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质疑现象下的舆情治理研究_张又川.pdf

2023年第1期 NEW MEDIA RESEARCH62新媒体研究网络不仅是公民社交生活最为便利的媒介平台，更是民意表达与传播的重要阵地。网络质疑作为网民表达诉求、参与社会建设的方式之一，是网络舆情的一种形态。狭义上讲，舆情指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以民众为主体，国家管理者为客体1。网络质疑，一方面可反映网民的政治生活，增进舆论监督实效；另一方面，由于其往往表现为言论抵触、怀疑，甚至“无故抬杠”“定有罪”等社会反向心态，也很可能引发社会风险，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网络质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某些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折射出网民对政府社会良性治理的现实诉求，因而不能片面地将其归为负面行为。网络质疑现象，是目前政府舆情治理亟须关注的领域。1 网络质疑：表征、共振及演化在社会网络化和网络社会化的双重趋势下，网络质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作用于网络空间环境的构建，更对现实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深入探析其传播特征，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该现象，为提高舆情治理的针对性提供科学依据。1.1 表征强弱：显性质疑与隐性质疑遗传学中，孟德尔将相对性状区分为显性与隐性，显性为特征外显，隐性为未表现但实际存在。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网络质疑划分成显性质疑与隐性质疑两大类。显性质疑为网民在各大网络平台通过发帖、评论、点赞等行为所表达的质疑言论及态度。其质疑客体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对象：一是个别政府机关、干部的不当行为，包括决策失误、滥用职权等；二是专家不良言行，包括研究结果是否可信、行为举止是否符合身份认定等；三是部分媒体行为，包括新闻报道是否及时真实、是否存在“美化”负面消息等。隐性质疑指基于网络传播主体的匿名性和草根性，网民担心提出质疑后受到孤立、排挤与惩罚，导致质疑态度与行为内隐化。其具体表现为，网民未在网络平台上公开发表质疑言论，却又受显性质疑影响产生不认同或怀疑的态度，日后因某类事件诱发，进而转化为显性质疑。总体上讲，网络质疑现象以显性质疑为主导、隐性质疑为依附。1.2 舆情共振：网络质疑圈群化“舆情共振”概念由物理学中“共振”演化而来，表现为在单个或多个事件的影响下所引发的较大舆情效应。基于媒体报道或网民爆料等，质疑信息通常由意见领袖发表于网络圈群中，又被网络搬运工转发、流通于圈群间。正是因为不同圈群的特征属网络质疑现象下的舆情治理研究张又川摘 要 网络质疑作为网络舆情的表现形态，一定程度上反映公民的政治生活，同时亦可引发社会风险，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网络质疑可分为显性质疑与隐性质疑，并在不同网络圈群产生共振效应，一般经历萌芽、发酵、爆发和回落四个阶段的演化。网络质疑过程中的话语抗争、情绪感染、污名偏见等，给政府社会舆情治理带来挑战。要削减网络质疑的负面效应，则需完善网络问政机制、积极进行情绪疏导、创新圈群舆论引导范式等。关键词 网络质疑；舆情；情绪感染；网络社会治理；圈群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3）01-0062-0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圈群舆情共振现象的发生机制及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BSH152）；广州应用科技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新闻传播学”（项目编号：2022GYKZDXK02）。作者简介：张又川，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为政务大数据与舆情治理。DOI:10.16604/ki.issn2096-0360.2023.01.00563新媒体研究MEDIA MANAGEMENT 媒介经营与管理性、规模大小存在差异，质疑信息的传播速度、共振强弱等方面呈现不同特点。特征属性方面，基于社会关系的强弱连接，质疑信息通常在同质圈群中扩散速度较快，振幅与受者接近性成正相关；而受到群体意识、群体价值及规范的影响，异质圈群中相继引发质疑的事件多具有公共性，涉及真相、善恶、平等、正义等社会信念。规模大小方面，小型圈群虽私密，但人数少、个人信息更透明，通常以表达质疑态度、碎片化陈述为主，共振幅度较小；而在具备公共性、匿名性的较大圈群中，质疑言论往往呈现聚集、复杂、情绪化等态势，且共振强度高、影响力强。大小圈群间，质疑信息并非单纯“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的定向传播，而是以单个圈群为中心，向周围连接圈群扩散式辐射，进而引发“舆情共振”效应。1.3 演化：质疑主客体的类型衍生舆情治理视域下，网络质疑主要以各类型的网民为行为主体，质疑客体包括公众人物不良言行、不正之风等。一般而言，网络质疑现象呈现四个阶段的演化：一是萌芽阶段，潜在质疑声出现。此时质疑主体通常为个体网民或以“强连接”为基础的小型群体，质疑对象明确且单一。二是发酵阶段，质疑主客体出现轻度衍生。由于舆情诱发事件暗含特定倾向，以“弱连接”为基础进而产生质疑的网民，通常具有某类特质倾向，例如性别、地域、职业等，质疑对象受网民人数增加、关注角度转化等影响，产生小幅度改变。三是爆发阶段，质疑主客体类型明显出现扩大态势。以“蛋壳公寓拖欠员工工资”的话题为例，受各圈群意见领袖的介入，提出质疑的网民类型由公司员工拓展至租客、律师、学生等；质疑对象由最初的部门不作为转向于施策未果、徇私隐瞒、压制热搜等多方面。四是回落阶段，质疑主客体类型范围逐步缩小，由于新意见领袖的诞生，显性质疑明显减弱或部分转化为隐性质疑。但日后相关质疑现象仍会被各种原因诱发，甚至引起新一轮质疑。2 网络质疑现象下政府舆情治理的难点当网民拥有事件曝光与舆论监督的权力后，质疑之声确实给社会建设起到了积极、促进的正面效应。但同时，正如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言，人类正处于人为制造的风险社会之中，“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2。当汹涌的网络民意和对任何信息都高度紧张与怀疑的态度充斥着网络社会时，将对政府舆情治理及社会和谐发展极为不利。2.1 话语抗争：网络质疑对官方话语的解构网络质疑产生于互联网这个全新话语表达场域，同时催生网络流行语，以戏谑化的方式与官方严肃性话语进行对抗。苏联著名学者巴赫金提出狂欢理论，指出人们借助狂欢节体验对权威、精英、道德等嘲讽，这时没有社会等级关系，形成多语并存的狂欢现象3。媒体“赋权”后，匿名性特征诱发这种反抗常规、道德、正义及规训的狂欢仪式延伸至网络平台。由于语境重新定义，文字符号时常呈现反讽内涵，例如“反正我信了”“这事不能说太细”，以及“凡尔赛”等新型话语表达形式。网络流行语源于网络用户对语言符号、内涵的再创造，通常被视为网民表达的专属风格。尤其是网络青年群体，在使用过程中极易产生强烈的群体认同与共鸣，以至于未产生质疑态度，仍会游戏化、娱乐化的评论、点赞与支持。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进行话语的秩序演讲，提及“话语即权力”。某种程度上讲，网络质疑对官方话语的对抗与博弈，实则是对政府公信力、社会法制化、道德化的解构。网络流行语以调侃、自嘲等看似“幽默”的形式诉诸怀疑态度，与政府严肃、模式化的话语表达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构造自身“圈子”场域，与官方舆论场形成错位与抗争。但这种大量存在的、以网络流行语为依附的质疑言论并未得到舆情治理重视。一方面，个别部门机构对此类型的质疑信息不敏感、不作为，任由言论繁衍滋长，往往导致在关键时刻丧失话语主动权，无力把控舆情发展态势。另一方面，此类质疑的语境、内涵多变，同时夹杂着不确定、复杂的心理与动机，治理起来的确存在较大难度。不可否认的是，在部门机构与网民的话语争夺与对抗中，常能发现政府处于“失语”一方，陷于困境之中。由网络流行语凝结形成的质疑言论，无疑给政府舆情治理施加压力。2.2 情绪感染：群体极化与谣言传播因质疑的语境与情绪基调为负向，则更易产生“群体极化”社会现象。凯斯桑斯坦认为，面对一些议题，群体成员最初便具有某种既定倾向，通过讨论，人们将继续加深既有态度，最后极端观点诞生4。由于大部分网民最初便抱有怀疑、不相信的既有偏向，随着舆情不断发酵，质疑语言逐渐极端化、态度偏激化。古斯塔夫勒庞指出，群体没有推理逻辑能力580；群体情感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566。网络社会中，人们采用多种互动行为进行表达与交流，从而实现情绪的交2023年第1期 NEW MEDIA RESEARCH64新媒体研究叉感染。在焦虑、失望、愤怒等负面情绪共振之下，网络质疑现象呈现非理性、非逻辑的特征，甚至产生谩骂、泄愤等网络暴力行为，对正常网络秩序造成干扰与破坏。网络质疑通常伴随流言与谣言的产生。继G.W.奥尔波特提出流言通量公式之后，巴萨德从社会心理切入，认为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也是流言发生的重要原因。安全感与国家稳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密不可分。质疑的提出源于对信息的不确定，而政府回应的不及时、不公开无疑加重了网民的不安全感，为流言、谣言提供繁衍的温床。在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传播”下，不乏媒介素养较低的网民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捏造事实，企图通过群体情绪的力量而达到某些特定目的，对国家稳定、社会和谐造成不良影响。充斥着极端观点、负面情绪、谣言与煽动的网络舆论场域，对政府舆情治理提出严峻挑战。2.3 污名偏见：当网络质疑成为条件反射戈夫曼将“污名”解释为“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指出虚拟和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存在差距6。现实社会中的污名化通常为强势群体排斥或歧视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行为，而在网络时代这种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网络质疑现象中常能发现个体网民对专家、干部等精英群体贴上丑化标签，以及在事件未调查清楚之前就妄下结论，提出污名化质疑。此类言论通常篇幅较短，仅阐述主观意见且无理由论述，表现为不尊重客观事实、“老不信”的态度。彭兰教授认为，对于很多信息，尤其是来自官方的正面信息，多数网民最初的反应是不相信、不认同，有些人在此基础上会用相应的方式来证实自己的判断，而更多的人仅仅是维持着怀疑这一直觉7。当质疑成为网民接触任何信息时所产生的条件反射，将对舆情治理形成巨大阻力。通过媒介技术，人们在网络社会中与陌生人建立了“弱关系”与“弱连接”，并相互影响彼此对社会环境、政府形象的认知与态度。虽然某些网民持有的怀疑态度并非空穴来风，部分职能部门和干部等在处理某些事务上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网络平台的“扩音”效果，涉及污名偏见的质疑言论无形中对其他网民施加作用，从而催生刻板印象与成见。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社会学角度分析，网络社会是一个现实的社会8。伴随着公信力的下降，负面的政府形象极不利于国家的机制运作与社会良性发展。长此以往，无论政府在舆情治理中如何阐明事实真相、积极辟谣和正面引导，都会被认定为说假话、空话，从而陷入“塔西佗陷阱”。3 努力消解网络质疑的负面效应舆情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网络质疑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其正效应和负效应之间的关系。为有效削减其负面效应，政府舆情治理需从构建多渠道问政机制、有效疏通质疑情绪、圈群化进行舆论引导等几方面进行。3.1 及时回应，构建多渠道问政理政机制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9。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维度，网络社会已然成为新时代政府执政的重要场域。2020 年“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上意见征求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强国”平台等多方渠道开设专栏，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101.8 万条。同时，近年来网络问政平台的建立为群众质疑提供反馈平台，有利于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实现政府官员廉洁自律、公正公平，有利于网络质疑合理表达，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正面效应。网络质疑在于“问”，而政府是否“答”，如何“答”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网络问政机制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但依附于各大社交媒体的质疑“乱象”仍层出不穷。一方面，个别干部在处理过程中依旧存在反馈不及时、不透明、不理睬等问题，进而引发网络舆情危机。尤其是当百姓权益受到侵害，苦于申诉渠道不通畅而引发的质疑现象往往通过网络曝光等激进形式出现，不仅有损于政府形象，还易诱发网络负面舆情。另一方面，由于质疑信息的传播路径多元化、表达复杂化，仅依靠网站形式的问政平台解决远远不够。新媒体时代，网络问政渠道应充分拓宽至新兴社交平台，例如微博、微信、抖音、论坛、贴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