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研究评述_金俊铭.pdf

年 月第 期 第 卷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能力建设研究”（）；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自在逻辑与路径选择研究”（）第一作者：金俊铭（），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党建、社会治理研究。：.新时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研究评述金俊铭，玉菊浪（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摘 要：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研究的浪潮。其研究领域大体集中在时代诉求、内涵把握、路径建构等方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硕果，推动了国家社会的政治发展，但围绕着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涵与外延问题，存在一定的不足。新时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不断强化治国理政的功效为目标，聚焦国家制度与治理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变革、重塑、重构，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向纵深推进。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度优势；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效能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中国共产党对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思考并不是空穴来风式的臆造，也非天马行空般的幻想，而是有着扎实的理论支撑，其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学说，锻造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壮阔实践，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行治修制，即成方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首次将制度同治理纳入国家层面同向聚力，并行发力。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从战略高度梳理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一深刻思考为顺利开启“中国之治”的新境界提供了价值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回顾过去十年的成就时，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依靠制度优势层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转化程度、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新境界。随着转化的深入，新时代关于两者良性互动的蓝图得以不断描绘，既是百年奋斗的胜利经验，也是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当下，为应对棘手的风险与挑战，更需着眼于民族复兴的国家建设，通过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将制度与治理更好地实现联结。综上，制度优势是基底，治理效能是手段，两者的转换过程并不是自发性的运转，而是有意识的引导，并聚合于社会秩序的再建构。迄今学术界对新时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硕，也形成了数篇综述类的文章，但主要围绕制度或治理单一维度进行内容总结与逻辑归纳，前者对制度的内涵与形成、特点及优势展开论述，并利用时间节点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对制度优势的百年探索。后者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阐释、实现路径、推动力量、关键因素等方面，也尝试从治理的制度与现代化的路径图谱加深认识。此外，也不乏由技术分析切入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特征和趋向。但无论是研究亦或综述，大都呈现视角固定且独成一派的景象，有待进一步开展全面整理与系统分析，力图在新时代更好地做实、做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善治工作。一、时代的复杂诉求，亟待转化的促发追溯事物产生改变的动力，无不是要回归到属于那个时代的诉求。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制度的韧性支撑起了成就的取得，但实现高效能治理仍是今后社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治理在嵌入国家机器的运转中要同时代的诉求相契合，我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可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变局”息息相关，更是一种以“变革”能力解决自身问题的需要。（一）“变局”：多重因素的叠加新时代难以用复杂二字来形容百年未有的变局。国际格局的骤变，世纪罕见的疫情，加之区域性的战争威胁与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呈现出一幅盛世之下的不安景象，让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压。但压力同样也是转机，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应对已然出现的风险挑战，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变局”之下，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领域的问题层出不穷，外部力量的叠加分化了原本较为稳定的社会，诱导性因素更是冲击着秩序维系的制度，而转化主题的设置是应对风险社会的一把“金钥匙”，亟需以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妥善处理。欧阳康指出，应高度重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在当前极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和治理效能差异；国家及地缘政治影响全球治理的格局下，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效能更为重要。冯俊等认为，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以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复杂变化，同时需将制度创新、优化与治理能力提升摆到更为突出的位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对其防控成为重点考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战场。刘勇等谈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应对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应迅速、统一领导、集中部署、精准施策、科学防治的结果。文宏等则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探究了危机情境下制度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决策、执行和监督等的相关内容，得出其是推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关键。闰从山对比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治理体系，认为前者的“民主”制度并未给民众带来平安，应对疫情也是乏力无助；而中国却能在中国之制的治理价值规范下，快速遏制疫情蔓延，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二）“变革”：治国理政的需求制度的设定是为了更好服务于国家机器的运转，治理的现代化要求党和国家要从内部积极实行“变革”。制度优势是一种比较优势，它在变动中不断伸缩，为维系这种比较优势并进行时空延长，就需要以治理的现代化来提升效能。制度起着规范的作用，而治理彰显行为的实施，冲破制度的束缚走向治理的新生，转化的过程是“善制”到“善治”的实现。来自内部的冲击于执政党而言是谋求长期执政的夙愿，于制度建设而言第 期 金俊铭，玉菊浪：新时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研究评述是完善并健全制度优势的需要，于国家治理而言是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虞崇胜 从制度优势的内在理解与制度发挥的外在运转两方面指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须借助中介才能发挥其内在的优良品质（制度秉赋）；制度空置、空转、失灵已影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并成为亟须解决的“短板”。赵长茂指出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范围内制度竞争的双重要求。季燕霞认为制度治理获得社会普遍认可与遵循的过程需政治力量的有效推动。中国作为有着深厚人治传统且人口众多、公共事务复杂的国家，其政治发展面临如何顺应现代化发展规律、要求并切合本国发展实际的严峻考验。毕国帅等从三个方面细化了治国理政中对转化的认识，认为要实现国家高效治理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等的现代化。此外，刘作翔等认为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性选择。二、内涵的科学认知，把握转化的尺度制度对国家治理工作进行定调和布局，并影响着其转化的方向，而治理的可能性表现为对制度本身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同时也孕育出了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设定科学而准确的转化边界并形成对应的社会规则后，对制度同治理的认识已然跃升到了战略层面。此时，维系转化过程的“度”成为考量转化成效的重要标尺，既不能越过治理的范畴而影响制度的正常发挥，也不可局限于制度的框架而削弱治理的功效。因此，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概念、逻辑、内容等主要方面进行分析与解读，将转化过程的内涵逐步清晰化有助于实现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一）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概念诠释从词源学的视角看，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涉及制度、治理、转化这三个关键词，前两者是既定范畴的学理称谓，而“转化”是嵌入到前两者语境中的特殊表达。转化意味着改变，是一事物原本性质发生质的变化后化为与此事物本质截然不同的其他事物。以矛盾的转化为例，事物内部矛盾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自向着与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向它的对立面所处的地位转化。因此，转化绝非自然物，而是有预设的条件或状态，并以相应的可能性对其两侧的事物进行延展。夏志强总结到，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应在开放系统中思量与展开，系统场域下对治理有效性的实践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同时，治理有效性不能褊狭地理解为既有制度的有效执行，而应更加关注如何在国家治理逻辑下构筑紧密关联而又互动调适的联结机制。杨涛则借用化学中的“反应物催化物产物”的催化系统原理来还原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催化系统的场域是转化过程的容器，催化能力的优化对提升转化过程具有正相关作用。王萌等 认为制度优势要想克服“阙如”的状态，首先应确保制度体系中不同主体间形成稳定的结构关系，并能有效激发各主体能动性，从而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遵循自身既定逻辑线索的正向裂变，对这一转化过程内在逻辑的追寻，能进一步剖析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两者的内在逻辑都是生发于其根基之上的再阐释，是对国家、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和强调。因此，只有抓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过程中蕴涵的内在逻辑，才能在“国家社会”的框架内使转化过程走向更优。.“两重逻辑”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典型性两元事物的交织，制度与治理是内在逻辑形成中无法避开的元素，“两重逻辑”的考量正是基于对这两个核心元素的阐发，围绕其相互作用而展开的逻辑关联论证。而探究这一转化过程势必要在国家的宏观蓝图下重点对制度与治理进行详尽的认识与解读。张明军等认为制度优势是治理效能产生的基础，治理效能是强化制度优势的重要条件，两者通过特定的中介因素和环境形成互动。胡乐明等认为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是协同提升的，他区分并明确了两者相互转化的条件，从理论上揭示了作为条件的“优势”与作为结果的“效能”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贺东航等则从理论与实践两重逻辑出发，认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为国家治理能力赋能、为治理效能转化增效，以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周虎等认为制度与治理的相互关系是沿着内生逻辑层层递进的，并衍生出“并列结构”“相互支撑”“更好转化”等三个方面。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此外，林毅指出中国的制度优势深含着“制治互洽”的逻辑。.“三重逻辑”论。在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制度与治理作为成熟的体系已然生效并正积极地运转，国家现代化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有赖于制度与治理本身的优化，更有赖于“如何更好地转化”功能的设定。换言之，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并无转化的必然性，因此无法自然产生，而必须借助一定的转化机制或平台。这就使转化过程的“三重逻辑”着重阐释了如何进行转化并怎样完成更好的转化。丁志刚等指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是把握制度有效性、治理有效性与匹配有效性三重逻辑机理。胡洪彬以建构理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系统模型的形式，论述了执政党、人民群众及党和人民群众三重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主导型、协作型、参与型三种具体转化模式。赵建波强调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表现为“制度效能”“治理效能”与“价值效能”三重逻辑关系的融合。方雷等认为党的制度执行力是决定实际治理效能的主要因素，应突出党的领导性国家治理主体地位，并形成“政党政府社会”三维关系。.“四重逻辑”论。将系统观渗透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全过程，并以复线思维思考这一转化过程是多维元素的串联，且其内在逻辑表现为组合形式的连接。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同属国家治理体系，需在实践中进行有机地、多维地整合才能将其转化功效最大化。吕普生认为国家治理效能理论框架有着自身的“详细表达式”，即由内在属性到结构功能再到运行机制最后到治理能力，依次推进并搭建起四维的理论逻辑。陈建兵等 论述了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中存在着中国式四重逻辑，即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组织领导原则下体现的理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