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温州教育改革场域中地方士绅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_孙邦金.pdf

第 36 卷第 1 期温 州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2023 年 1 月Vol.36 No.1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Jan.2023晚清温州教育改革场域中地方士绅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孙邦金，张天磊（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温州325035）摘要：近代以来，从晚清绅权的膨胀到现代知识精英阶层的兴起，再到新乡贤的回归，士绅阶层与地方治理的话题因事关基层社会的现代转型而经久不衰。回顾晚清温州兴学场域中的士绅角色会发现，随着晚清政府权威的日益式微，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并达到一个历史顶峰。他们在教育改革场域中各显身手，共同致力于地方教育维新，但知识共同体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并且开启了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精英的转型历程。通过诒善祠塾、求志社、温处学务处、文成会等案例，具体而微地呈现晚清温州士绅在教育革新场域中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无疑可以为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合一”的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和有益启示。关键词：士绅；晚清温州；教育改革；竞合关系；地方社会中图分类号：B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55(2023)01-0012-11DOI：10.3875/j.issn.1674-3555.2023.01.002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https:/ 获得晚清以来，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教育革新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皇权、绅权并行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中，随着晚清皇权和政府权威的日益式微，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表现出“绅权膨胀”的现象1。具体到晚清温州，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晚清七十年间，身处“中西交会之地”的温州士绅，在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历史命运驱使下，提出了不少系统的维新变法主张，引领风气之先。尤其是在以孙诒让为代表的众多士绅共同努力下，“富强之原，在于兴学”的口号深入人心，教育改革一时风起云涌，办学成效一时声动全浙乃至全国，影响深远。晚清温州士绅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作用，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区域特殊性。作为一种群体力量，温州士绅阶层已经成为本区域内解决各种社会性事务的主导性力量，不过其内部派系分化、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他们在面对温州社会近代转型过程时的行为复杂性，可能远超出我们的想像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ZX080）作者简介：孙邦金，男，安徽定远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明清哲学与共同体美德研究。张天磊，男，安徽含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1 参见：吴晗论绅权M/费孝通，吴晗，袁方，等皇权与绅权增补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6。2 参见：罗志田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M 修订版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孙邦金 晚清温州儒家文化与地方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等等。孙邦金等：晚清温州教育改革场域中地方士绅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13一、晚清政府权力下移与绅权膨胀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清代中期承平日久的局面被打破，中国开启了由盛转衰的动荡期。在 1876 年开埠之前的三十多年里，温州先后经历了乐清红巾军起义、平阳金钱会起义，并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波及。戴槃在重设采访局记中概述了变乱给晚清温属郡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咸丰辛酉，平阳会寇倡乱永、瑞、平三县，绅民死难不少。同治纪元，发逆窜入乐城，永、瑞二县乡间均被滋拢，计先后一载有余，死难者更不乏人。他郡率被扰数年，独温之蹂躏日浅，实由士民倡率团练，人自为战，所在举义旗剿贼，故贼不得深入瑞安以南，闽疆遂安然。3动乱对彼时温州的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民生凋敝，政府鱼烂。有人作诗嘲讽道：“贼去兵方至，兵来贼已空。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4政府及其军队的腐败无能，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内乱频仍，军需浩繁，在办理钱粮、捐输过程中，官府亟需地方士绅的支持，因此政治权力在客观上呈现不断下移的趋势。随着官方力量的削弱，地方士绅在地方治理和文化发展上的重要性愈加突显。当然，地方绅富在承受了巨大经济压力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拥有了更多的权力运作空间，尤其是在资源调配的话语权上。他们深谙获得权力不是没有代价的，因此他们一方面要与官方讨价还价，尽量将权力最大化，将责任最小化，最终达到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又难免会将压力转嫁至他人头上，甚至从中渔利。如此一来，官与绅之间，绅与民之间，绅与绅之间，矛盾重重，纠葛不断。咸丰三年（1853），孙锵鸣官放广西学政，恰逢广西太平天国起义无法赴任，后奉谕就地办理团练，镇压金钱会和太平军，成为维持瑞安地方治安的首脑人物。团练局成立之后，诸董事在向官方争取少纳钱粮、增加学额、奖叙人员等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当时，本地学者赵钧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现在大吏札属劝捐军需一事，初意在劝，而其势渐至于勒。一至于勒，弊外生弊，弊中又各有弊，害难言尽。何以言之？本无彼此分别，理应同心凭公办理，以佐军需。谁知局中人各自庇其亲戚知好，弊端一开，通邑富室迭相效尤，避重就轻。有捐定转填他人名下，少加帮贴，便可出脱。从此局中人从中规利，各立让户，互相倾轧，而软弱富户，隐受其笼络而不自知矣。剥下媚上，瘠人自肥，所闻所见，理法全无。捐局中诸人，同是办公，而各怀私利，互相倾轧，不顾捐户利害，致使道路传闻，人心瓦解。5499-501这些局董，在办理捐输事宜的过程中，自家避重就轻不说，有时还不顾捐户利害，替亲戚朋友转嫁负担，损公肥私。这样一来，一般百姓和中下层士绅的负担畸重，以致绅民关系紧张；士绅之间也是“各怀私利，互相倾轧”，斗争激烈。事平之后，捐输局董事们冒名争功者亦复不少：自三月处州陷后，吾瓯乡城各处团练备防。而贪鄙绅士从中胁制、侵蚀者亦正不少。又冒功列名上报，希图奖赏议叙。瑞安一邑，详请议叙者凡九十名，其实尽心竭力之人，百不得一。55793 参见：戴槃东瓯记略G/沈云龙两浙宦游纪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97-98。4 参见：王德馨王德馨集M王妍，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9：380。5 参见：温州市图书馆赵钧日记G陈伟玲，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第 36 卷第 1 期14在办理地方事务时，士绅争名夺利的所作所为使得士绅阶层在官民之间上下其手的两面性一览无遗。晚清地方士绅准官方权力乘机楔入地方治理之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士绅扩展了自己介于官与民之间的话语权与权力运动空间，既有的地方权力格局开始不断寻求新的稳定均衡，只能愈来愈倚重士绅这一“官民中间层”才能有效行政；另一方面，府县愈来愈难以控制地方，士绅在官民面前左右逢源的同时也难免有循私与不平之事。因此，士绅阶层的眼光和素质将最终决定一个地方的未来走向，尤其是他们在文化教育领域更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二、“苟非诒善祠塾，则必求志社”的新旧派分到了仕途拥堵不堪的清代末期，瑞安孙氏、黄氏两大科宦世家处于金字塔的顶层，在温州本地全面占据着无人匹敌的政治、经济、知识和社会等诸种优势，大多数读书人仍旧处于社会中下层。尤其是到了 19 世纪 7080 年代，人数有显著增长的温州本地士绅在构成上日渐复杂，不仅出现了新、旧两派之分流，还出现了上层与下层士绅的阶层分化。陈谧在陈蛰庐先生传一文中曾就瑞安知识界这一分化援引宋恕陈介石五十寿诗序中的话指出，陈黻宸、陈虬等人“结求志社，相与抗衡，于是友朋人物极一时盛。吾乡谈文学，数人才，苟非诒善祠塾，则必求志社”6485。这一段表述堪为解读晚清温州士绅阶层新旧派分的中心线索。“诒善祠塾”是孙衣言在光绪元年（1875）乞归居家后与其兄孙锵鸣依托瑞安城北的孙氏宗祠“诒善祠”所创立的一个宗族义塾。创始之初，孙衣言亲自撰写楹联“务求知士如君举，尤喜能文似水心”7131，并招揽张棡等当时能文饱学之士讲肄其中，这对晚清温州文化的复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光绪八年（1882）孙衣言手定的盘古孙氏族规，诒善祠塾“专为子孙读书之地”，宗族内小儿六岁入祠学开蒙，外人经允许后也可入学附读。林庆衍、黄绍第、池志澂、周珑、周拱藻、孙诒钧、孙诒绩、陈国锵（陈虬之弟），以及平阳杨景澄、宋恕，泰顺周恩煦、周恩锜兄弟等，皆曾就读于此，人才称盛当之无愧。诒善祠塾所设置课程内容大都较为传统，西学等内容很少。这是由孙衣言建立祠塾时“提喝后学，兴起功名”8的最初动机决定的。孙衣言认为“科第仕进之说虽出于流俗，而光耀门户，实必赖之”7134，可见其希望后学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在科举事业上有所斩获。他在给时任江苏学政黄体芳的信中谈及自己对书院教育的理解时说：“惟时文却不可轻。仍当以胡安定经义、治事为两大端，而兼治史学、时务，使学者通今知古，了然于得失成败，邪正贤奸之辨，则人才必当稍异于前矣。”7200研习经史、通晓时务，都统属于科举制艺，其中教习科举时文为第一要务。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诒善祠塾的教学内容囿于科举考试而表现出比较传统、中规中矩的习气。当时与诒善祠塾同处一地的“求志社”，前身是一个同人藏书、读书的地方“心兰书社”。书社建于瑞安城关心兰巷，故名。其主要发起人之一陈虬曾指出，“邑既鲜藏书家，非雅有故者，又不易借。一瓻之艰，与荆州等，盖得书之难，古今有同慨也”6294，表明结社的初衷是为了克服底层士子们无书可读的困难。当时即便是地处中西开放前沿的温州地区，书籍获取和流通仍旧6 参见：胡珠生陈虬集G北京：中华书局，2015。7 参见：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8 参见：孙衣言诒善祠塾课约G/温州市图书馆温州历史文献集刊编辑部温州历史文献集刊：第二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孙邦金等：晚清温州教育改革场域中地方士绅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15是个难题，对起自孤寒的中下层读书人更是如此。如果大家集资购书，共有共享，互通有无，则可以极大地缓解这一困难。正所谓“同人以为便。时池广文竹君、林香史、金韬甫两上舍、周茞衫、林菊君两茂才及虬兄弟仲兄仲舫实左右之。定议之初，人约二十家，家先出钱十五千，合三百千购置书籍。续置有隔江涂田数十亩，岁近又可得息数十千，益条恢广”6294。后来书社经过屡次增资扩充，改为书院。开办二十余年间，“寻常文史略可足用，饷遗甚夥。于是乡里皆知有书社，云江以南渐有仿行者”6294。这个民间图书馆从集资成立到运行管理，都是民间自发自愿的行为。最为特别的是，它采取了置田生息的办法使得这笔图书基金得以保值增值，从而保证了图书社图书不断扩充，经费来源得以长期维持。与孙衣言、孙诒让借游宦之资独自设立的私人藏书楼玉海楼不同的是，创办于同治十一年（1872）的心兰书社算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民间性公共图书馆的雏形。这种民间自发的公共性文教投资，看似纯属风雅之事，但实际回报是相当惊人的。二十年中，社友中先后有七人中了拔贡和举人，成绩相当不俗。后来，瑞安中下层读书人在心兰书社的基础之上于光绪初年（1875）结成了兼有今天学术沙龙和生活互助性质的民间组织求志社。陈虬求志社记记述了此社的缘起和建立的详细经过：吾友许子拙学，负经世材，久不得志，尝欲率同志为入山举，拟其名曰安乐村，而嘱虬议其事。虬维吾侪生长天朝，践土食毛垂三百年，值此车书大同而欲长守浑噩，非计也。请改其名曰求志，取隐居求志义，而仿古法：以二十五家为一社。众皆曰善，将择三十二都之鹿窠而托焉。6286许启畴最初提出的“安乐村”设想，是一种偏重于生产、生活互助的共同体，类似道家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虽然“自为君长，不复知人间世有神圣皇王事”6286，却灌注了一种追求平等的社会理想。有鉴于它游离于社会之外，保留了平等互助的精神，加强了社会参与的成分，陈虬将其改为以学术交流为主、生活互助为辅的求志社。结社地点后来也并没有设在深山老林，实际设在瑞安北门槐吟馆，主要成员有许启畴、陈黻宸、陈虬、陈国桢、陈国锵、金晦、池志澂、蒋志渭、何志石、王小云、林香史、周茞衫、林菊君等人。后来宋恕居瑞安，亦时常参加社集之事。求志社当时规定社中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