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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政治Politics东方学刊 2022 年 12 月冬季刊香港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的展开*田飞龙 内容摘要 2022 年是香港回归 25 周年，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为主要标志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改革初步完成，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迈出关键步伐。2021 年是香港制度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年份，也是“一国两制”展现初心和治理智慧的转折年份，其焦点事件是选举制度改革。新选制改革前承香港国安法的法治工程，后启香港民主秩序的拨乱反正，是“爱国者治港”的体系重构。新选制期待塑造的香港民主新秩序，与香港社会基础之间的磨合还有一定的时差和落差，需要通过社会结构的合理转型来实现承接与互动。在香港国安法下，包括教育、传媒、校园法治、社会文化等在内的香港社会若干关键领域正在发生重要的适应性改革和变迁，制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生成。与制度和社会变革相应，2021 年，香港在理解大湾区建设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采取了重要的推进举措北部都会区是融入式发展和香港自我塑造的新事物。中共二十大报告清晰确认了“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论、最佳制度安排论和长期坚持论，并赋予其在民族复兴中的特殊地位。香港的综合性国际地位、制度优势和发展条件仍具有比较优势，其发展前景和对国家的实质性贡献值得期待。关键词 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新选制；社会转型；融入式发展 2022 年是香港“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变迁的关键年份。这一年既有来自新选制的民主秩序的重构，也有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变迁，更有双向性的融入式发展的顶层设计与本地回应。香港政治社会秩序开启了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新篇章，既体现了中央对“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实施的政策立场，也折射出转型中的香港社会自我调适与融入国家进程的艰难曲折。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但这一切的发生和进展并非一帆风顺，涉及“一国两制”诸多理念与实践方式的理性检讨和改良。本文即拟以这一变迁脉络中的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进程作为相互连贯的考察分析对象，从法学与政治学的复合层面解析香港“一国两制”结构变迁的机理和成效，并客观展望香港的未来发展前景。*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涉外法治的规范原理与典型制度研究”（北航课题编号：YWF-22-W-2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7 页。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342023/2/7 上午11:5335香港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的展开政治Politics一、香港“一国两制”的新篇章：政治社会秩序的结构变革因应 2019 年修例风波之乱，中央提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顶层法治规划，并具体落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层面，推动香港法治巩固和民主秩序重构，实现了香港的由乱返治，为由治及兴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2022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的讲话（简称“七一香港讲话”）中庄严宣布：“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宣告，“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必须长期坚持。这是香港“一国两制”制度实验历经 25 年展现出的肯定性面貌和历史定位。之所以是“好制度”，显然不是因为僵化不变，而是在“一国两制”框架内有机演化。其中，2021 年完善选举制度改革及民主秩序重构，是保持“好制度”状态与功能的关键举措。2021 年，中央治港继续以 2019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涉港制度规划为蓝本，推进制度体系改革与社会改良。新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爱国者治港”，将这一源于邓小平“一国两制”初心的根本原则提升至治理香港的某种“元原则”的高度，其具体作用领域首先为选举制度，其次是政府管治范畴和社会治理范畴。在中央主导和特区配合下，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规定之香港选举制度的结构性改革迅速完成，香港本地立法配套落实，并实际运用于新选制下的选举委员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与选举制度改革及香港民主秩序重塑相适应，2021 年的香港继续在香港国安法规制下深入社会结构的若干关键领域展开检讨和改革，“支联会”、“教协”、壹传媒等相继解散，香港社会结构与组织网络在“爱国者治港”及香港国安法作用下出现了向“爱国者社会”转型的趋势，并引导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社会空间获得话语权，取得文化领导权。制度改革需要社会基础的支撑与互动，但社会基础的修复及培育要比制度改革本身更漫长和艰难。2021 年的香港还开启了“融入式发展”的时代序幕，这是“一国两制”新阶段和国家改革开放新战略的共同需求，也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及再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大湾区和广阔的内地体系，改变的不仅仅是香港的经济地理结构和城市空间秩序，更是其管治哲学、社会文化以及身份认同。根据香港实际实现与内地的逐步通关，是香港融 张晓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人民日报，2019 年 12 月 11 日。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 年 7 月 1 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站，https:/ 年 10 月 22 日。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57 页。参见田飞龙：爱国者治港：法理内涵及在选举安全上的制度运用，澳门法学2021 年第 2 期，第 5657 页。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61 页。夏宝龙：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紫荆（香港）2021 年 3 月号，第 45 页。2021 年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难题反映了两者之间的磨合落差，参见田飞龙：超越投票率：香港民主的现实和未来，明报（香港），2021 年 12 月 21 日。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352023/2/7 上午11:5336政治Politics东方学刊 2022 年 12 月冬季刊入国家发展大局及适应“一国两制”新阶段的关键，也是“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测试，非如此，则可能陷入融合发展的困境，北部都会区也难以实质性展开并使香港各阶层获益。20212022 年，香港从选举民主改革、社会结构变迁到融入式发展的实质性启动，既是香港社会自身由乱返治、由治及兴的内在演变，也是“一国两制”初心、法理与新时代规划的有序展开。二、爱国者治港与新选制的民主逻辑“爱国者治港”是 2021 年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也是推动香港社会深层次改革的根本原则。“爱国者治港”的具体内涵如何？为什么在香港制度改革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香港选举民主改革将塑造一个怎样的香港民主新秩序？这些是讨论2021 年“香港之变”的宏观制度背景和主导性线索，也是深刻理解新时代“一国两制”有机演变的关键。（一）“爱国者治港”的溯源性解释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秩序的基础性原则。在中国的长期历史上，爱国成为至高的政治伦理和君子人格要素，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应对危机、联合自强及文明演进的关键性精神力量。爱国，显然是一种糅合了文明传统、民族主义与国家理性的基础性价值建构和认同技艺。如果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国家理性与国家认同就是更高理性层面的规范建构，是国家团结与国家竞争的前提与基础。爱国主义，就其历史渊源和思想流变而言，通常与“共同体”的古典伦理相结合，但西方政治现代化条件下的个人主义及其社会契约论并未真正摆脱爱国主义的集体前提，而是寻求以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及方法重构理性的或宪法的爱国主义。从基于民族的爱国主义到基于宪法权利的爱国主义，西方的政治现代性与宪制体系得以建构。但这里毕竟存在“共同体”向“个体”转变的范式跃迁，若论述和操作不当，必有激进的、解构性的政治后果出现，也就可能为各式分离主义提供借口、理由和动力。即便在奉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美国，爱国主义也并未退场，而是借助公民共和文化及宪法制度得以加强。在美国，爱国主义渗透于入籍宣誓、公民教育、任职听证等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美国的个人自由是在“星条旗永不落”的爱国认同条件下的权利享有和保障。“911”事件后美国更是制定了严格的爱国者法案用于反恐及维护国家安全。英美议员更是以爱国为前提，否则资格不保。诸如香港特区立法会 2016 年发生的“宣誓风波”，即候任议员在就职宣誓环节公然侮辱国家民族、挑战宪制秩序，在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随后有了针对性的人大释法（基本法第 104 条），开启了“爱国者治国”根本原则之制度化的先河。有学者将宣誓解读为权力的“圣礼”，但权力背后是国家尊严和国家整体利益。国家是神圣的，香港天大研究院：港式清零之路：从最高指示到社会自律，天大报告2022 年 3 月号，第 36 页。这一理论基于北美移民民族经验，对于中华民族的解释力存疑，有关质疑参见汪晖：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老问题与新困惑关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研究，载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14 页。进一步可参见林海：美国爱国者法案的诞生与反思，法律与生活2013 年第 19 期，第 4243 页。陈端洪：权力的圣礼：宪法宣誓的意义，中外法学2018 年第 6 期，第 15121514 页。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362023/2/7 上午11:5337香港新选制、社会结构转型与融入式发展的展开政治Politics因为国家包容、整合了全体成员并预设了保护义务。在公民共和主义的政体传统中，共和国本身也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和不可分离的整体。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建构的并不是松松垮垮的联合体，而是一个在道德和法律上严谨一致的规范共同体。任何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宣誓都预设了一个“道德理想国”，它既是历史的，也是规范的。“一国两制”下的爱国主义与爱国者伦理不可能构成例外，高度自治不应当削弱和消解爱国主义，反而需要不断培育和巩固爱国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以回应和化解所谓的爱国与民主之间的持续性张力。“爱国者治港”不是新生事物，而是在“一国两制”奠基时刻即灌注其内的宪制原则，是香港宪制秩序的构成性原理。邓小平先生在 1980 年代多次论述“爱国者治港”，澄清了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标准，即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港人治港表述的是高度自治原理，但这一原理不是孤立和无前提的，而是严格限定在“一国两制”框架内的。通常所讲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是有前提的，都是以爱国及其政治维护作为预设义务的。如果香港社会及其高度自治的管治体系背离了上述国家前提和爱国义务，“一国两制”宪制秩序就一定会陷入认同危机和现实威胁之中。关于爱国者的具体标准，邓小平先生根据当时的理解和要求进一步确定为：“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此即所谓的“爱国三标准”，其逻辑层次为：其一，国家认同，确立作为民族一分子的中国人的政治底线与伦理；其二，制度认同，确立对国家主权及其体制的承认与爱护；其三，爱港认同，即爱护香港利益。这是“一国两制”下的爱国者标准，以“一国”的认同为前提，兼顾对香港利益的认同，是符合国家前提与香港实际的一种可操作标准。遗憾的是，爱国者的经典标准并未在香港回归之后获得严格而准确的制度化及实践遵循，从而导致香港制度运行日益暴露出无法忽视的国家安全威胁与管治效能的下降。（二）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民主逻辑202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