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家和外交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大法官的王宠惠高度关注中日局势。1936年3月，王宠惠毅然辞职回国。在抵达香港后，王宠惠表示：“国难日亟，情势较前尤为紧张，余本良心之驱使，复以国内友好之敦促，当将国际法官职务辞去，遣返祖国，甚愿以私人资格追随诸同志之后，共赴国难。”［1］1937年3月，王宠惠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41年，调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在担任外交部部长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期间，王宠惠不仅提出了诸多抗战救国主张，而且还将这些主张付诸实践，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目前，关于王宠惠的抗战救国思想及实践已有一些研究成果。然而笔者发现，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外交这一微观视角来考察王宠惠抗战救国思想的［2-4］，尚无研究者对王宠惠抗战救国思想及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因此该领域还存在着研究的空白。笔者拟以相关史料为依据，对王宠惠的抗战救国思想及实践作一较为全面的分析。二、王宠惠抗战救国思想形成的原因（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王宠惠生于香港，其父王煜初为传教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王煜初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据史料记载，“戊戌变法，准士民上书，先生（王煜初———笔者）上万言策，痛陈中国积习之弊，惜训政事起，其策不得达。庚子、拳匪之乱，先生又上书详陈靖内绥外之策，亦未果行”［5］431-432。少年时期的王宠惠耳濡目染，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观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王宠惠曾“师从周松石先生学习国学，他不仅阅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基础读物，还学习《论语》、《孟子》等传统儒家经典”［6］。在这些典籍中，王宠惠最喜欢读的是《孟子》，因为“孟子的严于利义之辨，善养浩然之气，动心忍性的毅力，不淫、不移、不屈的气概，实在令人兴起”［5］360。抗战爆发后，由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王宠惠于1936年3月毅然辞去国际法庭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国内。顾维钧说：“亮老曾两次任海牙法官，按年月算，他只差六个月，即足够十年，如满了十年，即可在退休后，拿终身薪俸，亮老虽知此一规定，他彼时应政府征召回国任职，自动放弃，他的爱国精神，实堪钦佩。”［7］郑彦棻也称赞王宠惠说：“这种爱国忘我，不私一己的精神，实非常人所能及。”［5］370王宠惠看淡个人名利，是因为他认为国民对国家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民族的生命，捍卫国家的独立”［8］。在王宠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