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下乡”、实践“进城”...”——人类学研究的个人简述_徐新建.pdf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期 年月 学科“下乡”、实践“进城”、文学“在线”人类学研究的个人简述徐新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引言本文应廖明君执行主编邀约撰写，以个己为案例，回望走过的治学道路。从 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算起，我从事与人类学相关的学术研究已近 年了。世纪 年代，我大学毕业后不久调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研究议题与领域从文学、戏剧到世居民族、区域发展，后来又延伸到民间信仰、侗歌民俗及跨国比较。在 年发表的一篇综述里，我曾将人类学的田野实践概括为由“上山下乡进城入网反身”构成的五种面向。结合既有的学术经历来看，我个人的人类学之路也近似于与之对应的多维整体。若再简化，则可浓缩为前后贯穿的延伸主线，即：学科“下乡”实践“进城”文学“在线”。二、学科“下乡”：面向乡民的田野认知作为由西方引进的知识门类，人类学的学科下乡在早期包括两重含义，首先指学术精英以边缘他者为对象的档案下沉及其以进化等级为坐标的自我确认；其次意味着城市阶层对乡土传统的“升级”改造，目标指向城市化扩张。在近代中国，后一种意义上的人类学下乡也此起彼伏，表现为费孝通批评过的“文字下乡”，大多带有居高临下为他者作精神“扶贫”的教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存在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基层路线，从波亚士学派在美国强调“文化相对论”到北大教授在中国掀起“歌谣运动”，再到汉斯莫泽（）等在德国宣扬“民俗主义”，学者们以民为本，转边缘为中心，前赴后继，批判高高在上的象牙传统，倡导“眼光向下的革命”。世纪 年代，在我步入职业的学术研究之际，正好赶上人类学后一条路线的日渐增强：西方涌现了对民族志进行政治与诗学反思的话语革命，中国则恰逢打破文本枷锁，呼唤“文化寻根”的改革开放。我在 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 观众与创造，论述戏剧观看者对剧场艺术的参与及贡献。文章将分析对象从台上延至台下，由单一的表演聚徐新建，文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学人类学研究辑刊主编，哈佛大学、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兼任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理事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执行会长，中国作协、中国音协和中国剧协会会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和教育部基地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西南多民族生死观与民俗考察研究”首席专家，出版专著 西南研究论 民歌与国学 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和族群 多民族国家的人类学等，作品荣获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政府出版奖提名奖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参见徐新建：人类学的多田野：从传统村落到虚拟世界（上），思想战线，年第期；徐新建：人类学的多田野：从传统村落到虚拟世界（下），思想战线，年第期。美弗兰茨波亚士：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杨成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徐新建：民歌与国学 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成都：巴蜀书社，年。杨利慧：民俗主义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民间文化论坛，年第期，第 页。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 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徐新建：观众与创造，当代文艺思潮，年第期；该文被 人大复印资料戏剧 年第 期转载。焦扩展为整体的剧场效应。如果说该文的观点对扩大戏剧研究的空间及论域有所推进的话，那么我后来深入黔东南民族村寨的实地考察就又进了一大步。由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性质决定，我在文学所工作期间，单位提出的要求是整体关注经济社会连通的省情总况，专业则聚焦世居乡间的少数民族，也就是后来常说的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为此，自 年起的十多年里，经由集体调研、个人考察及参会、访谈等多种方式，我几乎走遍了包括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在内的全省民族区域，聚焦的范围大大超越以往的文字书写和精英范例，不仅涵盖更为广泛的民间歌谣、乡土叙事，还涉及更为内在的底层信仰和仪式传承。这样的延伸与扩大，在知识观念的转变上，可以说就体现了本文阐发的“学科下乡”。为什么这样讲呢？以文学研究为例，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专业知识源自书本和课堂，在全国统编的教材内，文学等于文字印刷物，被限定于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四大门类，并主要体现在写入文学史的纸本化经典之中。在由精英编制的认知框架里，几乎就寻不见苗族村寨的民歌痕迹，找不出乡土歌师的应有地位，更见不到对“土著”魅力的深入阐发。因此，与民国初年“到民间去”的歌谣运动相呼应，面对生活世界的文学状况，若想使学术研究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就不得不改变既有的刻板印象和治学范型，让知识跳出精英制造的话语牢笼，呼唤学术扎根田野，让学科自觉下乡。正是在“学科下乡”的认知转变下，我对以往被视为边缘、落后的民间乡土有了全新看法，开始把民间的存在及其价值，理解为传统“官士民”结构中的“第三世界”，并由此出发对新时期的民间文化进行概述，肯定了从各地流行的通俗演唱到“舞厅迪斯科”和“街头霹雳舞”，从“比基尼”到健美赛，从民办企业到民间节庆的复兴景象，继而总结说：民间文化似乎正在这个国家由集权式计划经济向开放式市场经济变革的潮流中，重新找回自己合适的位置，并力求在未曾全然改变的官、士、民分层传统中尽可能发挥其“第三世界”的特殊力量，尽管这种“找回”和“发挥”离真正意义的“以民为本”还相距甚远（；），尽管如此，当代民间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变化，已向习惯于研究 的专家学者们提出了挑战却是显然的事实。把民间文化视为“第三世界”的认知得益于余英时的相关阐释。在 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余先生揭示了传统中国的“三民社会”特征。不过他由此凸显的重点并不在民，而是士大夫阶层及其重要的承上启下意义。受此启发，我将“民”的作用予以凸显，并在后来延续的歌谣研究中，提升出“民歌与国学”交替互补的并置结构，相关成果即为我调至四川大学后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与此同步的理论基础，则是此前与叶舒宪、彭兆荣等友人一同参与推进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文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体现为多重面向，既有以人类学理论对文学的阐发，也包括从文学出发对人类学的拓展。我个人的愿望是将二者整合为一体，把文学问题、人类学问题及文学与人类学问题连通起来，合并成一个更完整和基本的“文学人类学问题”。本着这样的愿望，我在四川大学申报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侗族大歌的人类学研究”，旨在通过对黔东南一个侗族村寨的实证调研，描述和阐释侗歌为何要唱及怎样歌唱的田野事像。在课题推进的过程中，借助反思学界以往分别由文学、音乐、民俗视角对侗族大歌的肢解、硬化，呼吁面对生活世界的侗歌本文，回归村寨、还原整体，还由此提出了创建“歌谣人类学”的理论设想。其中的要义在于提出“文本”与“本文”的联系与区分。我尝试从人类学的表述理论出发，将所有民族志写作 包括实证报告和理论阐释都视为“文本”，而唯有现实世界的事像本身才是“本文”。也徐新建/学科“下乡”、实践“进城”、文学“在线”洪长泰：到民间去：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年。徐新建：民间文化：走向复归的第三世界，民间文化论坛，年第期，第 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参见徐新建：寻找“本文”，文艺研究，年第期；徐新建：“本文”与“文本”之关系 人类学的研究范式问题，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年第期；“本文”与“文本”之关系 人类学的研究范式问题被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 年第期转载。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中，第一性的存在是文学生活、音乐生活或仪式生活，其次才是对这些实际生活的文本书写，亦即民族志反思学派概括的“写文化”（）。在跨语际比较中，汉语“本文”可对应英语的 （事实），“文本”则关联 （模拟），一实一虚，各有所指。从社会知识的生产看，人类学家的贡献在文本，局限也在文本。由此可见，人类学的“学科下乡”意味着从文本解放，向本文复归。对我来说，在贵州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经历中，“学科下乡”带来的转变认知，不仅扩展了对民间乡土的亲身识见，还拓宽了对国家共同体内部多民族存在的切实认同。我于 年参与筹划“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撰写其中的 罗吏实录 黔中一个布依族村寨的考察。该书以当地布依族丧葬习俗为主线，集中论述了摩公主持“砍牛”仪式的文化意涵。书中论点在台北举办的人类学会上宣讲交流，年又在昆明举办的“人类学高研班”发表，因讲述仪式的细节生动，还被主持人纳日碧力戈戏称为“砍牛专家”。如今看来，由于当时过于强调本文真实，对作品的写作亦偏向白描式实录，尽管其中也揭示过“身份多元”“多教混合”等地域现象，但是毕竟还是弱化了阐述者的问题导向和学理阐释。同样的问题，或曰矛盾、困惑，在我对月亮山的考察阐发中也有体现。月亮山位于黔东南山林深处，交通不便，民俗古朴。我赴当地调研的课题是“苗族祭祖”，虽只聚焦了为时一周的“牯脏节”仪式，实为计划围绕苗族展开的系列之一。在后来面世的报告中，我对调研背景做了铺垫，简介说：苗族在贵州有 万多人（世纪 年代数据），占了其总数的一半多，堪称其主体所在。多年来，贵州还因苗族众多而有“苗疆”之称。尽管这样，在当地居住了若干世代的苗族，仍没有完全把这里认同为自己的老家。他们总是不断地通过古歌和祭祀等追述着当年蚩尤大战后，其祖先跋山涉水南移和西迁的古老故事。以这样的族群记忆为背景，被民俗学和人类学家们表面观察到的一村一寨牯脏节祭祀，所祭之祖，其实不仅指代本家本寨的亲族先辈，而且关涉更为久远的族源始祖矣。顺着这样的族群记忆延伸，在我参加王明珂教授组织的“英雄祖先与族源记忆”课题时，顺理成章地由苗族视角展开论述，撰写了其中以“黄帝”和“蚩尤”：族源故事再检讨为题的报告。该课题持续了好些年，前后参加的还有彭兆荣、彭文斌、宝力格和纳日碧力戈等学者。表面上看，我们大家共同研讨的是多元中国的族群联系，但角度有别，结论不一。若往更深处说，彼此之间还有另外的不同。对我而言，随着思考的深化，对“多元”的本义有了新的理解，越来越不满足仅限于确认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与叙事平等，我主张还应更进一步阐释被称为“少数民族”的人群所持有并传承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相关的主张在我对“穿青人”庆坛还原的阐述中得到体现。其中揭示的面具仪式不但与孔子阐述过的“乡人傩”古礼相关，更与世界范围内的“超验信仰”勾连。为此，我发表了 傩与鬼神世界等文，力图重释被中原正统自神话“绝地天通”后遮蔽的初民本貌，而且努力提示被时断时续重申的“礼失求野”。因此，联系人类学演进的世界谱系来看，其在 世纪 年代多地出现的“学科下乡”，还意味着由理论突围的精神重返 返回人类缘起即在的精神高山。表现在当代西方的案例上，即呈现为朝向“高贵土著”的路线回归：延至 世纪 年代，当新一代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前往东南亚的“佐米亚”地区考察时，其所体现的人类学“上山”，自然也不是对文明的向往，而是更为积极的逃离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年第期 美克利福德：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徐新建：罗吏实录 黔中一个布依族社区的考察，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年。徐新建：生死之间 月亮山牯脏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第页。徐新建：蚩尤和黄帝：族源故事再检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页。这一时期的 傩与鬼神世界等文收入笔者出版的第一部文集之中。参见徐新建：从文化到文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年。徐新建：人类学的多田野：从传统村落到虚拟世界，思想战线，年第期，第 页。仿照斯科特“上山”后的描述，不难发现，若将乡下、山上的“本文”与山下、城市的“文本”相对比，结论也是一样的：如果想知道西学东渐前我们的祖先，城市化之前我们村寨的样子，那就到乡下和山上去看。三、实践“进城”：汇聚中心的学术成长然而话说回来，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由于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彼此的关系越来越不对称，出现了知识表述上的“马太效应”：一边是城市对社会话语权的日趋掌控，另一边是受统治的广大乡村朝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