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研究的学术史及其当代价值_郑飞.pdf

2023年第1期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从学理角度深入研究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2文明研究有助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支撑，为增强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一、文明研究的学术史考察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套文明研究的知识体系。比如，把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等要素文明研究的学术史及其当代价值郑飞考察文明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西方知识体系蕴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把现代化归结为西方文明的专利。马克思深入探索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文明系统的结构层次、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及其必然趋势，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彻底翻转，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文明观，扬弃了西方现代性的资本逻辑，证明了现代化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深入开展文明研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有助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支撑。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研究；西方中心主义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23）010005-0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料整理及研究”（21&ZD047）郑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北京100732）5江西社会科学20231视为判断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把科技手段运用于考古工作，把地下考古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拜占庭学、西方古典学等西方文明研究可谓蔚为大观。文明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世界史、古典学、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哲学家的思索还深入文明的本质之维。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知识体系在深层次里蕴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他们大都通过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来观察和理解人类历史上的各大文明。康德把理性确立为自然的基本原则，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他说：“大自然就曾产生过一位开普勒，开普勒以一种出人意表的方式使得行星的偏心轨道服从于确切的定律；大自然又曾产生过一位牛顿，牛顿便以一条普遍的自然原因阐明了这些定律。”3(P3)德国古典哲学对文明的思辨从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开始，经过费希特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到黑格尔日臻完善。黑格尔把绝对精神视为世界历史的本质：“整个历史进程是精神的一种连贯进程，整个历史无非是精神的实现过程。”4(P449)黑格尔以精神的实现过程反思人类历史上的各大文明，在叙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时，从东方开始讲起，他讲到：“精神的朝霞升起于东方，但是精神只存在于西方。”4(P113)其文明研究的结论充满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东方的主观性的思想起伏这些思想既没达到科学的理解，因而也没有持久性此后，思想之光在希腊人那里拂晓了。”5(P374-375)他甚至认为，“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6(P98)。黑格尔文明观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时代条件的限制，他所依据的文献只能来自传教士，这些材料显然缺乏科学性。在黑格尔那里，民族精神第一次成为文明的真正实体，赋予人类各大文明在世界历史展开过程中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从而开创了从精神理念等形而上的层面来研究文明的传统，摆脱了通过器物制度等形而下层面研究文明的显在性，标志着文明研究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无独有偶，文明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常常以不自觉的方式显现。兰克以标榜科学和客观立场来研究历史而享有盛誉，其晚年口授的世界史就把东方文明排除在外，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欧洲的历史。斯宾塞提出文明的优胜劣汰，其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充当了殖民掠夺的辩护词。布罗代尔倡导长时段历史分析法，却不吝笔墨地叙述加拿大法语区的历史，也很难摆脱法国中心主义的嫌疑。西方学术界也不乏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局限性。韦伯以宗教作为区分人类文明不同类型的标识，运用类型学开展文明比较研究。他以宗教的经济伦理分析各大文明，貌似黑格尔以精神的实现过程叙述世界历史。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居于首位，新教伦理成为探讨世界各大文明的坐标原点，然后按照地域分布，分别是远东的儒家与道家、南亚的印度教、中东的伊斯兰教（未完成）、近东的犹太教，从东方到西方文明理性化程度的跃升中不难发现黑格尔式“精神的实现过程”的蛛丝马迹。然而，“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一方面，他强调文明的特殊性，仿佛世界各大文明不具可比性；另一方面，他又切实在各大文明间开展了广泛的比较研究”。这一理论悖结的核心在于，“韦伯式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最高形态是以世界各大宗教为主体的文明比较”，“他明确拒斥线性的文明进化论，声称自己的论述是 类型论的”。7理解这一理论悖结要从韦伯的新康德主义背景入手，“理念型”方法集中代表了韦伯对历史进程的多因果性解释。其实，韦伯的历史社会学关于各大文明类型的划分，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别，都不过是方法论上的“理念型”。我们很难给韦伯贴上“西方中心论”或是“东方中心论”之类的标签，其文明比较研究从根本上秉承了世界主义。环顾韦伯对世界各大文明的比较研究，虽不似黑格尔般绝对精神回到自身之过程，但无可否认其中暗含着对非西方文明无法走上合理化之途的扼腕和叹息。帕森斯则把历史社会学多因果性的丰富内涵简化成6单线程的文明进化论，遮蔽了韦伯文明比较研究的思想价值。韦伯对西方文明的悲观主义态度，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文化悲观主义思潮有关，尼采、胡塞尔、施本格勒都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进行过深刻反省。韦伯对各大文明的类型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海德堡“韦伯圈”的特洛尔奇、松巴特、舍勒等。雅斯贝尔斯用轴心时代学说进一步论证了人类文明的原生类型。在轴心时代，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希伯来的耶稣，印度的释迦牟尼，塑造了不同文明的精神特质，人类文明的原生类型便由此获得根本的规定性。这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的文化路向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研究开风气之先，明确地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改变了政治作为历史唯一主题的倾向，难能可贵的是他发现了文明多样性的发展规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文明比较研究上取得硕果。他认为历史的主题是人类各大文明之基本单元，并据此分析了东西方各大文明类型。他批评了自我中心、东方不变和直线进步等“三大错觉”，其文明比较研究与西方中心主义泾渭分明。更为重要的是，他强调人类历史上的各大文明存着治乱兴衰的规律，试图从循环和衰落中谋求文明的互鉴交融之道。二、马克思对西方文明观的彻底翻转在文明研究的学术史上，马克思是一座绕不开的思想丰碑。以前的学说都汇聚在这里，以后的思想都从这里开始。马克思的文明观与其现代性批判思想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批判理论，但现代性批判以思想资源的方式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之中，以至于后世的理论界以不同的方式继承其思想遗产。尽管马克思并未专门进行文明研究，没有建立文明研究的“三大体系”，但其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重要学说，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明研究的思想资源。马克思深入思索了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文明系统的结构层次、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及其必然趋势，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彻底翻转，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桎梏。时至今日，文明研究仍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视域，文明观成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具有潜力的学术生长点。唯物史观揭示了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唯物史观摒弃了黑格尔以来从精神理念等形而上层面来研究文明的传统，把文明研究奠基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文明观的彻底翻转，“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8(P172)。唯物史观不仅阐明了文明演进的一般逻辑，而且揭示了支配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殊逻辑。所谓文明演进的一般逻辑，阐明的是人类文明普遍历史之前提，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原则，而不是对现代文明的特殊说明。所谓支配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殊逻辑，揭示的是从抽象的人类文明之一般规定上升到对现代文明的具体说明，通过资本逻辑来揭示现代文明的支配性原则。质言之，马克思对文明演进内在逻辑的揭示，可以从人类历史之一般与资本逻辑批判两个层面来诠释。前者所指出的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和动力，是适用于人类文明的一般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者所揭示的资本逻辑，是对现代文明加以特殊说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连接一般逻辑和特殊逻辑的桥梁，使得唯物史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假设变成了获得科学证明的原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及其扬弃来说明人类文明的历史，把文明史归结为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过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文明研究的学术史及其当代价值7江西社会科学20231分工理论来中介异化理论，将分工作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交互作用的中介，解释私有制在人类文明中的起源。资本论及其手稿深入现代文明的本质之中，科学系统地说明了现代文明中人与人的关系如何“物化”为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揭示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真相。在现代文明中，资本逻辑是掩盖其他一切色彩的“普照的光”，也是决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资本逻辑塑造和规定了现代文明，其秘密在于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西方国家对亚非拉人民的殖民掠夺成为西方文明历史进程的特点。与黑格尔仅仅从精神理念层面来理解文明不同，马克思对现代文明持有一种复杂性理解。他从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双重考量中反思文明系统的内在结构，而绝非单一因素的考察，本源性地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机制。马克思肯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文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唯物主义的说明。从根本上讲，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构成了人类文明系统的基础，而不是德国古典哲学所言的理性。在马克思关于文明系统的阐释框架中，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地位是不同的。他对文明系统结构层次的阐释包含三对理论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当然，在这三对范畴里，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等物质生产因素无疑具有基础性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精神文化因素处于文明系统之外，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根植于实践活动。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系统结构层次的诠释，构成一个复杂性层级系统。在该系统中，文明的诸要素并不是平行结构。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文明系统的基石，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都是奠基在这种活动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不仅研究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形态，而且判定了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对文明形态划分最著名的是“三大形态说”9(P104)和“五大形态说”10(P3)。“三大形态说”和“五大形态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唯物史观本质性规律，前者侧重划分阶段的标准，后者侧重演进的阶段，正所谓月印万川。无论是三大形态说，还是五大形态说，其划分都体现出深刻的历史感。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感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建立在思维观念中，而是建立在人类文明实践的现实性活动基础上。马克思对文明形态的研究不是基于自然地理环境、民族国家、宗教等作出的类型学划分，而是主张文明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和倒退论。马克思基于世界历史的宏阔视野，判定人类文明交汇及走向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