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视角下民族院校的教育使命与实践路径_王瑜.pdf

文化安全视角下民族院校的教育使命与实践路径王瑜1，2，韩倩倩2（1.南宁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2.广西民族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摘要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文化安全已经成为国家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针对民族院校在学科基础、生源特征、地方需求等方面独特的民族性，民族院校学生面临政治文化安全、乡土文化安全、语言文化安全等三个方面挑战。对此，民族院校担负着增强“五个认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乡土情感的民族文化教育、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的国家通用语教育等多重教育使命与内容，并在教育实践中应发挥思政课平台的引领功能，重视中华文化的涵濡作用，促进各民族学生的交往交流交融。关键词 文化安全；民族院校；教育使命；实践路径中图分类号 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4336（2023）01-0031-08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也从传统的军事安全不断向社会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演化。伴随着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化生态问题以及语言文字问题等公共问题被逐步“安全化（securitization）”，文化安全这一研究议题日益受到政府、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关于“文化安全”方面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我国一些学者首先针对其概念内涵、战略意义、理论价值等方面展开探讨。有学者认为文化安全是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基本制度、国家形象在不受外部力量影响的同时，这些基本文化要素在国内亦能免于内部敌对势力的侵蚀2。也有学者认为文化安全是保持国家精神层面的文化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一种状态，以及保持安全状态的能力3。基于已有文献可知，我国学者对于文化安全的基本内涵呈现出三点共识：一是文化安全是关涉国家层面的，聚焦个人和社会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安全，其与领土、主权、军事方面的安全有着同等重要地位；二是文化安全既要防止国外文化的威胁和入侵，又要保持国内健康的文化发展机制；三是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文化安全是一种保持文化安全的状态和能力。基于此，文化安全可以理解为是国家保持本国精神文化不被外来文化影响，进而保持本国文化健康发展的状态和能力。从具体内容上看，文化安全又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价值观念的安全、生活习俗的安全和语言文字的安全4。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地区在地域属性、文化特征以及经济水平等方面客观存在着较大差异，来自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在文化安全领域往往会面临着较其他地区学生更复杂多样的社会层级结构与参照影响。作为强调服务民族地区、注重培养各民族学生的民族院校而言，其在维护文化安全方面也担负着重要教育使命。对此，我国学者对我国民族院校的教育使命展开了不同层次的探讨。钟梅燕5、杨胜才6、陈锦均7等学者认为新时代民族院校的根本使命就是要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陈星波8、夏仕武9、陈达云10等学者还提出民族院校的重要使命是培养高素质的民族地区专门人才，服务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 背景下维护西南跨境民族文化安全的双语教育发展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XJC850003）。作者简介 王瑜，南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学；韩倩倩，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学。第11卷第1期2023年1月Vol.11No.1Jan.2023民 族 高 等 教 育 研 究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of Nationalities31DOI:10.14045/ki.rhen.2023.01.003展。基于此，针对民族院校在学科基础、生源特征、地方需求等方面独特的民族性，可以从政治文化安全、乡土文化安全、语言文化安全等三个方面对民族院校的教育使命与实践路径展开探讨。一、我国民族院校学生面临的文化安全挑战（一）政治文化安全挑战政治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观念体系和政治体制在保障国家政治安全的同时，可以为国家意识形态奠定基础11。政治文化为整个国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并维持着一个政治体系的基本态度，对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维护起着重要作用。在政治文化安全前提之下，每位公民都能对政府决策和行为进行理性认知与自主接纳，并在国家这一层面上自觉地形成共同体内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形成对国家政治文化的共识和国家政治情感的共鸣。具体而言，我国政治认同的核心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是每一位中国公民在政治制度、核心价值、发展理念等核心要素方面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的全面领导，并在遵循过程中所产生出的带有强烈共同体归属感的主体意识与共有精神，即政治文化安全在于每位公民能够对自己政治身份产生理性认同，并自觉维护民族国家共同利益。对此，在具有身份多重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多民族国家内部中，我国的政治文化呈现出“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相统一”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只有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共同努力，开拓进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各民族成员形成理性政治共识的背景中，每位中国公民对自身的中华民族身份和自身民族身份形成了一种共同性与差异性并存的认同关系，并在实践中呈现出辩证统一的博弈状态。例如，来自于不同民族地区的大学生往往会对其所属聚居地的自然生态及文化习俗表现出强烈倾向性，甚至是一定排他性的认可与共识。这种在行为模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大学生有可能会因来自不同地域而产生对彼此文化的好奇与接纳，也可能会因为价值理念差异而产生对他族文化的排斥与抗拒。后者的产生显然是不利于大学生群体形成稳定的共同体意识。为此，民族院校要铸牢这些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正确把握并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这组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在这对矛盾关系中，共同性处于优先性和统领性地位，在民族院校的各类教育活动中都应当是不断增进的本质属性与发展方向；而差异性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的，在教育生活中应得到包容与尊重。这组关系在合理范围内是一种相互促进、反相共生的共同体关系：若超过限度地强调共同性或消除差异性，很可能会让各成员之间的交往丧失动力，走向封闭、排斥，甚至产生出排斥、对抗的不利局面；若是忽视了共同性，则又极有可能导致各成员之间失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一致性动力，进而威胁其共同体的存在。（二）乡土文化安全挑战不同于政治文化，乡土文化的形成依赖于其形成的乡土社会。作为一种“差序格局”社会，中国乡土社会关系仍呈现出从每一个人向外扩散，并逐渐通过私人关系的增加而构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12。在这种具有独特空间特征、伦理特征以及人际关系特征的乡土社会中，乡土文化成为了当地民众精神价值最直接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指导和影响着乡土民众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品质。而这种由乡土民众在长时间互惠交往形成的乡土文化，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代际性发展特征和熟人社会中独特的“前喻式”道德情感。可以说，根植于日常生活与交往的乡土文化从一个人出生后就一直伴随其左右，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因此，作为民族文化的具象之一，乡土文化关系着每一位公民对于其家乡和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乡土文化安全也因此成为了关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议题，即应保障各民族成员的内在情感不受其他外来文化影响，并对乡土社会、祖国发展有高度的归属感与自豪感13。近二十年来，在“城乡统筹”“一体发展”的乡村教育发展思路中，许多乡村学校在“撤点并校”“寄宿制办学”“资源整合优化”等建设话语中已经成为了游离于乡土之外的“文化孤岛”。这就导致了许多从乡村学校升入民族院校的各民族学子们，虽然在村校这一“村落中的国家”中习得了统一的、现代的核心价值与科学知识，但也因为较为封闭的象牙塔式学习生活而失去接触乡土文化的机会与空间，并逐渐丧失对乡土社会、乡土生活的依恋与归属。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民族院校大学生会面临因为对乡土情感淡漠而出现的乡土文32化安全问题：一方面，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潮流文化会对大学生造成一定的价值冲击。这些外来文化价值往往更强调以个人为本位，注重自我权利维护和个体竞争意识，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乡土社会中强调保障集体利益和团队合作意识产生冲击。如果仅仅是对两种文化价值进行非理性对比，学子们更容易在经济实用性观念裹挟下认为具有先进科技水平和雄厚经济基础的西方文化是“现代性”的专属，而自身所属的乡土文化或本土文化则被打上“落后”的标签。另一方面，来自不同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学子从小就一直感受着乡土文化（个性）与学校文化（共性）之间的差异，并在以国家知识与主流文化为基准的教育晋升途径中不断遭遇着语言障碍、认知困境和学习挑战，也因此更容易将乡土文化视为一种弱势的文化资本或无用的文化价值。这些乡土文化安全问题往往会导致大学生在多元文化整合中对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精神依托与经济价值出现认知混淆，进而可能对中华民族与本民族的关系产生理解偏差。（三）语言文化安全挑战民族语言文字作为国家建立内部凝聚力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独特的人类文化和思维方式，更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性前提。而所谓语言文化安全，通常是指国家的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科技发展等需要14。其使用自己固有语言文字的权利不受到外部强权因素的侵害，更不会因他国语言文字影响而失去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主导地位，其具体可以包括语言文字自身状况是否安全以及其使用与推广状况是否安全。因此，作为多民族国家，我国加大普通话的学习和宣传普及力度，切实保障每位公民运用普通话交流，其实质是在保护每位公民的心理结构不受其他外来文化的非理性影响，进而保护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安全。一般而言，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语言地位不安全，是说话者在对自身语言与其他语言进行地位对比时产生的负面评价，其关涉的是本国语与外国语之间存在的主次、强弱等地位关系；二是语言身份不安全，是说话者因为自身语言与其所处社区或社群语言不同时产生身份不安情绪，其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外来人口等群体出现的语言身份与语言认同问题；三是形式语言不安全，是说话者因为过度重视语言形式的差异而导致对说话具体内容产生忽视，其聚焦于城镇化背景中地方方言与普通话之间交流互通问题15。对此，身处全球化大时代中，具有不同民族语言身份且带有不同地域口音的各民族学子们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学习生活中很可能会面对不同类型的语言文化安全问题。正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人们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的重要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交际功能，更是个体身份、民族象征、地域标识以及群体归属等符号意义的核心，具有建构文化认同的功能。语言文化安全也因此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关键。虽然我国各民族院校在国家通用语的普及和对外传播、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等方面都做出了大量努力并发挥着示范性作用，但是一定程度上也仍然面临着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和外语的发展协调性不足问题，进而导致民族院校学生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语言地位、语言身份以及形式语言等方面的挑战与问题。具体而言，来自于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家庭背景的各民族学生在民族院校共同学习与生活中会更容易因为自身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来自不同地域生源比例差异而出现在语言地位、语言身份或是形式语言等不同方面的文化安全问题。当这些带着一定阶层性、代际性、地域性的社会结构属性附着于学生所使用的语言时，由各民族师生共同组成的这个小型社会就可能会滋生出“平行结构”和“社会断层”等不利于各民族团结进步的现象。对此，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就可以统领与包容各地方方言、各民族语言，让不同群体、个体在语言文化上实现“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和谐共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