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想象与...学为坐标与参照的谱系学考察_赵振杰.pdf

2023年第2期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农耕历史与文明的泱泱大国，其文化的根基具有鲜明的乡土属性。“乡土文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历代文人创作的主流。相比之下，文学中的“城市”更像是一个作为乡村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者”形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与乡村从来都不仅局限于地域空间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对位关系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定和等级秩序。本文力图以乡土为坐标和参照来考察文学史叙述中“城市”形象的起源、想象与嬗变，进而挖掘城市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期为当下的城市文学写作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一巨人肩膀上的侏儒严格意义上讲，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文本形态中，“城市”的主体性很大程度上是缺席和失语的，或者说，在古代文人群体的审美意识中“城市”并非先验地构成一个自足的美学意象。解释这一判断最好的起点无疑是考察这个词语的词源。说文有言，“城”者，从土，从成，意指“完全用土垒筑的墙圈”；“市”者，上“之”，下“兮”，意指“往来嘈杂声”。“城”与“市”合，用来指代一切与商贾买卖相关的活动场所。正所谓“天下熙熙皆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想象与变迁以乡土文学为坐标与参照的谱系学考察赵振杰摘要：在古典文学的言说场域中，拥有千年文化传统加持的乡土文学牢牢地占据着话语权力的制高点，文学中的“城市”更多集中在王权政治的象征和道德审判对象上，城乡差异往往意味着世俗与诗性的对位；而伴随着启蒙现代性而确立起叙事合法性的现代文学，则将城乡之间的差异悄然转换为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之间的对立；新时期以降的当代文学叙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城乡之间的对位关系又被引向了更为极端化的叙事轨道，一方面是对城市空间中物质欲望、官能享受的热情拥抱，另一方面是对日渐消亡的乡土经验、田园景观的深情凭吊。关键词：城市文学；形象起源；文本想象；身份嬗变；时空观念164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15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与之相对的词汇是“乡土”。“城”从“土”来，自不必多言，真正值得玩味的是“乡”字。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像二人面对着盛满食物的器皿，表示二人相向而食。罗振玉在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中指出：“象飨食时宾主相向之状。古公卿之卿、乡党之乡、飨食之飨，皆为一字，后世析而为三。”实际上还有方向之“向”，古代也写作“乡”。一字而四兼，这在汉字中极为罕见。显而易见，这与古人造字时的集体无意识密不可分。经过一番词源学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较之于“乡”这个古老多义、制作精良的源头性文字，“城市”更像是一个含义单一、构造粗糙的派生性词组。由此，文字起源背后所渗透出的先天性意义次序和价值等级便一目了然。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古代文学史叙述当中，“乡”的起初对立面并非“城”，而是“朝”，因此，乡土文化的早期对位模型不是市井文化，而是庙堂文化。抑或是，“庙堂文学”才是城市文学的文本雏形与经验前史。从滥觞于周的诗经大雅绵，到盛行于汉的两都赋二京赋蜀都赋，再到魏国曹植的 名都篇，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北宋周邦彦的卞都赋，元代黄文仲的大都赋，直至明代盛况空前的北京赋，无一不洋溢着对天子威仪、皇权统治的礼赞与讴歌。古代城市文学中一统天下的“权力主题”到唐代中后期才有所松动，由于经济型城市（尤其是南方城市）的发展壮大，城市文学的王权讴歌功能逐渐让渡为富有烟火气的世俗生活书写，于是催生出唐朝王建的夜看扬州市，北宋柳永的“婉约词”、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作品；明朝以降，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然萌芽，以“金本位”意识为表现主题的市井文学进入井喷期，诞生了“三言二拍”、金瓶梅这样的骇世名著，以及晚清的风月梦海上繁华梦 海上花列传等一系列狭邪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人对于商业繁荣和市井烟火的细腻描摹与呈现，往往同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绑定在一起，仿佛都市与堕落是一个同体共生的DNA双螺旋结构，即便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浮华奢靡的都市体验的艳羡与迷恋，作者依旧要在文本结尾处“发乎情而止于礼”，膝跳反应般地给予一定程度上的道德谴责与批判。不得不说，古代文人潜意识当中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对于这种叙事惯性和审美定势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社会中，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文人的心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植根于乡土的文化传统的掌握之下。“落叶归根”“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入土为安”“近乡情更怯”“月是故乡明”从这些词句中，我们不难发现，“乡土”才是古人的理想人生归宿，相比之下，“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旅舍、驿站，因此有关“城市”的文本更多承载的是“借古讽今”“劝百讽一”的道德诉求和批判功能。正是因为古代文人普遍具有相当自觉的乡土意识，道法“自然”的山水风物、田园生活才会被涂抹上一层浓郁的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光晕；相反，作为“乡土”文学镜像存在的“城市”书写，由于其不在古典美学价值体系中心的“他者”身份，必然难以在文坛上与乡土文学争辉，而“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秩序，也注定了以工商阶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城市文学始终无法成为古典文学的叙事主流。借用西方中世纪的一句谚语讲，古代文学中的城市形象，就像是一个站在乡土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巨人肩膀上的侏儒”也为此后大量涌现的城市文学奠定了两个基本的叙事雏形，即劝谕讽谏立场下的权力讴歌与道德伦理视野中的欲望书写。二一个“字头”的诞生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强调，现代性意味着一种在特定的时间意识下发生的文化转变，即从一种由来已久的永恒性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与内在性美学，前者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的理想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文学史叙述中“城市”想象与变迁1652023年第2期和新奇。具体到文学语境中，“一位作家，无论他喜欢与否，都脱离了规范性的过去及其固定标准，传统不具有提供样板供其模仿或提出指示让其遵循的合法权利。对于现时的意识决定了他灵感与创造性的主要来源，而这种意识又受制于现时的当下性及其无法抗拒的瞬时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于现代作家来说，过去模仿现时远甚于现时模仿过去”。如果说，文学的现代性表达为现时美学对传统美学的挑战与颠覆的话，那么，其中必然伴随着“现代城市”与“乡土中国”之间的话语权与合法性争夺。在现在通行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被普遍视作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鲜明的界碑，它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文学的现代化”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重要的描写对象和叙事内容。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前言处就明确写道：“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以及城市现代化本身所产生的新的矛盾、困惑，都对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的面貌（从内容到形式）产生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在现代文学史的叙事视野下，“城市文学”的书写史本质上讲就是一个“文学的现代化”的历史；而文学的现代性要求又先天决定了现代文学中的“城市”不再仅仅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存在，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时间性”价值。换句话说，现代“城市文学”所要面对和处理的，不仅是城乡范畴中的自我定位问题，也不仅是全球化语境中的未来走向问题，更是在进化论观念加持下作为历史存在的逻辑自洽性问题，正是这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和“身份自觉”为现代城市书写提供了文本想象和形象嬗变的重要依据与动力。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国门，现代性开始遭遇中国。外患与内忧相交织，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艰难求索，“城市想象”成为了一种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重要建构性力量，于是催生出诸多带有城市空想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例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的 狮子吼，陆士谔的 新中国，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五四”时期，西学大量涌入，思潮此起彼伏，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大批文人志士扛起思想启蒙的大旗，将“被压抑的现代性”彻底释放。如果说陈独秀在 文学革命论中所倡导的“推倒迂晦艰涩的古典文学，建立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主张中尚未形成“城市文学”自觉意识的话，那么，可以肯定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为“乡土文学”下定义时，头脑中已然存在一个较为明晰的“城市文学”概念。尽管五四时期“乡土小说”蔚为可观，然而，“乡土”也随着这些“侨寓作者”的书写逐渐沦为了一个陈腐、凋敝、落后，充满了恐怖、暴力与死亡的人间炼狱；而孕育着思想解放的理性微光的城市（尤其是新文学运动的策源地上海与北京）则更多承载着作家对于未来的想象与思考。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小说，从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到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诗歌，无不为“文学中的城市”涂抹上一层沉郁、理性、浪漫、感伤的理想主义光泽。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已不再是一个以“乡土”为宿主的空间寄生者，摇身一变成为具有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间领主”。进入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尽管文学主潮由“文学革命”转变为“革命文学”，但“城市”依旧是“革命”的主战场，无论是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作家还是京派、海派文人，潜意识中都存在这一个“文明 VS 野蛮”的城乡对位模型，只不过思想观念与写作立场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城乡观念的差异。茅盾笔下的“城市”延续了五四启蒙现代性意义上的“大叙事”，工厂、港口、码头等之于左翼无不具有鲜明的解放意义。一如子夜在开篇处大段的城市景观描写：“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166Light，Heat，Power！”到了张资平、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海派作家笔下，“城市”具有浓郁的商业属性和世俗气息，外滩、霞飞路、百乐门成为了消费主义的象征符码，隐含着 1930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审美想象；京派作家虽然主要致力于各自“故乡世界”的营造，对于城市文明普遍持一种讽刺批判的态度，但乡村并未因他们的审美打量彻底倒退回古典意义上的“乡村乌托邦”，其内在的闭塞感与野蛮性反而愈发凸显，与此同时，城市文明之于京派文人的意义也远非“不屑一顾”所能完全道尽，其中还隐藏着京派与左联、海派在话语权争夺、意识形态建构等方面的策略与意图。后来随着左翼文学成为叙事主流，以及文化政治斗争的日渐白热化，沈从文、朱光潜、废名、萧乾等京派作家相继被批驳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就与他们在文本中对乡村原始野性的审美化处理，无视城市工人的革命价值不无关系。此为后话，这里不多赘言。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救亡压倒启蒙，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让城市文学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思想情感改造问题而被迫陷入停滞，相反，以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为中心的农村题材创作开始在阶级优先性的庇护下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叙事主流，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的作品因此获得了政治合法性。与此相对，张爱玲、苏青、徐訏等作家在这一时期的“上海书写”，却因与主流叙事偏轨脱序，而被文学史形象地描述为“孤岛叙述”或“飞地叙述”。综上所述，如果一定要为现代“城市文学”总结一个大致发展轨迹的话，笔者愿将其概括为：前二十年是“城市对抗乡村”，第三个十年是“农村包围城市”。而这两种“叙事模式”亦在创作观念上深刻影响着此后几乎整个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与表达。三从“敌人”到“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权力对文学界控制的进一步强化，以及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持续升级，1950年代到1970年代文艺界的批判运动此起彼伏。“城市文学”因其天然携带的物质性、世俗性、商业性、娱乐性，在批判运动中被统一贬斥为带有“中产阶级趣味”和“小资情调”的“反动文艺”I1。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些被誉为红色经典的“十七年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多少与“城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