他们都是水平较高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专家，接着，会战指挥部又宣布成立“向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