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产视域下红色文化的传...生产——以湘江战役精神为例_冯予露.pdf

2023年第1期（总第183期）广 西 教 育 学 院 学 报GUANGXI JIAOYU XUEYUAN XUEBAONO.1，2023（Serial NO.183）2021年 4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湘江战役纪念园时，对湘江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1。1934年，发生在广西灌阳、全州等地的湘江战役，是长征历程中最为惨烈的战役，红军以牺牲4万多人的代价成功渡江并顺利北上。尽管此战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关键转折点，湘江战役的悲壮性直接促成了红军的思想觉醒，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形成了湘江战役精神。湘江战役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是树立民族自信、激发民族活力的重要力量。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际的频繁交往引起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使红色文化的弘扬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境况。一方面，弘扬红色文化的生态环境愈发复杂，红色文化的再生产方式与传播形式发生了诸多变化；另一方面，传承有效性不高、民众参与积极性不强、传播覆盖面不广成为当前弘扬红色文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继承和弘扬湘江战役精神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赓续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的应有之义，也是广大青年牢记“吃水不挖井人”、培养树立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生活态度的优质资源。湘江战役精神与红船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再次思考以湘江战役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在新时代传承的现状如何，其传承和弘扬过程中面临着什么问题以及思考相应的对策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文化生产的视角为出发点，以湘江战役精神为例，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进行反思。文化生产视域下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再生产以湘江战役精神为例冯予露（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1300）摘要：目前，湘江战役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主要依靠国家的主导来维持，是一种明显的政治化传承实践，更多地倾向于以教化为主的宣传模式，且在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过于强调思想性和理论性，传播的方式较为单一，传播渠道以自上而下的宣讲为主，其感染力和生动性稍有不足。而在文化生产语境下，红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可以看作一个不断被生产、被形塑的开放过程。在文化生产过程中,多元力量参与生产以及传播手段的多样化是实现湘江战役精神大众化传播的两个关键点，也是推进湘江战役精神实现有效传承和再生产的支撑点。关键词：文化生产；红色文化；再生产；湘江战役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410（2023）01-0035-06收稿日期：2022年4月29日-35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一、文化生产的内涵及特点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上的文化生产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形成，“文化生产”与“精神生产”在具体指称对象上具有一定的交叉重叠。但文化生产具有自身的特点，它注重社会整体生产活动，突破了精神生产成果的独占性、抽象性以及与物质生产的对立性。（一）文化生产的内涵在19世纪中叶之前，文化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被学界广泛使用，但这一时期学界还未将文化看作运动发展的过程2。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文化的生产如艺术、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了资本的影响，特别是文化生产方式的发展更为明显，传统的个性化生产方式逐渐被现代化、集体化的生产方式所替代。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学术理论界看到文化生产是一个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结果，是一个可以被生产、不断变化的创造过程。进而学者对文化生产的商业行为不再用“真”“伪”来判断，而是将这些行为看作是建构文化的部分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注意到了精神生产问题，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精神生产进行了论述。“文化处在不断被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的观点离不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3。他的精神生产理论是文化生产理论的基础，开创了研究文化生产理论的领域。马克思以分工为线索，系统论述了精神生产理论，他将生产划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提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4，认为精神生产是高级意识的生产，如艺术、科学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化生产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本身具有一种“剩余价值”。随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共同发表启蒙的辩证法，该书首次使用了“文化工业”这一现代化概念，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产业欺骗大众的本质，即论述分析了在资本家的操纵下人们日常所接触的报纸、广播、电影等作为现代商业文化生产的产物，影响着大众的观念、情感以及审美趣味5。在他们提出的“文化工业”这一概念中，就确定了文化生产的具体内涵，即文化生产是现代工业生产形式下，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诸如电视、报纸、广告、电影等文化产品的生产。至此，文化生产的现代化定义得到确定。（二）现代文化生产的特点当代文化研究所使用的“文化生产”与“精神生产”在具体指称对象上具有一定的交叉重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与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生产不仅在历史背景上有巨大变化，同时在生产价值、生产成果以及生产性质上都有重大区别。1.文化生产价值的多元化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下，在价值层面上，文化生产的价值属性突破了精神生产的价值独占性，也就是说文化生产的成果不一定具有价值属性，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使得生产的产品可以不附加任何意识形态或价值内容也能进行交换。2.文化生产成果形态的多样性随着分工的出现，精神生产逐渐“摆脱物质的纠缠”而构造“纯粹”的理论、宗教、神学、哲学等，它们作为精神生产的成果往往不具有物质的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意义被看待，凸显了它是一种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而在现代社会下，市场是一双无形的手，调节和满足着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生产突破了精神生产成果的抽象性特征，文化生产的过程既要注重产品的“文化”内涵，还要把握好产品的外观质量。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所进行的文化生产既要体现社会主流的精神价值导向，也要满足消费者对承载“文化”内涵的物质产品的审美需要。因此，“文化生产”的过程必须兼顾精神生产规律和物质生产规律，生产的产品具有多元的存在状态和形式，不仅具有抽象意义的存在形式，还具有多样的物质形态。3.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交融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精神生产理论的阐述，是以唯物史观为背景，并着眼于社会生产分工下的精神生产的实践，强调了精神生产的社会意识形态即政治、法律、宗教、形而上学等，认为精神-36生产的成果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意识层面的表现。事实上，马克思非常注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概念也主要是建立在与物质生产相对立的基础之上。而“与精神这一概念不同，文化与物质不像精神与物质是截然两分的关系”5。在现代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文化生产已不再强化与物质生产的对立性，它是与市场流通、消费、再生产等整体性环节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文化生产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它在物质的基础上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与精神性特征。即文化生产的生产范围和过程既有精神层面的，也有器物层面的，它是一个注重社会整体生产的活动。因此，文化生产无法像精神生产一样与物质生产进行对立。基于文化生产视角来看，“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化类别，它的发展与传承一直受到多种力量的参与。当下，要探讨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红色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具有哪些显著特点？在传承中受到哪些力量的参与？各力量之间又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所形成的参与格局对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红色文化如何实现社会化传播从而扩大传承范围？基于以上的思考，本文以湘江战役精神为例，对湘江战役精神传承和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并基于文化生产理论思考湘江战役精神社会化传承的路径。二、湘江战役精神传承的特征笔者在对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实地参观考察，并结合新闻媒体、各大网站中对有关湘江战役的报道基础上，梳理出湘江战役精神在传承方面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政府参与层面：纪念空间与艺术展览并存当前，打造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纪念空间景观已成为开发与保护红色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革命纪念馆、博物馆、纪念碑等。湘江战役精神的传承同样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全州境内建有占地970亩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形成了以突出湘江战役精神为主线的“一园四区”的红色资源空间分布（大西江景区、凤凰嘴景区、安和景区、两河景区）。这些纪念性空间景观的建立，不仅是纪念事件本身，更是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等伟大精神的歌颂和赞美。此外，歌剧、红色书籍、专题片、红色歌谣等非物质形态的艺术纪念形式也非常多，如拍摄制作了湘江战役 长征等专题电影、纪录片；全州县政府组织史料征集人员深入各个乡镇开展收集相关红军史料活动。征集人员通过实地走访、采访亲历过湘江战役的人员及其子女，共收集了12个乡镇的红色史料和故事，汇编了100多个红军故事并出版全州红色故事汇7。全州红色故事汇收集整编了8首红色歌谣、6本红色书籍。全州县还组织开展了“纪念湘江战役、革命精神代代传”主题活动、湘江战役记忆史料展、“弘扬湘江战役精神”主题晚会等活动。这些艺术展览和活动与物质形态的纪念性空间一起，成为传承和弘扬湘江战役精神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二）参与者的叙事层面：无限的忠诚和坚定的信仰并存湘江战役参与者、目睹者的个体叙事和回忆也是构建湘江战役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和途径。由于湘江战役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时间久远，因而，经历湘江战役的老红军们以及当地老人们的回忆成为“再现历史”的重要渠道。通过对新闻报道、网络以及湘江战役纪念园等平台中有关老红军的采访视频和回忆性的文字梳理发现，参与湘江战役的老红军的个人叙事中夹杂着无限的忠诚和坚定的信仰，凸显了湘江战役时期战斗的艰难，年轻的红军战士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宁死不屈，在数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敢于面对，不计生死。刘清明将军回忆道：“湘江战役是我们打得最苦、死人最多的一次战役。天上有飞机，地下有追兵。我看到清澈的河水都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8“新圩阻击战确保了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安全，但是自师参谋长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9此类关于激烈的战斗场景的语言文学传播学艺术学聚焦冯予露文化生产视域下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再生产以湘江战役精神为例-37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叙事是老红军们回忆叙事的主要内容，同样也是传承湘江战役精神的神圣聚焦点。他们不仅是战役的参与者，也是战斗的见证者。除了讲述战斗场景的叙述模式以外，红军后代的叙述也是湘江战役精神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方式。对参与湘江战役的老一辈革命家后代来说，父辈的经历无疑会对他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和记忆：“因为惨烈，父亲不愿回忆湘江战役，也绝不吃湘江的鱼。”10“在父亲的长征日记中，记载的最惨烈的战斗当属湘江战役”11。这些红军后代的回忆叙事是经过父辈们讲述后进行的自我加工，他们删除了“大部分原型事件”，保留了被认为有意义的“部分原型事件”，他们记忆的这些事件融入了自己的情感、思维、想象以及态度，叙事更加细腻、富有感情，极易感染受众。（三）传承机制：政府主导下的湘江战役精神的传承不论是湘江战役本身，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湘江战役纪念园的批示和参观，或湘江战役纪念碑、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纪念林等纪念性空间的建立，或老一辈革命家带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回忆叙事，无不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可以说，湘江战役精神的产生和出现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文化生产和建构的结果，从其形成之初，就直接与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目前，湘江战役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主要还是依靠党和国家的主导来维持，是一种明显的政治化传承实践，更多地倾向于以教化为主的宣传模式。也正是在这样的宣传背景下，湘江战役纪念园一经建成，就成为宣传和培养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精神的重要红色文化基地，是塑造党员干部思想、培养青少年正确人生理想的重要实践基地。据统计，2019年11月至2021年2月，湘江战役纪念园承接全国各地党员干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200万人次，居桂北六县之首，成为全国各地学习“打卡”热点12。但是，一方面湘江战役精神的传承方式与具有传统性、自生性的民间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缺乏较强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