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与历史视野：“社会...国化”问题的历史社会学路径_孟庆延.pdf

2023 年第 1 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 1，2023第 50 卷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Vol 50(总第 266 期)(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General No 266问题意识与历史视野:“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历史社会学路径孟庆延(中国政法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100088)摘要社会学作为一门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引介到中国的学问系统，从最初引入之时便面对着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乃是普遍的社会学理论同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张力问题。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张力，又如何真正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建立面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成了社会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社会学的中国化，究竟是理论概念上的中国化还是研究对象上的中国化?抑或是研究方法上的中国化?本文通过对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发现，潘光旦、费孝通和瞿同祖等老一辈社会学研究者构成了国内社会学研究的古典时代，开启了一系列经典的本土研究范式，并被后来的学者继承下来。当下的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凸显出问题意识的整全性、研究视野的开阔性以及经验研究的总体性三重特征，既是历史社会学研究在发展历程上的突出特征，同时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路径。关键词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意识;历史社会学;理论传统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23)01-0101-09 收稿日期 20221001 作者简介 孟庆延，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青年学者项目(2019)的阶段性成果。社会学起源于西方，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并逐渐生根发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学的国际化与中国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化”与“国际化”的争论存在多个理解维度，它首先是重经典理论阐释的研究导向与重规范实证方法的研究取向之间的张力;其次还容易被理解为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之间的争论，前者秉持的是代表性逻辑，追求的是普遍性;而后者则坚持典型性逻辑，强调的是个案的总体性1;再次，这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分歧;最后，这是偏重科学主义取向的西方社会科学范式和偏人文主义取向的本土化范式之间的对话2。在本文中，笔者将跳出“理论方法”“量化质性”抑或“普遍特殊”这样的固有框架，尝试从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这一趋势背后的理论根源着手，来探讨“中国化”的实践形态及其可能路径。在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社会学是和历史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学问系统 因为无论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还是涂尔干(mile Durkheim)，抑或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们的研究本身就蕴含着对文明与社会的历史关切。近年来，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历史转向3，这并非只是历史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问题，而是关乎社会学这门学问本身的理论资源与方法路径问题 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既非被动接受西方知识体系的过程，亦非“嫁接”抽象概念框架的过程，而是在对中国历史传统与社会形态的诸多关键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不断101DOI:10.15970/ki.1005-8575.2023.01.007进行方法融合、理论对话与体系创新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对当前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研究传统、理论传统和方法路径进行学理探讨，厘清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同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一、历史社会学的起源:古典社会学的母题如果严格按照当下学术体制规范来看，作为分支学科的历史社会学的开创者乃是以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家 4。然而，西达斯考切波作为历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在谈及历史社会学这个语词之时，却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新兴领域看待，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正在复兴的研究传统，并追溯到了社会学的古典时代。她写道:基本上来说，社会学从 来 就 是 一 门 以 历 史 及 其 取 向 为 基 础 的学科5。如果从问题意识及其由此所形成的研究传统来看，古典社会学的经典研究传统又都有着内在同一性，这就体现在他们对“现代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意识的不断追问上。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变化，职业系统逐渐取代地缘、血缘和宗教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分类机制，这也就有了整个社会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6。与之相应，现代职业系统还通过对职业伦理的塑造起到了培养公民道德作用7。不唯如此，涂尔干同时还在追问“渊源”的问题，他既揭示了宗教这一神学问题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基础与社会表达8，又勾勒出从前现代到现代教育思想演进背后的社会历史基础9。在此基础上，涂尔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社会学的解释程式必须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社会事实的复合体，而不再是制定最一般的纲要;与此同时，历史的广博学识也会变得更有意义，因为人们可以借助它去 解 决 人 类 所 面 临 的 重 大 问 题。古 朗 治(Fustel de Coulanges)屡次重申，真正的社会学就是历史学;只要历史学以社会学的方式进行研究，那么这种看法就是不容置疑的10 530。马克斯韦伯在问题意识上同样对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关切。韦伯几乎所有研究，都在回应“为什么资本主义率先在西方产生”这一问题意识。他的回应方式亦是历史的:他对古印度教、古犹太教以及在 儒教与道教中对中国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的考察，其本质是在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率先在这些文明系统中产生”;韦伯还通过一系列历史研究揭示了西方文明最先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与历史基础:他对支配社会学的讨论，勾勒出不同的支配结构与现代国家生成之间的关系11，而他对传统型支配、卡理斯玛型支配、法理型支配及其历史渊源的辨析，则讨论了现代政党这一组织形态以及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本身的发生学基础12。从整体上看，韦伯通过对历史担纲者的精神气质及其与相应的制度形态之间关系的讨论，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的演进阶段及其差异化路径的历史根源做出了比较分析，对“理性化”这一历史进程及其演化路径进行理想类型意义上的讨论13。这也构成了 20 世纪 60 年代所兴起的以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历史社会学学理基础14。在面对作为现代性呈现方式及其后果的资本主义这一时代命题的时候，马克思以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开辟了一条整全性的解释路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之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在于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他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形态的不同演进阶段。这样一种分析方式亦贯穿于马克思对不同文明系统的分析中，他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对现代性来临之前的东方社会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有着不同的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理解这些演进规律的最核心要素则是以生产方式为主体的诸多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综上，作为社会学三大家的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当他们在面对“17 世纪的总危机”“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工业革命这一系列巨大变革的时候，开始以各自的方式来回应“现代性”的时代之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思想家在面对“现代社会”这个突如其来的庞大系统的时候，共同以“社会学”学问形态的方式给出了回应，这也造就了社会学学科本身的两个重要属性:其一，问题意识上的整全性。社会学是201面对时代巨变而产生的学问系统，其问题意识本身具有整全性特征，而并非专门针对某一单独领域，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研究何种具体议题，社会学的核心关切都在于文明形态的源流、形态及其后果。其二，学科视野中的历史性。社会学除了讨论现代社会的结构、机制、逻辑、特征等问题之外，还要去追问现代社会的起源问题，这也正是古典时期社会学家的共同旨趣，进而造成了社会学在学科视野中的历史性。然而，作为社会学固有属性的整全性与历史性，随着二战后以分科化和实证化为导向的美国社会学学术体制的建立而渐渐消退。这样一种朝向专业化运动的学科发展趋势，在整个社会科学的范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家与政党问题成了政治学的主要议题，而市场与财富问题则成了经济学的要主要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对整全性的时代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学从内容上看不断被分割。但是，任何有关“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实质上都离不开对国家的理解，也要涉及现代社会的复杂经济现象，于是乎，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分支学科都再度在二战以后开始以分支社会学的形态出现。于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开始出现，即社会学的学科属性更多是被研究方法或研究对象，而不是被研究的问题意识所确定，而近来有关“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也并未走出这样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这一问题并非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而是古典时期那些经典问题意识的中国化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社会学界近年来所出现的历史转向的趋势，以及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才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时代意涵。二、历史社会学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学的“古典时期”在 19 世 纪 末 20 世 纪 初，严 复 将“sociology”翻译为“群学”从而把社会学引入中国。在他看来，群学有着“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的作用，因而可以“明治乱、盛衰之由”15。杨念群指出，“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以及“社会科学”成为中国社会中的政治精英乃至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因为究竟如何使群体有力量，避免一盘散沙的状态已经成为当时的关键问题16。群体也由此成了传统中国现代转型中的重要课题;同时，中国传统社会中包括皇权、氏族等在内的诸类型的群体为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了困境，也成了后来潘光旦、林耀华、瞿同祖等社会学家思考的重要问题。由此，历史亦是中国社会学传统的母题，而这些将历史作为母题的本土社会学研究，也构成了今天中国历史社会学发展以及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基于此，笔者将对上述三位学者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加梳理，厘清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一)潘光旦论“人伦”:问题意识的整全性潘光旦作为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的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其研究实现了对经典社会学传统问题意识的中国化:其一，潘光旦的问题意识具有古典社会学的整全性特征，提出了面向中国文明形态的问题意识 他的核心问题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的群体形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别是传统的群体组织(例如家族)的构成原则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他指出，将“伦”理解为社会关系只是揭示了其中的表层含义，而其真正含义在于差别和差等 所谓“人有五伦”不只是在讲君臣、父子夫妻等之间的关系，亦是一种传统社会的分类机制与群体组织形态17 ，18。潘光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非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同时还展开了一系列关于明清之际的家族研究。他发现了戏曲中的很多特定行当是在某些固定的家世中代际传递的，进而指出某些特殊的“家族气质”具有传承性。该研究本质上是在剖析作为中国社会中群体形态的最基础构成单元 家庭与家族的内在关系规范及其特征，并和他的理论研究共同构成了潘光旦关于以“家”和“族”为核心问题意识的社会学研究传统的一体两面19。其二，潘光旦的社会学研究蕴含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因为他所讨论的问题关涉到理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即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群体原则究竟是如何变化的。潘光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是理论的，也是经验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实质上回应了儒家思想究竟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落地”的。潘光旦的研究传统，一方面真正将古典社会学的理论讨论转变为中国301问题，完成了问题意识上的本土化，也构成了今天历史社会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二)瞿同祖论“社会”:研究视野的开阔性与潘光旦通过对家族、人伦等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完成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不同，瞿同祖的研究直接处理了更为宏观层面的问题，从分析框架上看也更为丰富。瞿同祖一生有四本著作，即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 汉代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