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局中的官场纷嚣与内耗——...川保路运动的因应与宣统政情_葛明镜.pdf

代表性研究如刘正祥、徐精鹏：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兼论清朝覆灭的原因J.社会科学研究，1998（4）；陈廷湘.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历史再思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鲜于浩.四川保路运动再研究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代表性研究如鲜于浩.保路运动时期的端方与赵尔丰：从政见相左到明争暗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尹传刚.端方与四川保路运动D.暨南大学，2012；李宏旭.论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态度之转变兼谈资州起义若干问题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收稿日期：20230105作者简介：葛明镜（1999），女，河南新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危局中的官场纷嚣与内耗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因应与宣统政情葛明镜（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州350000）摘要：端方出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后，不甚情愿，意在鄂督之位，直到川汉、粤汉铁路收回国有详细办法制定后始奉旨出都南下。后因川督赵尔丰俯顺舆情种种举措影响川路收归国有，端方联合盛宣怀、载泽奏派重臣赴川查办路事。在重臣人选上，端方先后推荐袁世凯、瑞澂，且明言己必须回避，而盛宣怀有意商请端方前往。俟载沣于瑞澂、端方中选派端方赴川查办，端方奏陈另简大臣为正当办法，意在驱使鄂督瑞澂赴川查办而己取鄂督之位。俟川势危迫，端方对赴川查办意存推诿，盛宣怀遂有改派岑春煊赴川查办之议。迨载沣明谕川督之位动摇，端方骤变消极赴川态度，与岑春煊争相入川，概意取川督之位。盛宣怀、载泽亦在岑策不符己意时，转而支持端方赴川。端方入川后先行前往重庆且逗留月余，完全采取缓和政策，与赵尔丰围绕“成都血案”履职是否正当问题展开互讦，清政府内部矛盾歧异遂构成成都独立的一个重要条件。端方应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态度变化及其与盛宣怀、赵尔丰等人的政见歧异，凸显出清政府内部权势之争与矛盾歧异，反映了末世王朝政治秩序的失范。关键词：四川保路运动；端方；盛宣怀；赵尔丰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23）01011509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件大事，引得学界长期关注，属于晚清史研究热门话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隗瀛涛出版四川保路运动史一书系统论述了保路运动前夕四川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川汉铁路公司演变及四川保路运动始末，为该项研究奠定坚实基础。1之后学界研究不断细化，多立足于央地歧异、官民对立等视角，讨论中央与地方在四川保路运动上的矛盾、官民两方应对四川路事的冲突。具体到端方与四川保路运动研究上，学界多从端方与赵尔丰关系演变、端方应对四川保路运动举措、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态度变化等方面展开讨论。审视端方与四川保路运动研究始末，清政府办理各员在应对策略上的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事纠葛，不仅直接影响事件发展走势，也反映宣统朝政形势某些特色。学界对这方面内容虽有所关注，但总体看仍显不足，留有较大拓展空间。诸如：在川省路事应对上，督办铁路大臣端方、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合作与分歧；在应对彼此人物关系及路事态度上，端方、盛宣怀、赵尔丰的政治考量差异；等等。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人事关系为研究视角，对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干路国有政策宣布至十月七日成都独立期间端方、盛宣怀、赵尔丰路事互动诸多细节加以披露，以期深入认识四川保路运动和宣统政治的复杂性。2023年第01期理论观察No.01,2023（总第197期）Theoretic ObservationSerial No.197历史研究115-一、端方路事强硬主张及其奏派重臣赴川查办人选争议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宣布实行“干路国有”政策。2二十日，曾任职湘鄂的已革直隶总督端方被清政府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迅速前往，会同湖广、两广、四川各总督、湖南巡抚恪遵前旨，妥筹办理”。3然路事大起风潮之际，尽管端方由革臣起用，但“本所以谋两湖者”4，并不情愿出任是职，且于二十二日谢恩婉辞，却得摄政王载沣慰留：“汝在湘鄂服官，声名甚好，到彼后，宜宣示朝廷意旨，决不令商办公司失所，当可无事”5。至此，端方虽不得不担任是职，但并未即刻南下，而是在京与枢部交涉路事。直至五月二十一日川汉、粤汉铁路收回国有详细办法和督办收路收款、督抚路事弹压谕令颁布，端方不得不奉命南下。六月四日端方出都南下，九日抵达汉口，十一日开启篆文关防，后展开路事布置。6二十五日，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抵达武昌，端方与其会谈川路接收办法。在端方以宜归路局主持权收买下，李稷勋“极愿劝川人将已用未用之款全数入股”，且建言收沪上一半倒款于官中，则“大局可望速成”。端方认为如李所言，“国有之目的既达认股，又无须现银，区区盈亏，原可不必断断计较”。7后虽有川省拟于闰六月十日召开股东大会之言，但在端方看来，只要四川当局严禁非法保路同志会召开，“操纵得宜，断不至坚持到底”。8可见此时端方将四川路事平定寄托于四川当局严办手段，未对四川路事加以重视。然赵尔丰自闰六月九日接任川督始，将严禁非法集会谕令搁置，出席股东大会，默许川绅和平保路，代股东大会奏请撤销宜昌总理李稷勋。在其管辖下，四川于七月一、二日出现罢市罢课、各街搭建供奉光绪牌位席棚风潮。9对此，为稳定川省秩序，四川当局甚至向中枢建言俯顺舆情，准予川路商办和交资政院、谘议局议决，“九月为期至速，与其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糜烂地方，似可待交院议，纵容数月，未妨路政”。10鲜于浩认为，“赵氏竟多次代奏四川立宪派人的吁请或与中央政府商讨处理川路善法，实为对抗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11然笔者认为，赵尔丰举动以稳定川省秩序为目的，为据川省舆情尽其督职的体现，且屡次征求清政府谕旨行事，无反抗干路国有意味。四川路事和赵尔丰所为，端方、盛宣怀、载泽颇为不满，且端方有特派重臣赴川查办之奏。七月四日端方具“请督抚会办”折，虽得清政府允准，但四川路事依然未得以解决，故端方又参劾赵尔丰。12在参劾赵尔丰折中，端方认为“赵尔丰不能督率交路收款，已属罪无可辞。再加以败坏疆事，督臣无调用兵警之权，愚民有白日横行之势，妖妄成风，抚驱无术，长此滥膺重寄，势必职为乱階”，进而奏请派遣重臣赴川查办路事，“非请明降谕旨，特派重臣赴川查办，俟部署略定，再行简派川督，并治赵尔丰以应得之处分”。13可见，端方参劾赵尔丰固因赵氏举动影响川路川款接收，但也隐含以派遣重臣赴川查办之名更换川督以便分其接收川路之责。盛宣怀、载泽亦对端方请派重臣赴川查办之奏加以响应：“顷已预备说贴，候尊稿一到，即由逊公（载泽）密呈邸听。”14然在派遣重臣人选上，端方、盛宣怀、载泽陷入分歧。端方最先向盛宣怀举荐已开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非有如慰帅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纳诸轨物”。15后在清政府对请派遣袁世凯赴川不予回复情况下，端方又致函盛宣怀，商派湖广总督瑞澂赴川：“莘（瑞澂）近日喘疾略轻，精神尚好，能不避艰，深可敬佩”，而己必须回避赴川查办之差，“惟因路事起风潮，令办路人前往，反对力必益甚”。16可见，商派重臣人选期间，端方即将己排除在赴川查办人选之外。载泽亦在提议派遣已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遭载沣以有碍奕劻面子为由加以拒绝后，七月九日向载沣进言派遣瑞澂，载沣稍有动容。但载泽又恐瑞澂身体多病，“万一半途患病，不利遄行，亦恐有误事机”，恳请载沣加以考虑。17盛宣怀深感“查办大臣实难其选，恕公地望尚足当之”，致函端方商请赴川查办。18至七月十日，清政府最终于瑞澂、端方两者中选派端方赴川查办。19对此，盛宣怀虽表示支持，但深忧端方无地方实权，“专在路事一面着想，而于地方一面，毫无事权，不知如何着手”，建议端方“如有欲白，似宜径行达阁”。20然端方仍希望清政府转圜谕令，向盛宣怀、载泽求助，表其不愿赴川查办意愿，提出应“简与路事无甚关涉素有威望之疆臣前往”，并做两面准备：“万一成命难回，则必须明降谕旨，宣示国有政策万难反汗，先饬川督严饬绅民，开市拆棚，静候查办。并请假方便宜，准与瑞督相商，酌带鄂省军队入川。并准随时调遣川中水陆新旧各军，如川人不听劝谕，有暴动情形，准其执法惩办。”21然而，清政府仍催促端方迅速赴川，仅给予其统率鄂军赴川权。22可见，端方转圜谕令和赴川赋权两面手法皆未得满足，遂又具折要求“另简素有威望与四省收路绝无关系之重臣”。他指出两点原因：首先，己系主持路事国有和奏请查办川事之人，“以事体论，则近冒原参本案之嫌疑；以形迹论，虑干廻护己私之物议”；其次，由鄂至川，路途较远，116-“深恐衔命在途之日，即属抗拒暴动之时；未收路事之功，先尸激变川民之咎”。23关于赴川赋权做法，端方于此电中未得言明。笔者管见所及，亦未发现有关端方致内阁代奏赴川赋权电文。由此，笔者揣测，两面手法中，端方倾向转圜谕令，其实不愿赴川查办。关于端方辞电，鲜于浩认为端方以退为进，意取四川总督职位及四川军队统率调遣权。24尹传刚认为，端方无赴川查办之意，其参劾赵尔丰意免于赴川和借此令瑞澂让位，惜尹对此无具体分析。25笔者较为同意后者观点。据时报观察，端方请赴川查办即系觊觎鄂督之位而致：“参赵尔丰，即请以瑞澂督川。京师之轻薄者辄谓端意在湖督，乃借此令瑞莘儒让位。然朝议不许，乃反令端往川，端两电力辞，大旨谓赵尔丰如此糊涂，臣系主张铁路国有之人，以臣赴川何益于事？”26此外，端方参劾赵尔丰后，朝中不乏视赴川查办大臣即为川督继任者的看法，瑞澂与端方相商查办人选时即言：“若久任川督，深恐病体不胜！”27然端方仍推荐瑞澂赴川，即是其无意取四川总督职位明证。致盛宣怀、载泽电文中，端方亦以“莘帅躬任鄂督，调遣军队，呼应皆灵；方赤手空拳，何从施展”之言透露出瑞澂赴川较己有宜。28综上，笔者揣测，端方本无赴川查办意愿，其辞电意在驱使清政府调动瑞澂赴川，进而夺取鄂督之位。针对端方辞电，七月十三日上谕则逐条驳斥：一、原参之人，不致有回护隐饰情事；二、川鄂交界，路途并不甚远，再近实无可派大员。清政府强调端方督办之职应行查办路事之责：“该大臣身充督办，凡关于四省铁路，均系该大臣分内之事。”29至此，端方不得不勉强赴川查办，其致邮、度两部电即言：“方力辞不允，仍令前往，时局艰难至此，惟有奉命即行，吉凶祸福，度外置之。”30二、端方赴川查办态度转向及其与岑春煊争相赴川缘于端方参劾赵尔丰和特派重臣赴川查办电奏，清政府对赵尔丰态度开始趋于强硬，七月十日饬令赵尔丰切实弹压，“倘或养痈遗患，定治该督以应得之罪”。31在此形势下，赵尔丰虽对武力镇压后果深感担忧，但已决然严办路事，“谨当懍准谕旨，切实弹压”，并于七月十五日诱擒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成都血案”发生。32事发次日，四川保路同志军会集成都城下，成都至资州电线亦被切断。33是时，路事、乱事已呈两不相涉之态，清政府遂因时循势地采取分治办法：一方面命赵尔丰及时扑灭倡乱匪徒，妥善安抚被胁绅民；一方面督促端方带队入川并严加约束，并使川绅通晓朝廷用兵纯系除莠安良。34然而，此时端方鉴于川势危迫，对于赴川尽显退缩之意，郑孝胥日记对此有清晰展示。七月二十一日，端方托盛宣怀邀郑孝胥偕行入川，遭郑氏拒绝，郑氏在二十二日日记中写道：“午帅退缩不暇，虽往何益？”二十二日晚，郑孝胥得端方电文：“处万难之危地，又预知良果之必无，如公不允来助，惟有奏陈真确为难情形，请责季帅一手办理，或另简与路事无涉之重臣。虽得严谴，亦所不避。”35观此电文，端方畏于川难、坚辞赴川之意表露无遗。清政府路事、乱事分治办法虽符端方查办、弹压分属之意，端方赴川所要求权利于七月十四日也得以赋予，然在危急面前，端方只图个人安危，更加印证端方赴川查办纯系谕旨所迫。36端方赴川态度消极，盛宣怀颇为不满，“午帅尚未到宜，弟等均以为不然”，遂于七月二十一日联合载泽、赵尔巽、瑞澂合议改派岑春煊赴川查办。37二十二日，载泽向载沣进言改派岑氏，载沣“意似甚有为难”。38次日，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奏陈改派锡良、岑春煊赴川查办，清政府起用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端方仍负查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