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助推...同富裕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_付翠莲.pdf

102观察与思考 2023 年第 2 期“乡土中国”历来有乡贤、乡绅治村传统，乡贤或乡绅治村是在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演变及影响下形成的传统治理模式，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中有效地实现了乡村自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内生性治理权威缺位、村庄传统价值观渐趋消逝，使得基层协商民主实践难以深入推进，乡村社会实现有效治理面临诸多困境，这为以新乡贤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回归”提供了可能空间。基层协商民主被誉为“充满烟火气的民主形式”，提 要：新乡贤作为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通过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公益慈善事业、基层建言献策等方式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意蕴，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助乡兴促共富的重要力量。温州新乡贤工作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的原则，通过“选举+协商”模式彰显出“乡贤型”村干部的鲜明特色，与乡村软治理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相契合，形成丰富的新乡贤助力共同富裕的地方实践经验。由于新乡贤“局外人”身份标签，乡贤组织与村“两委”的职能定位模糊，在共富路上新乡贤作用发挥渠道有限。通过“搭建组织平台拓展社会资本长效保障机制”模式，化解新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和体制认同难题，为新乡贤深度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提供实践路径。关键词：新乡贤 基层协商民主 共同富裕 温州作者付翠莲，女，温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温州 325035）。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助推乡村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付 翠 莲*本文系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课题“共同富裕的新型城镇化共富探索与实践 浙江龙港案例”（21WH70098-19Z）、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课题“温州市新乡贤助力乡村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探索”（WZRJDZS2021004）的阶段性成果。103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基础和重点。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作为助乡兴促共富的重要力量，在推动文化发展、经济建设、公益慈善及乡村善治等方面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在村域公共事务治理中通过资政参事、建言献策，能够有效提升乡村社区民众的多元参与和协商共治水平，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独特作用。但目前由于新乡贤“局外人”的身份标签，存在身份融入、体制不认同的困境；此外，当前乡贤组织与村“两委”的职能定位模糊，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工作机制不健全、工作载体较少，在共富路上新乡贤作用发挥渠道仍然有限。基于此，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实践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如何妥善处理新乡贤参与同乡村政治精英主政间相互关系？新乡贤作为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在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中采取何种途径拓展其参与协商民主领域、助推乡村共同富裕路径？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一、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助推乡村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受传统带有负面含义的“乡愿”“土豪劣绅”等革命话语影响，学界迄今对“新乡贤”这一概念界定尚存在一些分歧，导致社会上对于这一群体的认知也存在偏差，不乏存在对乡贤污名化的认知。新时代，新乡贤蕴含着更宽泛的新的时代内涵，一般而言是指“城市中以知识、文化、道德为内在特质的群体下乡”，在乡村中拥有较多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者，心系乡土、热心公益的社会贤达，主要包括返乡商人、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模范等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新乡贤是乡村德行高尚、公益事业的先导者，是乡土文化、乡风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作为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新乡贤具有体察乡村社会“痛点”、扶助风习教化的双向功能。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主要是依托乡村社会组织，如：乡村公益自组织、乡贤理事会等，通过非正式参与、半正式参与、准正式参与，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一）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弘扬乡风文明乡村作为一种共同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乡贤文化”是历代名贤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精英文化和先进文化，是在一定地域有激励作用的包括思想、信仰、价值的一种文化形态。扎根于乡土并广泛流传的乡贤文化，包括“宗儒守道，匡扶正义，崇文右学，敬宗收族，乐善好施，务本求实”等好传统，吸收了体制代理人合法性、经济能人利益支配性和宗族老人宗族认同三种权威，形成复合型权威，是凝聚乡村社会文化的基因，是维系乡情、联结故土的精神纽带、具有鲜明乡域特色的榜样文化和浓厚地方色彩的先进文化和精神文化。新时代乡贤文化作为乡村振兴之“魂”，是联结乡村内生力量与社会资本的有效载体，创新乡贤文化是当前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紧迫需要。新乡贤具有较高的道德文化修养，是行德行善、从事公益事业的先导者，是乡土文化、乡风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新乡贤在营造新时代乡贤文化、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培育乡风文明等方面彰显了时代价值。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倡导创新乡贤文化，传承乡村文明；2018 年，中央“一 参见付翠莲：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求实，2019 年第 4 期。张英魁：乡贤的外生性及其介入乡村机理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 年第 3 期。王志良：继承和弘扬乡贤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4 年 7 月 23 日。苏雁、孙宁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 苏州大学教授罗时进谈乡贤文化，光明日报2014 年 8 月 13 日。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助推乡村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104观察与思考 2023 年第 2 期号文件”提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新乡贤文化，挖掘新乡贤群体“有道德、有人脉、有见识、有能力、有资源”的内生资源禀赋优势，充分发挥新乡贤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纯乡风、树正气的示范引领作用，有利于重塑乡村公共精神，对改善乡村风貌、维护乡村社会秩序、践行乡风文明、传承好家风好家训，弘扬传统社会道德与公序良俗等具有重要意义。（二）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有助于促进乡村善治后农业税时代，由于“乡财县管财政体制的推进，乡镇其实已经没有作为一级政府的独立权力空间”，乡村传统治理主体乡镇政权在乡村治理中的自主性和政治权威逐渐弱化。按照“接点治理”理论，新乡贤组织充当了地方政府与村庄之间的非正式接点，是对作为正式接点的村委会的补充和辅助，是连接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纽带和桥梁。新乡贤组织作为一种新“经纪机制”，是配合村民自治与国家权力的代理人，有效实现了协商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魅力权威”，新乡贤治理契合了国家现行政策下乡村治理主体缺位的现实背景及重建乡村精神文化的迫切要求，成为当前乡村振兴的一个关注点。新乡贤中“有崇古尚贤、崇义尚道的党员干部，有义利兼得、兼济天下的企业家，有治国安邦、心忧天下的学者文人，还有厚道理性、追求崇高的普通人”，他们怀有浓厚的家国、乡土情怀，有着“敢”字当头的担当精神、有着扶危济困的价值追求，是可以承接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的桥梁和纽带。乡土社会作为具有共同象征性价值观念的组织结构，可以激发新乡贤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新乡贤作为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发挥着处理乡村事务“草根智囊团”的作用，整合和吸纳新乡贤社会力量，可以增强决策的民主性，促进村庄实现有效治理。在处理基层矛盾纠纷时，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能够有效促进村“两委”和村民之间沟通协商，可以有效充当乡村治理的“润滑剂”，有助于优化和丰富当下乡村社会治理的资源结构。新乡贤组织拥有较强的自主协商能力、法治理念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基层协商民主的组织化需求，能够成为群众矛盾纠纷的“灭火器”和乡村社会的“稳压器”，成为化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因此，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是乡村治理方式的一种有益探索，体现了中国传统“礼法合一”的管理理念，对于疏解基层治理中的矛盾和困境、提升村庄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乡村善治具有重要作用。（三）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有助于推动乡村共富新乡贤作为乡村内生性权威参与乡村建设，并不单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更多的是基于其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及受人尊敬的权威，饱含乡土情怀归乡反哺，寻求归属感、获得感和成就感，在引领家乡致富、优化社会治理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大部分乡村建设缺少资金、技术和人才，国家“输血”赵树凯：乡镇政府之命运，中国发展观察，2006 年第 7 期。参见彭小兵、龙燕：“接点治理”：村委会的治理危机与乡贤的补充机制 以重庆市永川区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20 年第5 期。参见原超：新“经纪机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 基于泉州市 A 村乡贤理事会的运作实践，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 2 期。王文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困境及对策研究，未来与发展，2016 年第 8 期。参见郎友兴、张品、肖可扬：新乡贤与农村治理的有效性 基于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的经验，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 年第 4 期。105式政策扶持属于外延性的，而扎根乡土社会的新乡贤具有“造血”功能和反哺情怀，懂技术、有文化、有威望，更具有内生性。他们政治素质高、道德修养好、专业能力强、社会影响大，拥有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资源要素的优势。但由于乡村缺乏协商民主的组织机制，镇村两级没有政协机关，如何把民主协商理念拓展到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成为难点。近年来，我国涌现出各类新乡贤组织，截至 2021 年 4 月初，以“乡贤”为名在地方相关部门注册登记的新乡贤社会组织数量已达 2273 个，此外还有更多没有注册登记的新乡贤工作室等。利用好乡贤联谊会等组织，充分发挥新乡贤组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建言献策与决策咨询的工作优势，鼓励新乡贤在乡村经济发展、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环境整治和社会秩序等乡村热点问题中积极参与基层民主协商，通过“外引内联”，让新乡贤“回得来”“干得好”“留得住”，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为乡村共同富裕聚力赋能。二、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温州实践温州自古以来受制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先天不足，人地矛盾异常突出。改革开放后凭借临海的地理优势以及过剩的人口资源，温州人通过发展民营经济迅速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造就了这一地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民众敢于冒险、锐意进取的风气，也促使“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注重实践与务实创新的永嘉学派传承至今。加上温州地区宗族文化氛围浓厚，以血缘、地域为纽带凝聚了强烈的抱团意识，最终形成了家族间乃至温州地域间相互提携的文化习性，并转化为“乡贤助乡兴”的优良传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后，浙江承担起为共同富裕目标积累经验、提供示范、探索路径的重要使命。温州市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实施“千名乡贤助共富”工程，持续培育新乡贤工作示范镇、村、基地（项目），打造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带，招引新乡贤回乡帮富，把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使乡贤文化优势转化为“乡贤经济”，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在村镇两级的实践模式受到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充分发挥新乡贤文化底蕴深厚优势，提升乡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温州自古以来乡贤辈出，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底蕴深厚，“乡贤助乡兴”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目前，约有 70 万海外的温州人、近 200 万国内在外温州人，全国各地温州商会共 200 余家。从乡贤组织来看，全市已成立 13 个县（区）级乡贤参事会、136 个镇（街）级乡贤参事会、1165 个村级乡贤参事会（联络站），建立 57 个乡贤助乡兴实践基地。据不完全统计，全市5000多个乡村中有超1万名新乡贤回流兴乡，其中包括大批政治素质高、道德修养好、专业能力强、社会影响大的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才和离退休干部。这些温州新乡贤拥有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资源要素优势，借势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和资源优势，通过嘉言懿行引领乡风文明、助乡兴、促共富，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提升内生动力、引领乡风文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参见季中扬：以新乡贤组织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新华日报2021 年 4 月 27 日。参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