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工业化路径与农民家庭城市化类型研究_胡晓映.pdf

城市建设与发展文章编号 1002 2031(2023)02 0074 09DOI 10 13239/j bjsshkxy cswt 230207乡村工业化路径与农民家庭城市化类型研究乡村工业化路径与农民家庭城市化类型研究胡晓映摘要 从乡村工业化视角探究农民城市化的内在差异，对揭示中国城市化实践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与中西部地区的半城市化不同，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农民被认为已趋于完全城市化，但东部不同区域间农民城市化存在显著差异。苏南、浙江和珠三角是乡村工业化发展的典型代表，基于这三个地区的现实经验，发现不同的乡村工业化路径直接影响了农民与市场、农民与土地、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并表现在区域内的市场结构、集体土地的开发权配置结构以及城乡关系结构中。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农民生产生活的结构性基础，直接影响农民嵌入市场的方式、集体土地保障水平和村庄社会结构，并最终影响不同区域农民的城市化选择，使三地分别呈现出发展型、需求型、保守型的城市化类型。关键词 乡村工业化;城市化;区域差异;社会转型中图分类号 F320 1;F323 6文献标识码 A作者简介 胡晓映(1995)，女，山东烟台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和社会转型。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CSH030)“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收稿日期 2023 01 04修回日期 2023 01 29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成就举世瞩目，城乡空间和人口格局明显重构，极具中国特色。作为工业化的直接外延，城市化深受工业化发展影响，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受到中国独特的工业化路径影响1。目前，对于中国城市化的叙述存在着不同的判断。一方面，学界肯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认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城市化表示忧虑，认为中国存在“浅度城市化”“半城市化”等城市化不完全的特征2。“半城市化”仅是对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化特征的总体性判断，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城市化转型速度与程度的差异。中国中西部工业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工业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存在明显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因人地关系、县域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的非均衡性3。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具有明显渐进性和不完全性特征，在家庭发展预期、婚姻和教育等刚性压力影响下，农民家庭将进城作为家庭发展的重要目标4。但由于市场距离远，家庭嵌入市场的劳动力数量较少、务工时间较短、社会关系积累能力较弱，导致家庭积累能力有限，由此形成“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5。因此，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需要通过整合家庭劳动力及优化代际间资源配置的方式形成家庭发展合力，实现家庭积累最大化6，最终以接力7、就近8 等特殊城市化的方式完成进城任务。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达地区，47总第 331 期城市问题2023 年第 2 期城市建设与发展农民家庭凭借市场优势已接近完全城市化的理想状态，完成了就业职工化、生活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9。发达的工业体系塑造了本地劳动力市场，极大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家庭的积累能力10，家庭内部也围绕子代家庭的城市生活实行“双系双代”的合力性支持11，地方政府推动的城乡一体化建设12 更是农民家庭实现完全城市化的重要支撑。区域差异视角是中国城市化研究的独特视角，学者们通过对农民家庭的积累能力、代际合力、市场区位、人地关系和工业水平差异等多方面进行探讨，揭示了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实践并非纯粹个体选择，也受到外在结构的约束。当前，学者们关于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城市化的特点、动力与实现路径，但对东部地区农民家庭的城市化行为关注有限，且主要聚焦于东部地区优越的市场区位对农民家庭城市化的影响。由于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相比于中西部处于更高水平的城市化阶段13，发达的工业基础使东部地区农民家庭更有能力实现城市化。但这是否意味着东部发达地区内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城市化行为具有一致性?笔者及所在团队自 2019 年至今在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浙江省宁波市、丽水市、上虞市以及江苏省南京市、泰州市等地进行的田野调查发现，不同的乡村工业化路径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实践。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乡村工业化进程，由于资源禀赋、发展背景、土地开发权配置的差异，形成了苏南模式、浙江模式以及珠三角模式三种类型14，这些模式是东部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工业化路径差异对乡村社会影响深远，塑造了差异化的农民与市场、农民与土地、城市与乡村关系，并直接反映在农民家庭所处区域的市场结构、集体土地开发权配置结构以及城乡关系结构中，进而影响农民的城市化选择。因此，本文深入市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从乡村工业化视角出发，着重探讨农民家庭城市化的实现路径与类型差异，进而探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在关联，探索中国城市化的一般性内涵，以推动我国更高水平的城市化。二乡村工业化路径与农民家庭城市化实践的结构基础乡村工业的兴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深刻影响了中国后续发展进程。1 乡村工业化的三条路径乡村工业的发展对乡村社会具有结构性影响。在乡村内生资源匮乏时期，不同来源、不同规模的资本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塑造了乡村发展的区域市场结构、土地开发权配置结构和城乡关系结构。苏南的乡村工业发展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便出现了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承接了城市下乡工厂，并在政策指导下形成大批乡镇企业，企业由乡镇政府及其任命的村干部所代表的集体干预与控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在整体工业产品过剩、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下，乡镇企业大批倒闭和转制，苏南地区凭借政府对土地的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及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大力实施招商引资、积极发展出口加工贸易。政府与村集体对接征收集体土地，通过兴建工业园区形成企业集聚，实现了产业迭代升级，促进乡村与城市工业发展的同步接轨。因此，在区域市场结构方面，这种企业类型形成了相对开放的区域市场，为各个层次劳动力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有可能使农民充分嵌入市场。在土地开发权配置结构方面，政府主导的土地开发使农民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十分有限，仅具有基础保障的属性。在城乡关系结构方面，政府掌握土地开发权的优势在于形成整体规划与产业集聚，推动产业结构梯度转型升级，使乡村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因此城乡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城乡融合趋势明显15。浙江的乡村工业化起点是个体私营经济。在国家政策号召下，浙江的个体经济与乡镇企业曾经短暂兴起，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衰落，并由于缺少资本投入而未能形成大规模的工业企业。但进过工厂的农民利用家庭空间购入小商品设备创办家庭作坊，并逐步形成前店后厂模式。在市场推动下，农民为扩大生产规模而对集体土地“公有私占”，获得丰厚的市场利润和土地增值收益，推动了浙江私营经济的持续发展。由分散的私人资本推动的地方私营经济产业层次较低，主要集中在纺织、五金、小家电等轻加工行业，且具有“一县一品”“一乡一品”的产业特征，这种规模实现了县乡范围内的产业集聚与分工协作，区域间和城乡间发展较为均衡，但缺少大规模、高技术产业集聚，大多维持家庭作坊规模，少量成为家族性企业。因此，在区域市场57城市问题 2023 年第 2 期乡村工业化路径与农民家庭城市化类型研究城市建设与发展结构上，浙江地区的个体市场经营与创业潜力巨大，乡村内部十分具有活力，并形成相对封闭的本地劳动力市场16。在土地开发权配置结构上，浙江地区个体主导以及向外扩展商业市场的模式，激发了农民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土地利用能力，集体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城乡关系结构上，乡村作为相对独立于城市工业体系之外的小商品工业聚集区，与城市存在明显发展界限，城乡并立趋势明显。珠三角的工业发展开始于外来资本投入与地方“三来一补”政策的实行。面对外资大量进入，地方政府以村社为单位，采取集体土地入股或集体盖厂房出租的方式承接资金落地，村集体土地出租越多农民就收益越高。因此，珠三角地区在很短时间内便实现了几乎所有农地向工业建设用地的转变，落地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使这一区域成为仅出让土地而无需自主技术、资金与市场的“生产车间”17。由于这一地区属于外资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其产业发展与转型受外资企业影响较大，且始终处于全球制造代工服务平台，缺少自主创新能力。同时，由于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外资产业向中西部或东南亚地区转移，但由于农民对土地所有权意识强烈，建设用地难以实现有效整合，依然处于分散状态，吸引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落地。因此，在区域市场结构方面，珠三角地区产生了大量低端就业岗位，并因职位的工资待遇有限而衍生出衣食住行等市场化服务需求，为本地农民提供了有限的市场务工机会。在土地开发权配置结构上，珠三角地方政府为降低外资落地难度而向集体与农民让利，通过股份制的方式使农民享有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激发了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城乡关系结构上，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使村庄逐渐成为集镇，并随着城市的扩张被纳入城市，城乡融合趋势明显。2 农民家庭城市化的实践基础苏南、浙江和珠三角地区差异化的乡村工业化路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塑造了乡村社会的整体结构。这些要素构成了农民家庭生产生活环境的各个方面，又反过来影响农民嵌入市场的方式、集体土地保障水平和村庄社会结构，成为塑造农民家庭城市化行为的基础。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不同地区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农民嵌入市场的方式。在苏南地区，乡村工业在政府主导下与城市大工业相融合，为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提供统一的务工平台。因此，本地成熟的工业化体系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农民较早实现非农稳定就业，务工收入是家庭的主要收入。同时，凭借就地化市场优势，本地农民家庭内不同年龄的劳动力都能获得就业机会，家庭收入呈现出单个劳动力收入不高但整体收入不低的状态。浙江地区的私营经济工业化路径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本地就业市场。家庭内所有劳动力都嵌入自家工厂中，既是老板也是工人。在村庄内还有一部分村民在外跑供销，开拓全国市场。在市场变迁中，大量的小作坊被淘汰，少数农民在市场竞争中胜出，成为村里的老板群体。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工厂落地后，本地劳动力率先进厂务工，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到此地汇集，本地农民开始退出工厂，转而为外地群体提供生活服务，尤其是收益稳定且风险低的房屋出租服务。在家庭收入稳定的情况下，本地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与参与意愿都极低。乡村工业化进程中，集体土地开发权的差异化配置决定了农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土地增值收益，这又进一步决定了集体土地给予农民的保障水平。在苏南地区，政府主导的土地开发模式使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非常有限，政府采取“土地换社保”的方式进行保障性补偿，并辅以集体土地征用与租赁中的部分分红，属于兜底保障。在浙江地区，个体通过“公有私占”的方式将集体土地为己所用，以较低的土地成本实现了家庭作坊的发展，由于集体缺乏工业发展能力，无法实现土地增值，因此农民个体享有的集体土地保障非常有限。在珠三角地区，集体与农民共同掌握土地开发权，农民通过股份制分享了集体土地的绝大部分收益，土地分红构成农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使本地的集体土地保障具有高福利性质。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东部地区的乡村工业发展为乡村向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不同工业路径形成的城乡关系核心在于对原本村庄社会结构的重塑。在苏南地区，村庄直接嵌入城市之中，村庄原本的结构被打破，社会关系被冲散，乡村社会作为市场与个体家庭之间的缓冲功能被削弱，农民需要与全国劳动力进行竞争，直面市场竞争压力。在浙江地区，乡村依然是农民生产与生活的重要空间，因而保持了完整的社会结构。在经济分化凸显的村庄结构下，村庄内部形成激烈竞争，进而强化了农民生活在村庄、价值在村庄的面向，因此，农民向外发展的动力相对有限。在珠三角地区，随着人口增加，农村逐渐成为集镇，并因城市扩张而划归于城市，但67城市问题 2023 年第 2 期乡村工业化路径与农民家庭城市化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