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内外的“老少年”形象_周旻.pdf

晚清小说内外的“老少年”形象周 旻1906 年，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清末小说出现了继 1903 年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1)心系政局的作者们，写作小说以点评新政、批评立宪，提出对未来中国的设想。吴趼人的 新石头记 塑造出“老少年”这一流行于晚清的文学概念，是其中特别的一例。顺着 红楼梦 的结局，小说讲述出家后的贾宝玉“忽然想起”尚有“补天之志”，携通灵宝玉重回红尘，来到 1901 年的上海。宝玉在新旧思想交杂的时空中接触新学，逐步成为一位新式知识分子。恰好薛蟠来信，提到自己在刘学笙（留学生）的引路下，前往“比较上海有天渊之隔，好上好几倍”的“自由村”。宝玉受来信吸引，遂离开上海，却误入“文明境界”。此地不仅拥有远超西方水平的科学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富足的经济状态，还在国家的精神思想上完成了儒家伦理与西洋社会制度的完美结合。贾宝玉在向导“老少年”的引领下，徜徉其间，所见所闻缤纷纸上。小说前半部的“黑暗社会写实”和后半部的“光明科幻理想”(2)映衬出奇妙的阅读体验，再加上 红楼梦 的“旧瓶装新酒”，使其颇受读者喜爱，1908 年单行本出版后更是掀起“拟旧小说”热潮。(3)新石头记 最初写作于 1905 年。(4)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吴趼人辞去汉口 楚报 职务，返回上海，一面声援运动，一面为 新小说 等刊物供稿，继续着职业小说家的工作。同时，作者的政治思想由积极改良转入消极厌世，心态也从希望变作失望。当时的报刊舆论界流行着关于“少年中国”的讨论，精英知识人普遍认为少年将是中国改革的核心力量。吴趼人则用逆喻（oxymoron）(5)的手法，创造性地将“老年”与“少年”的年龄差、新旧的矛盾感捏合在“老少年”形象中，熔铸身世抱负，并借此纾解“历史中间物”的青春体验。文本中一共出现了三位“老少年”：心老身不老的贾宝玉；向导“老少年”；身老心不老的甄宝玉。此外，吴趼人发表小说时的笔名也是“老少年”。过往研究多从“科学小说”的文类视角解读 新石头记 及其中人物，认为小说“在想象与认识论的层面，挑动着读者的非非之想”(6)，格外强调文本的虚构性。不过，科幻小说的分析范式因倚重对“想象”的分析，却可能脱钩于历史语境，难以深入作者创作小说的时代背景、政治气氛与写作心境。本文尝试以 20 世纪初报刊文章及类型小说中的“少年”论述为背景，还原“老少年”形象的建构过程，探讨政治思想、科学知识与文学立场在其中的投影；在“政治科学文学”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下，重新审视 新石头记 及相关晚清小说文本内外折射的思想史问题。一、精神、形骸之分合：“老少年”诞生的时论背景新石头记 中贾宝玉一心寻找的“自由村”，是吴趼人从政治小说 黄绣球 中借用的一个核心概念。黄绣球 中的“自由村”位于“亚细亚东半部温带之中”，村民“大都是黄氏子孙”(7)，但因封闭隔绝、缺乏“竞存”意识，面临危机。故事以寓言的方式和讽刺的笔法，讲述“新女性”黄绣球如何在村里发起新政，推行新教育。“自由村”既是中国/朝廷，又是地方/民间：作者希冀的是中央与地方合力，推行有效、稳定、温和的改良措施。到了 新石头记 中，象征特定社会发展形态的“自由村”则有两种，即“文明自由”与“野蛮自由”，对应中国与西方。在“文明自由村”，“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能守社会上的规则，能明法律上的界线”，而“野蛮自由村”则“破坏秩序”，“动不动说家庭革命”“把伦常捐弃个干净”。(8)较 黄绣球 更进一步，吴趼人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革命”和“文明论”的质疑在介绍“文明境界”的政体演变时，老少年强调的是一种不以历史进步为前提的“文明”/“野蛮”观念，试图提出中国“自己的”价值。(9)“小说界”之外，早在 1904 年，就有报刊文论将“文明”分解为“有形之文明”与“无形之文明”；认为“物质之文明必起于制度文物完美之后，而制度文物之完美，又必起于精神发达之有素。”(10)1906年，梁启超在文章中描述民主渐进的政治构想，推行教育、德育、地方自治等稳定性更高的政治制度。新石头记 中的部分内容几乎是“无形之文明”的翻版：施史论081行德育、儒家仁政，强调国民之“道德力”与政体之“进化力”同等重要。“自由村”与“乌托邦”既是晚清小说家进行社会制度想象的“实验田”，也是一面“观照、丈量、鞭策现实世界的 镜子”(11)，映照出报纸、杂志等“新式政治出版物”(12)中发表“我见”的晚清知识分子关于世界秩序与文明形态的反思。清末的小说创作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下发生的：纯粹的文学写作并不存在，作者的想象与时论相互渗透，小说中关键性的概念装置往往“浓缩”着报刊文的观点、逻辑、内容。文学一方面被彼时的政治诉求与社会改革目标所框限，情节、结构、人物等文本要素皆有“本事”，所谓“虚构”也是“无一字无来处”；一方面则迸发出惊人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反过来影响着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构想与论述表达。那么，吴趼人在 新石头记 中着力创造的“老少年”又对应着怎样的现实脉络呢？率先登场的“老少年”，是从 红楼梦 中走出来的贾宝玉。“且说续撰 红楼梦 的人，每每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我何如只言贾宝玉不死，干了一番正经事业呢！”(13)摆脱了“儿女情长”的贾宝玉，是一位身体年轻、“心之老大”的“老少年”，梦想成为当代“英雄”，为中国寻找一条富强、安定的建国之路。他接触新式的报刊、书籍、知识和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这段经历改造了贾宝玉的“思想”，激活了他吸收新知新学的能力。不过，“思想”上的新变，更接近于物质性的“野蛮自由”。小说后二十回，贾宝玉在未来乌托邦遇到“文明境界”的主人甄宝玉，后者的身心构成与初始的贾宝玉恰恰相反：身体已老去、“须发如银”，但精神上却“无异少年”。作者设置一对互为镜像的“老少年”，让他们分别占有少年的形骸和灵魂，呈现出少年身体与精神的不同组合方式。事实上，这也是晚清知识精英讨论“少年中国之少年”必备质素的两条主要线索，其中，精神线索被认为是“少年中国”取代“老大帝国”的关键。梁启超在 1900年发表的 少年中国说 中对此已有谈及：“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14)“心力”，即道德精神之能量，是不同于身体的心灵、灵魂之力。以“心力”创造新的国家，也是维新党人所坚持的制造“新民”之道。谭嗣同在 仁学 中便要求重视灵魂力量，以此改造身体与人种。(15)“少年者，新世界之表率人也，新中国之代表人也。”(16)梁启超打造的“少年中国”想象，迅速流行开来，成为趋新避旧、振兴国族的一种典型论述。西方心理学在此时的大量输入，更是为“心力”的重要性提供了科学上的凭据，有关精神之少年与形骸之少年的讨论得以在更为细致的层面上展开，不再只是“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白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的表层隐喻。1900 年 12 月，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冯自由、郑贯公、冯斯栾等人创办的 开智录，是一份由青年学生主导的激进刊物。开智录 上围绕“少年”展开的话题俯仰皆是，对于少年的精神亦有深入讨论。冯斯栾所作之 真少年说，开篇便将“少年”特性分为两种：少年有二种：一精神上之少年，一形骸上之少年。此二者实各独立不相附属，有精神是少年而形骸则老人者，亦有形骸是少年而精神则老人者。(17)世人多以老、少的生理性界线立论，贬斥年老，颂扬青春。但作者指出，形骸少年，即“假”少年，是以年轻掩盖思想落后，并非真具有先进性；精神少年，“则无论其外形之老少，此以内观也，吾又定其名曰真少年”。因此，精神之有无、“心力之消长”，内里的青春才是定义老、少的标准，随即便有了“心之老大”与“心之少年”的概念。形骸与精神兼具，拥有希望、进取、冒险、动作四种性质的被称为“少年之少年”，也即理想中“自由潮汐新中国，独立风云壮少年”的缔造者。1902 年，香港 中国日报 刊登 少年性质 一文，引用并延续了 真少年说 的论述，强调精神应高于形骸：“吾谓有精神之精神上少年，有形骸之精神上少年。精神也，形骸也，固不可以假借者欤。然精神之精神，与形骸之精神，尤不可以不辨而别之，以存少年之真相焉。而后二十世纪之少年，庶足为精神上之少年，更足为精神之精神之少年。”(18)作者认为少年的精神性应由实际、谦和、修束、践实、血性、爱群组成。在其影响下，报刊文论抛开了年龄，重新定义何者为“少年”、少年之性质等问题，例如 国民日日报 上的诗篇 箴少年，认定“气力活泼，怀抱壮图者，即少年耳”(19)；新加坡 天南新报主笔黄世仲馨香祝祷的“今日之少年”，应是“具真少年之材料，负真少年之思想”，“以个人始，以合群结，不必为君主计，而当为国民计”。(20)梁启超也提出“少年国民”必须具有国家、体貌、灵魂三方面特性。(21)别开生面的少年论述，引入新鲜的科学认知与生理主义的文化观，(22)勾勒出一条由身体至心灵、从形骸到精神的少年进化谱系。对“心力”“思想”的恒定关注，又为“制造少年”提供了方法，“少年中国”不再只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而“少年”的对立面也不再只局限于“老大帝国”。晚清报刊时论中关于少年性质的讨论，无疑正是吴0822022.12趼人创造“老少年”概念的重要背景，为这一人物形象赋予了精神与身体两方面的可能性和成长空间。“老者之心既宜少，而少者之心益不可使之老”，身老心不老的“老少年”是通向“真少年”的一种过渡形态。开篇登场的贾宝玉，代表“形骸之少年”，他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年轻的优势在小说中表现为宝玉的“呆性”(23)毫无滞涩地吸收各路新名词、新字眼、新风气；却未习得“文明之根本”。向导“老少年”与甄宝玉是具备“民权之程度，平等之界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义务”的“精神之少年”，但他们在体貌上欠缺少年的特性。相较之下，贾宝玉更有希望进化为真正的“少年国民”。“改造少年”也成为 新石头记 隐在的叙事动力。在“漫游文明境”的后二十回，吴趼人对贾宝玉的身心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造”用政治想象与国家理想打破了宝玉最初接收到的西洋文明论的局限，为其注入传统中国的道德之力；无论是“变成全方位的感时忧国者”(24)，还是成长为晚清社会变局的理想“补天”者，贾宝玉都在旅行过程中完成了通往“少年精神”的质变。二、政治自况与再造“青春”“老少年”是兼具政治与科学的文学概念，因此在同时代的政治小说与科学小说中都并非罕见。两种不同类型的新小说对于“老少年”形象的塑造，折射出晚清小说家以文学手段处理少年精神与身体、未来政治与国家命运等问题时的心态与想象。1908 年问世的寓言体小说 水月灯，在第三回借一场三方辩论阐述时下纷争的政治立场：“鬓发半苍”、年逾古稀的“守旧老年”，主张开科取士，维持声名文物；留学日本、“年二十余”的“维新少年”，作为“当代人物”大谈自由、平等、天演等“新名词”；介于少年与老年、维新与守旧之间的“进步老少年”，提出将民族事务分为 81 类，辅以三纲伦常实行共和改革。(25)“老少年”在小说中承担了陈述作者政见的角色，被塑造为一种政治立场的发声筒。发表在吴趼人主编的 月月小说 上的 新舞台鸿雪记，是一部模仿 新石头记 的短篇小说。作者陶报癖是为 新石头记 撰写书评的第一人。小说描述“我”偶遇一位自称“老大帝国之老大”的老头儿，此人虽已七八十岁，“但精神面孔，觉得比少年人还要强健些”。老头儿带“我”游览国中新创的植物园，园中开遍奇花异草：“文明菜”“自由果”“平等草”“独立树”“革命花”。途中又偶遇一队青年志士，“我”因此陷入年轻时的回忆1902年，维新少年“新事业”失败的经历。(26)在持革命立场的青年看来，“我”是一位过时的“老少年”；作者却批评这些青年“只重形式，忘了根本”。代表新思想、新名词和新概念的植物水土不服，不能开花结果，唯有“国粹药”才是包治百病的“解毒剂”。此中的“老少年”不再担任少年的向导，而成为一名与之对立的保守人士。“新”与“少年”结合，象征国家的进步方向和充满活力的新兴政治力量，这本是政治小说教育大众的常见手法。但在这两部小说中，“青年志士”却成为批评、讽刺的对象，政治小说文类的形式要素尚在，劝勉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