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大学叙事小说中的权力书写_左红.pdf

罗素曾在权力论中指出：“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1（P5）罗素从人性的欲望本质揭示了“权力欲”与“荣誉欲”两者之间的区别，同时也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它们都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因而，人类的利己本性往往将权力作为支配和控制他人或外在事物的一种手段，从而确保自己的权力得到延续与拓展。如果任由这种权力欲望泛滥，那么，人类社会秩序将会因此而带来各种不公、失控与灾难。因而，马克思则以“合法性”作为权力的伦理尺度，防止权力的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与灾难。他认为权力是一种合法性的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共意志的集中体现。人类社会也就在这种对权力的控制与反控制之间呈现出人性的丰富性与社会的复杂性。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灯塔”与“社会的良心”，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同样也难以置身于权力之外。大学场域之外与场域之内的权力因素，都建构并影响着大学的发展生态。以权力作为1990年代以来大学叙事小说的研究视角，一方面能准确地反映出大学场域外部的关系网络以及其运行机制与发展演变；另一方面，还能窥探出大学场域内部的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的幽暗与复杂。一、大学场域外的权力衍变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叙事空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封闭性。但权力又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和关系，不管是从大学外部还是内部，它都能对大学的发展产生制约与推动作用。从大学场域外部对权力进行考察，能从整体上把握政府、社会等外在性因素对大学的制约性影响。张阳曾对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强制性权力、功利性权力、操纵性权力、人格性权力。前两种属于显性权力，后两种属于隐性权力。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交织在一起，构成政府与大学的权力关新时期以来大学叙事小说中的权力书写左红，马建珠（井冈山大学1.发展规划处；2.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343009）摘要：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灯塔”与“社会的良心”，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也同样难以置身于权力之外。大学场域外与场域内的权力因素，都建构并影响着大学的发展生态。新时期以来，众多创作主体以权力作为大学叙事小说的叙事维度，一方面呈现出了大学场域外部权力对大学的发展影响，揭示出了社会转型后大学场域外部的权力衍变；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了大学场域内部的权力乱象以及权力对大学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与异化。这些小说深刻地表现出了新时期以来大学的发展生态与大学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关键词：大学叙事；场域；权力书写；知识分子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8107202203014文章编号：16748107（2023）01011407收稿日期：2022-06-22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革命叙事文学的文本改编研究”（项目编号：21BZW146）；吉安市社科规划项目“1990年代以来大学叙事中的反讽修辞研究”（项目编号：22GHB468）。作者简介：左红（1980-），女，江西井冈山人，硕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社会学研究；马建珠（1977-），男，江西永新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第44卷第1期2023年1月井 冈 山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 44 No 1Jan 2023系。2（P82-83）这四种权力类型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大学场域外部权力对大学发展的影响衍变。新时期以来的大学叙事小说对此都有间接性的文学呈现。汤吉夫是一位专注于大学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基本上以大学及大学知识分子为叙述对象，这源于他自己多年的高校从教经历。同时，他又担任了多年的大学校长。因而，他的大学叙事小说往往从大学管理者的角度表现出大学与政府、社会等之间复杂的外部关系。相比一般的大学叙事小说作家而言，他的大学叙事小说具有一种更为宏阔的文化视野。汤吉夫的 知识者生存收录了从1980年到2006年近30年创作的大学叙事小说，纵观其小说创作，能隐约窥探到我国近30年大学发展的衍变轨迹。在他早期的副教授买煤记希望转折等短篇小说中，明显具有一种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叙事特征，从中能明显感受到大学场域外部权力对大学的直接控制与干预。希望与转折详尽地描述了欧阳庄在L师范学院所遭遇到的各种改革阻力。临危受命的欧阳庄面对L师范学院拨乱反正后人心涣散的管理状态，他以身作则，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准备放手一搏，并踌躇满志地想将L师范学院建成省级甚至国家级的一流大学。然而，他所面临的艰难超乎想象，他遭遇到的不仅有来自普通教师的“怀疑”，也有中层管理干部层面的“不配合”，更有来自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向省委组织部的“告状”，这反映出了“文革”刚结束后大学中复杂的形势。最后，欧阳庄虽然能够继续留在L师范学院，其缘由并不是来自于他个人的学术权威或行政权威，而完全是借助于大学外部的行政化权力的干预。无论是欧阳庄在学校内部改革的阻力，还是他最后继续留任学校的校长，都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掌控着学校及其个人的命运发展。在汤吉夫早期的大学叙事小说中，明显具有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叙事痕迹，文本中寄寓着浓厚的党和国家意识以及理想化的人格特质，这些都与当时的改革文学构成了内在的同质性。另外，在希望中有一个尤其令人痛心的细节：中文系的副教授班峰的老伴，在即将退休之际，为解决她们夫妻分居三十余年的问题，特意从江苏跑来请求欧阳庄院长能高抬贵手调离班峰。最后，班峰虽然为欧阳庄与自己类似的经历遭遇而震撼，从而自己主动要求留在L师范学院。这种因工作原因造成夫妻分居两地的现象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但也从中折射出权力对大学人事关系的强制性控制与管理。无论是欧阳庄的最终留下，还是班峰的最后坚守，都源于大学外在的权力因素，其中折射出的是当时大学所具有的行政化组织特征。大学在这种计划经济时代，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性，导致人才不能像市场经济时代那样自由流通。如果说汤吉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学叙事小说，其中行政权力对大学的控制与干预是一种直接的强制性权力管理，那么，他在后期尤其是新世纪初的大学叙事小说，这种国家行政权力则由直接的控制与干预，已转换成以统筹规划为手段的间接控制。恰如张阳所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强制性权力在不断减小，功利性权力相对增长。”2（P82-83）功利性权力就是权力客体服从权力主体的意志，权力主体则向权力客体提供实用的、有价值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往往通过经费资助的功利性方式对大学的办学行为进行宏观调控，这种调控方式可称之为功利性权力。相比计划经济的强制性权力而言，国家的功利性权力使得大学具有一定的选择自主性。1990年代以来大学在叙事小说中所反映的各种大学乱象，如大学“跑点”、评估、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这些乱象产生的根源都与功利性权力调控密切相关。大学纪事中的何季洲在接管H大学后，雄心勃勃地要将H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并不顾H大学的现实条件盲目申报博士点，号令大家抓住大干快上的好时机，不计成本地大力“引进”人才，不惜一切手段“创造”科研成果。正如何季洲在动员会上所说：“不要墨守成规，要敢于创新，比如我们师资力量不足，博士嘛可以引左 红，马建珠：新时期以来大学叙事小说中的权力书写115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进一点儿，专家嘛也可以调过来，条件可以商量；不能调来的，我们可以花钱买他的署名权，他的科研成果发表时，署上H大的名字就行，我们出钱就是了。”“最要命的是我们的人不懂公关，今天是什么时代？你又穷又横，谱儿摆得跟大爷似的，哪个肯买你的账？评委是要经常去联络的，要经常到人家家里看看，重要评委，我们校领导可以亲自去，要让人家感动。”3（P246）何季洲这种急功近利、不顾学术伦理底线的办学思维固然与他的个人权力野心密切相关，但也与功利性权力的调控不无关系。因为这些都是牵涉到大学发展的利益。功利性权力在对大学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也从一定层面上滋生了大学功利主义的盛行。值得注意的是，何季洲的这种跨越式的、冒进的治学与治校思维，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遏制，反而被同等院校奉为国内新兴大学的一面旗帜，并将以H大作为兴校的典范。那些坚守学术底线、尊重办学规律的人们反而被贬斥为墨守成规、思想不够解放、思路跟不上形势。这种浮夸式的学术风气的形成，固然具有人性贪婪的根源，但这种贪婪也是依附于功利性权力对各种资源的统筹设置的管理机制相关，这看似能调动大学办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但一定程度上却导致了大学功利主义的盛行。在19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小说中，涉及到关于申报博士点与硕士点，以及各种项目申报的小说很多，这无疑是当下大学病症在文学中的反映。如倪学礼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集中描绘了E大围绕申报博士点而展开“跑点”的各种现实图景。小说中的孟校长与何季洲不仅在精神气质上表现出同样的精明强悍，在办学思维上也表现出同样的大刀阔斧式的贸然与激进。但作为E大的一校之长，孟校长也深知围绕申报博士点而进行“突击”行为的各种弊端。但他又非常无奈，因为大学硕士点、博士点的申报，其背后真正指涉的是大学的发展利益。也许，金河对柳琴声的肺腑之言能表现出孟校长的无奈：“我有什么办法？老师要生存，学校要生存，要生存就得跑点就得走科研型大学的路子。”4（P167-195）作为人文主义意识浓厚的知识分子金河，他反对大学无底线地、不顾自我的客观条件进行跨越式发展。他一方面想坚守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与人格良知，反对学校因为申报博士点而浮夸作假，甚至通过四处“公关”的方式达到申报条件；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屈服于各种世俗压力，以至让他时常陷入在一种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所分裂的痛苦情境中。无论孟校长的无奈，还是金河老师的分裂性痛苦，其中所折射出的都是当前大学尴尬性的生存境遇。另外，在其他作家的大学叙事小说中也间接地涉及到了功利性权力对大学的调控与干预。如在劳罕各奔前程中，就有对学校迎接评估细节的详细描绘。汀州大学为了迎接评估，要求师生全力以赴，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并给予指挥部可以调动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特权。为了迎接这次评估，学校也基本上处于一种半工半读的状态去应付各种形式的材料检查，而真正涉及到师生利益的住宿、以及相关教学设施却没有资金做好相应的改善。这种本末倒置的方式无疑彰显出了评估背后的某些弊端及其利益导向。在朱琳的 缺氧中，也涉及到了关于大学评估的情境描写，对于大学评估的各种弊端，叙述者以一种切身之痛的方式指出：“教育部每四年一度的本科教学评估，完全是与高校多方利益牵连在一起的。如学校的地位和知名度、教育部及地方政府经费投入额度、学校招生人数等，因而除了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其他绝大多数内地高校不得不把迎评看得高于一切，成为特定时期全校工作的重中之重。”5（P40）学校为了迎接评估，进入了特级警备状态，所有院系全天候派人值班，各级领导班子24小时待命。真可以说是如临大敌，人人自危。当评估专家到了学校的时候，向评估专家配备豪车服务，甚至出现让学校外语学院与艺术学院的女生充当临时服务员的荒唐行为。阿袁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中的顾言，只因他的博导是一位博士点的评审委员，学校便不惜违背自己的人才引进原则，让其配偶由教辅岗转为教学岗。这样的事例说明，学校的让步并不是基于学术能力的考虑，而116是基于申报博士点的现实利益考虑。这些无不彰显出功利性权力对大学办学秩序的影响。上述分析表明，虽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大学的控制方式发生了由直接到间接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控制力度的削弱，而是通过资源配置的调控，采取比行政命令更为隐蔽、更有力度的间接性控制。也正因如此，一旦涉及到申报硕士点、博士点等关系到大学的发展利益，大学才会出现数据造假、学术剽窃与学术腐败等各种违背现代大学理念的乱象。这些乱象会严重干扰到大学正常的办学秩序，也会影响到大学的学术规范与学术生态。因而，大学的“去行政化”管理成为高校改革的重要内容。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大学的管理过程中，“治理文化、学术评价、人才评价等层面显现出浓厚的行政主导特征。”6在具体实践中，大学往往被当作一般的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