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叙事机制与文化症候分析_南帆.pdf

今日批评家如同武侠小说或者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学部落。作为清晰而稳定的文类，科幻小说的基本标记是什么？迄今为止，各种视角正在提供不同的概括。人们很快意识到，科幻小说展示的世界与现今的日常社会存在巨大差异，诸多技术化的硬件制造了另一个奇异空间。太空飞船、外星人、机器人、“赛博格”身体，各种基因变异与办公室、超市或者公共汽车交织在一起，甚至就在卧室的窗外。许多时候，这些技术化硬件成为情节组织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充当想象依附的骨骼。正如亚当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之中所言：“科幻小说最好被定义为技术小说，技术在这里不是机械玩意的同义词，而是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作为框架化世界的一种模式，一种基本哲学观的呈现。”修辞学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描述依赖相对严谨的文本分析。当然，所谓“修辞学”远远超出遣词造句范畴而隐含远为广泛的意义。正如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对于这个概念的运用，“修辞”包括了一系列叙事学的基本问题。譬如，可以从修辞学意义上考察所谓“硬科幻”。种种技术化硬件是“硬科幻”的独特表征，用阿西莫夫一位著名的科幻作家的话说，“硬科幻”指的是“那些科学的细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故事”。当然，当这些技术化硬件充当运作情节的各种角色时，作家必须不辞辛劳将背后的科学知识解释清楚。“硬科幻”必须表明，从宇宙空间太空飞船的激烈交战到“赛博格”身体的各种超级技能，科幻小说叙事的逻辑自洽获得了各种现代科学知识的担保。尽管如此，“硬科幻”提供的逻辑自洽能否作为叙事的历史担保？换言之，众多技术化硬件会不会仍然是某种“叙事装饰”？种种饰物剥落之后，科幻小说叙事仍然不时暴露出严重的历史断裂与错位。换言之，某些貌似“硬科幻”的科学知识会不会像是掩盖历史断裂与错位的修辞策略？很大程度上，这即是陈舒劼对于科幻小说的担忧，“叙事装饰”也是陈舒劼曾经使用的表述。很长一段时间，陈舒劼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之中的知识分子命运，关注他们的启蒙工作、精神守则以及意义的认同。价值的焦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述 认同生产及其矛盾：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叙事与文化现象 意义的旋涡：当代文学认同叙述研究这些著作围绕知识分子主题展开持续论辩。从知识分子主题转向科幻小说，哪些因素促成了跨度如此之大的调整？如果说，正统的文学史从未将前排的经典座位赋予科幻小说，那么，近期的一个重要学术动向是，科幻小说的研究正在急剧升温。弗詹姆逊等一些大牌理论家纷纷躬身下场，科幻小说成为引人瞩目的议题。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催生因素，科学技术不仅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转型，同时还潜在地改造了人们的想象方式。日常生活之中，科学技术开始无声地介入家族、家庭、婚恋、就业、商务往来等一系列社会关系，潜移默化地助长了后现代倾向。陈舒劼显然意识到，科幻小说的虚构或者说科学式的文学幻想获得了这种理论背景的强烈召唤。如何开采科幻小说背后的思想矿藏？陈舒劼近期一批考察科幻小说的论文显示出开阔的视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考察的理论追求与知识分子主题的论辩一脉相承。显然，陈舒劼并非科幻小说的拥趸，他毋宁将科幻小说视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症候。科幻小说周围始终簇拥着一批忠实的崇拜者，刘慈欣三体赢得的声誉进一步增添了他们的狂热。许多崇拜者忘我地投入科幻小说的情节，甚至信以为真，如痴如醉；从平行世界、时间机器到另一些星球的生态与外星人的语言符号，他修辞、叙事机制与文化症候分析南帆29DOI:10.14065/ki.nfwt.2023.02.012南方文坛2023.2Southern Cultural Forum们津津乐道地延伸和扩展科幻小说提供的想象，接续既定情节隐含的线索。这时，陈舒劼往往扮演一个泼冷水的角色。他的批判通常从修辞学开始：摆脱种种“硬科幻”眼花缭乱的迷惑，分析深藏不露的叙事机制，继而指出叙事机制内部填补各种想象空隙的修辞策略，譬如“时空折叠”与“冬眠”。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折叠”是一个科幻小说的流行词汇。何谓“时空折叠”？陈舒劼如此概括：“对时空折叠的简略性描述就是：由于科幻因素的介入，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路径不再遵循进化或发展的逻辑，而是体现出某种意义上的重复或等质。”“在时空折叠的成像效果中，未来时常宛如历史的复印，而历史同样可能受制于来自未来的指示。”这里所谓的成像效果包含情节的延伸运动。时空折叠意味着，先后延续的情节不是来自严密的因果关系，而是某种同质构造的反复呼应。很大程度上，过往或者未来的时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某些内涵在时空之中神秘地持续复印。历史是某种神话原型的重复、循环或者某种绝对理念的回响，这种历史哲学属于老生常谈。科幻小说将这种观念作为一个情节装置重组各种现代科学知识，只不过必须聚焦于一个与众不同的命题。例如，按照陈舒劼的分析，刘慈欣三体遵循的命题是“他人即地狱”“正是在他者即地狱的意义上，三体的文革时期、危机纪元、威慑纪元、广播纪元、银河纪元、黑域纪元和647号宇宙时间线纪元，实现了同质性的叠加。”如此之多科幻作家利用时空叠加的修辞策略负载各种或古老或时髦的命题，这些命题之间的分歧远未解决；对于科幻小说而言，另一个问题或许远为重要：时空折叠会不会遮蔽了什么？陈舒劼含蓄的警告是：“时空折叠作为科幻文学结构文本的常用手法之一，同时也在发出这样的警示：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科幻小说的叙事模式可能存在着许多固定的套路或设置，进而圈限想象的活动空间。”相似的意义上，陈舒劼分析了科幻小说的另一个常用修辞策略冬眠。冬眠的意义是指向未来，是“一种未来想象机制”。科幻小说如何将一个人物顺利空降于未来的某一段情节内部？冬眠是一个普遍使用的运输手段。作家有权利任意让人物冬眠五十年或者三百年，待到时间或者空间合适的节点重新唤醒。某些时候，这种修辞策略还可以冻结另一些人物。情节要求一些人物暂时回避同时又不能死去，送入冬眠是安全可靠的处置方式。然而，这一次陈舒劼的批评严厉起来：“冬眠跳过的不仅是时间，还包括这一段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空间变化及其内部诸要素间的复杂互动。”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时常因为历史段落与人物性格之间的合理互动殚精竭虑，那么，作为修辞策略的冬眠选择了轻松的回避面对严峻的历史睡着了。正如陈舒劼形容的那样，这种叙事是“积木式”的；由于大量关联性内在因素的删减，各个情节段落处于“跳跃式更迭”状态如同一堆积木。也许，迟早必须指出陈舒劼心目中作为参照的“正常历史”是什么。尽管正式的完整表述阙如，但是，人们愿意默认的“正常历史”往往接近多数读者置身的日常社会。无论是经济、文化、自然景观还是阶级、阶层等诸多社会关系，这种历史存在相对合理的因果关系，有章可循，各种事件、人物言行及其经验可以获得社会共同认可的解释。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这种历史的基本描述遵循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陈舒劼在“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一文之中表示：“迄今为止，马克思所阐明的社会发展规律依然有效。对热衷讨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科幻小说而言，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想象可能无所适从；要科学地呈现未来的社会形态，就无法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想象的错位、无力与终结等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中社会形态想象所出现的种种症候，都出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诊断。”当然科幻小说的前提即是摆脱现实主义叙事依循的常识而放纵“科学”的文学幻想，但是，相对于默认的“正常历史”，科幻小说聚焦什么、夸张什么或者遮蔽什么、压缩什么二者的落差恰恰是陈舒劼展开阐释的起点。“正常历史”给予科学技术高度的积极评价，同时，科学技术是科幻小说存在的前提。然而，可以从科幻小说之中察觉，科学扮演的历史角色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种种现代话语体系之中，科学从来不是纯粹的真理探索；科学往往与另一些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例如民族、国家，或者启蒙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科学充当了开启现代历史的地标。众多表述已经将“科学”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褒义词。“科学认识”几乎就是正确观念的同义词。尽管如此，正如“启蒙辩证法”这种命题所喻示的那样，现代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反思30今日批评家已经开始。陈舒劼从晚清迄今的科幻文学史之中察觉一个愈来愈明显的倾向：科学技术带来的那种乐观、自信以及启蒙的激情逐渐衰减，同时，悲观、科学技术的负面意义以及理性的限度、科学认识的相对主义立场正在潜滋暗长。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期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还保留着积极明亮、快乐舒适的气息，那么，80年代或许是一个分水岭陈舒劼曾经借助一个特殊问题的考察描述了80年代前后的转折：科幻小说与科普知识的关系。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气氛之中，文学、科学技术和科普知识共同活跃在相似的文化频道。唤醒民心与开启民智几乎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幻文学对于科普知识的重视以及“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始终维持二者的紧密关系；70年代末期的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激情再度巩固了传统的联盟。然而，80年代之后，这些故事不再续写。作为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科普知识从未停止；然而，科幻文学丧失了昔日的热心。科幻文学与科普知识开始脱钩。80年代中期汹涌的经济大潮严重削弱了科学技术的地位除了外部的社会文化原因，陈舒劼同时意识到另一些深层的理论困惑。例如，没有一种科学解释始终正确，相对主义的解构观念不断地漫延；同时，科学无法“就人类的价值观或生存的意义总结出任何东西”，换言之，“启蒙理性尚未填补放逐神后留下的空白，自己对理性近乎极致的推崇和乐观就招来了后现代主义汹涌的反击”。文学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易感门类，科幻小说普遍开始放弃对于科学技术的强烈好感，换上一副忧郁的神情。陈舒劼指出，三体之中许多冬眠者醒来之后发现，他们并未抵达预设的位置。科学的理性设计尴尬地落空，科学技术并未如愿地超越遍布历史的偶然与随机。尽管拥有宇宙飞船等种种尖端设备，可是，重返的主人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不明所以的地带这种理性失误是“科幻想象中的现代进步意识的内在矛盾”。另一些科幻小说之中的负面情绪更为极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甚至被视为种种“恶托邦”的罪魁祸首，例如韩松的一系列科幻小说。“乌托邦”还是“恶托邦”？科学技术制造幸福美满的发达社会，还是将世界带入光怪陆离的废墟？陈舒劼显然不愿意草率加入乐观或者悲观的阵营，而是力图将科幻小说提出的问题带入历史纵深。因此，我想再度提到陈舒劼的“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刘慈欣的三体之中出现一段情节：“长老”向“歌者”转交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二向箔”，“歌者”用“二向箔”轻松地抹去了整个太阳系。这是高级文明对于低级文明降维打击，后者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然而，陈舒劼从上述情节引申出一个普遍忽略的问题：“社会形态想象与科技能力想象之间的关系。”三体之中的描写表明，“长老”与“歌者”置身的社会科学技术超常发达，同时，社会成员之间等级森严，布满了监控网络，“有权者能进入下级的思想并任意改变其状态”；为生存而战是社会成员唯一的生活目标，没有爱，没有美，也没有彼此尊重，如此等等。陈舒劼对于这种情节的质疑是：如此专制的社会可能产生如此发达的科学技术吗？两种社会图景的不相称犹如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奴隶社会研制出先进的核武器一样。对于科幻小说而言，“社会形态想象与科技能力想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情节设置依据，尽管许多作家甚至没有明确意识到。然而，刘慈欣事先业已备好了答辩辞。在他看来，社会形态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足够强大的弹性。换言之，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仍然可能拥有相对发达的科学技术。在我看来，这或许并非最佳辩解路径事实上，只要持续放大“长老”“歌者”“二向箔”代表的文明与太阳系文明的差距，任何毁灭都可以成为轻松的必然。奴隶社会仅仅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水平，可是，对付一窝蚂蚁的时候，一壶水就够了。对于许多作家说来，想象一种高高在上的强大势力“完虐”蝼蚁般的生灵是否隐含某种秘密的快感？哪怕“长老”“歌者”之类多半被科幻小说设置为可恶的反面势力。陈舒劼承认刘慈欣所说的“弹性”，他试图按照“正常历史”的知识、逻辑展开更为严谨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人类历史上的奴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