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与秩序：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西北地区的天花疫情_曲强.pdf

2023 年第 1 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 1，2023第 50 卷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Vol 50(总第 266 期)(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General No 266疫病与秩序: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西北地区的天花疫情曲强(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100872)摘要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西北地区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天花疫情。乾隆八年(1743)到九年(1744)的天花疫情发生在伊犁、乌鲁木齐、叶尔羌等地，导致了准噶尔汗国十余名宰桑身亡。乾隆二十(1755)到二十三年(1758)的天花疫情伴随着准噶尔汗国的灭亡，扩散至天山南北，导致流民四起，人口大量死亡。通过档案文书的解读可以发现，一些学者声称的清军给准噶尔带来天花的观点缺乏依据，天花在准噶尔社会及周边早已存在，并多次暴发。准噶尔汗国覆灭之际，内讧、战乱、饥荒使准噶尔社会秩序瓦解，本就一直存在的天花有了大暴发的条件，社会的失序使得病毒的传播更加肆无忌惮，又反过来加剧社会的失序，并伴随着饥荒、战火将准噶尔社会拉入深渊。关键词准噶尔;天花;疫情;疾病史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23)01-0159-11 收稿日期 20220912 作者简介 曲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现为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联合培养博士生。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 2021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的阶段性成果。附记:本文修改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乌云毕力格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赵令志教授、中山大学刘志扬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刘雨茁兄及匿名评审专家等提供了很多建议和启发，在此一并致谢。一、引言天花是一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几千年之久的烈性传染病，其高度的传染性和死亡率曾令古人谈之色变。在中国古代，天花疫情所造成的人口死亡和社会恐慌不绝于书。清代许多重要人物如顺治帝、六世班禅等都死于天花。康熙帝曾力推人痘免疫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至牛痘免疫法普及后，天花疫情才得到有效防治。清军入关前，天花即已对其社会产生严重威胁，仅大贝勒代善一家就曾有三人死于天花。入关后，天花更成为其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胁。清初缺乏有效防治天花的手段，隔离成为最简单的防疫措施，如设置避痘所、委任“查痘章京”、驱逐出痘者等，均是从阻断病毒传播角度所采取的隔离措施。由于顺康之际北京地区天花肆虐，顺治帝因天花而亡，康熙帝因出过天花而得立，又逢皇太子出痘，乃决定在宫中推行种痘术。康熙二十年(1681)朱纯嘏应诏入宫为皇室子孙种痘，颇有成效，康熙帝乃于次年派其赴蒙古科尔沁与鄂尔多斯等地，为其亲贵种痘1。此后更是将种痘范围扩大到喀尔喀诸部。康熙帝在 庭训格言中得意地说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2 此后中国北方大规模的天花疫情被有效控制，天花转而以零星散发和周期性流行的方式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951DOI:10.15970/ki.1005-8575.2023.01.014据 1722 年前往准噶尔汗国的俄国炮兵大尉伊万温科夫斯基记载，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汗国就曾发生过天花疫情，使得噶尔丹的军队战斗力大减3。准噶尔汗国末期，天花疫情更对其命运产生巨大影响。啸亭杂录记载乾隆二十年(1755)后准噶尔“凡病死者十之三”4，可见疫情之重。准噶尔汗国覆灭之际天花流行，其与战争、内乱共同构成了准噶尔汗国灭亡、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对此，史学界的意见基本一致。但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西北地区究竟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天花疫情，疫情波及范围如何，疫病蔓延和社会失序给准噶尔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却不甚明晰。由于汉文史料中记载极少，缺乏细节的记述，满文史料又过于分散，因此目前尚未见到利用满汉文档案进行该研究的论文发表，但一些论著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赵令志 乾隆初年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者之礼仪初探5 一文利用满文档案统计了准噶尔来京使臣、更役染天花死亡的情况，并总结了出痘后的处置、善后及抚恤措施等。文中所涉准噶尔人的出痘地点基本都在内地，并未涉及准噶尔本土疫情。谢景芳 天花与清初史事评议6 一文梳理清军入关前后天花的流行、影响和防治措施，还研究了天花与康熙帝继位、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设置的关系、清代天花的预防治疗及社会影响等问题。高勇、乌云毕力格 清代天花的预防治疗及其社会影响7 一文对天花的起源、病理特征以及清代对天花的预防措施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特别对清代人痘免疫法进行详细的技术讲解，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清代对天花的治疗措施以及社会影响，并列举相关的清代医书。杜家骥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8 一文梳理了清朝各个地区暴发的天花疫情及其对政治运作和制度的影响以及清朝对天花的防控措施。郭少妮 清代西藏地区的天花防疫实践9 一文利用档案文书梳理清代西藏的天花疫情，结合藏医著作介绍藏族人面对天花采取的措施，以及清朝驻藏大臣在此基础上的移风易俗，还从防疫知识的层面探索藏族对天花的认识过程。石硕、姚婧媛 西藏历史上天花的传播情况及种痘免疫法考察一文从藏文文献入手，梳理了天花在西北高原牧区的传播情况，并结合藏医文献研究种痘免疫法在藏族社会的推广10。这些研究都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近些年随着清朝档案文书的刊布，一些散见于故纸堆中的记载为研究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西北地区的天花疫情提供了可能性。本文主要从清代满汉文档案入手，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二、乾隆八至九年的天花疫情从档案文书的记载来看，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有两次明显的天花疫情流行高峰。前一个起止时间比较明确，为乾隆八年到九年(1743 1744)，疫情信息主要来源于准噶尔逃人的叙述。其一，据准噶尔来投厄鲁特人达尔扎布所述:狗年(乾隆八年)，曾向阿布达克克勒木、巴达克山派兵一万五千，以台吉色布腾为首。兵至萨尔河地方，因兵丁出痘退回 11。这条叙述中涉及的地名，对于考察天花疫情的传播范围十分重要。“阿布达克克勒木”满文为 Abdak Kerem，当 为 中 亚 浩 罕 汗 国 统 治 者Abd al-Karim(17341751 在位)之名，此处是以统治者之名代指其国，这在 清实录中也有所反映。如 清高宗实录中有“惟恐阿卜都尔噶里木、哈萨克、土尔扈特、喀尔喀等处发兵袭之”12。的记录，其中哈萨克、土尔扈特、喀尔喀都是部族名称，唯“阿卜都尔噶里木”为人名，用以指代浩罕。其二，据准噶尔来投厄鲁特人舒库尔所述:去年(乾隆八年)秋季，伊犁一带出痘死人甚多，乌鲁木齐等地虽出痘者少，但生疮者多13。其三，据准噶尔来投厄鲁特人彭楚克所述:前年(乾隆八年)，伊犁地方因出痘者多，噶尔丹策零畏惧，带领家口，移往博罗塔拉。去年(乾隆九年)九月方才返回。为此，众宰桑、头目皆曾作喜礼前去伊犁。(中略)又，前年派去阿布达克克勒木地方之兵丁因出痘撤回。(中略)前年在阿布达克克勒木地方用兵时，于当地名为玛尔噶朗061本文中满文档案皆为笔者自译，满文拉丁转写因篇幅所限省略。之地交战十日，于名为郭霍木地方交战七日，双方均不分 胜 负。后 因 出 痘，撤 回兵丁14。该档案又印证了准噶尔攻打浩罕时军中出痘之事。文中玛尔噶朗为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尔吉兰，时属浩罕汗国。其四，据准噶尔来投蒙古赛音查克所述:前年(乾隆八年)伊犁、乌鲁木齐地方出痘者甚多，去年秋季才稍好15。其五，据拉达克汗所派探听消息者所述:我等身在叶尔羌时回子出痘死者甚多。闻得准噶尔厄鲁特墨得格齐巴图鲁宰桑在内，十三名宰桑出痘身死。其下阿勒巴图出痘身死者极多。那噶尔丹策零极为恐惧，故去先前抢自哈萨克的游牧地北一处躲藏。(中略)后来天花平息，鼠年(乾隆九年)十一月，噶尔丹策零返回其原游牧地16。综合以上叙述我们可以了解乾隆八年到九年天花疫情的大概情况。本次疫情发生在噶尔丹策零统治晚期，从乾隆八年(1743)秋季疫情开始，持续一年左右，到乾隆九年(1744)秋季好转。本次疫情的主要病种是天花，但在乌鲁木齐也暴发了疮病。伊犁、乌鲁木齐、叶尔羌的天花疫情十分严重，竟使得准噶尔汗国十三名宰桑出痘丧命，其属下的阿勒巴图以及叶尔羌民众都纷纷染病。而且准噶尔汗国征伐巴达克山、浩罕的军队中也暴发天花，使得军事行动不得不停止。由此可见，至少伊犁、乌鲁木齐一带及叶尔羌都暴发了天花疫情。噶尔丹策零面对疫情极为惊恐，采取了最为简单直接的防疫措施 躲避，他向北到博罗塔拉一带避痘一年左右，方才返回伊犁。但噶尔丹策零的“自我隔离”也引发了政治问题，其属下吉尔吉尔的两位诺颜互相反目，劫掠商人，阻断道路。噶尔丹策零避痘归来后才以军事手段平息了此次动乱16 128。这次疫情结束后，到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征讨达瓦齐的十年间，准噶尔汗国境内似乎没有大规模疫情暴发，但散发疫情持续给准噶尔人带来灾难。如乾隆十九年(1754)二月的一份奏折中汇报了准噶尔来投的伯勒克陈述，他声称其亲属六人出痘身死，只剩下了四口人17。一些资料说乾隆十年(1745)准噶尔暴发大瘟疫，噶尔丹策零染天花去世，不知是何依据。至少从满文档案来看，未见乾隆十年准噶尔大疫的记载，而且一份关于噶尔丹策零去世消息的录副奏折中明确说到，噶尔丹策零因痰火病去世，并非天花18。这期间准噶尔汗国周边地区也出现了天花疫情，如乾隆九年(1744)五月有准噶尔赴肃州贸易的商队出痘19，准噶尔赴藏熬茶期间在西藏也遭遇天花疫情。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在今拉萨、山南一带出现天花疫情，甘丹寺、色当寺中皆有人出痘，准噶尔赴藏熬茶的宰桑玛木特等因皆为生身，十分恐惧，不得不因此调整行程20，但其中仍有一人在途中出痘身死。六世班禅因天花疫情而坐禅闭关21，准噶尔使者畏惧天花，不得不熬茶后匆匆返回22。这两起发生在肃州和西藏的天花疫情说明准噶尔汗国周边常常面临天花威胁。至准噶尔汗国的最后几年，伴随着战乱与内讧，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天花疫情与之形成合力，终于将准噶尔社会拉入深渊。三、乾隆二十至二十三年的天花疫情乾隆八至九年的疫情资料主要见于准噶尔逃人口述，而乾隆二十年起的这场疫情资料则大多来源于清朝官员的汇报，因乾隆二十年清军征讨达瓦齐，又征阿睦尔撒纳，逐渐深入准噶尔汗国腹地，清朝官员更多地介入当地的事务。这场天花疫情的起止时间缺乏明确的记载，范围似乎也远远超过了准噶尔汗国。其中乾隆二十至二十三年的天花致死报告十分密集，多涉及重要人物。笔者研读相关档案，发现此次西北天花疫情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准噶尔汗国的中心 伊犁，一个是清军西路军营巴里坤，而通往巴里坤的驿路也成了疫情暴发的通道。(一)伊犁的疫情伊犁是准噶尔汗国的政治中心，汗国覆灭之际，这里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天花疫情。归附清朝的噶勒杂特鄂拓克宰桑哈萨克锡喇如此描述伊犁的状况:不料去年阿睦尔撒纳叛后，大肆劫掠、蚕食诸鄂拓克，众人恐惧，迁移躲避，故未能收粮，牲畜大多倒毙。自去年至今春，诸鄂拓克被哈萨克劫掠三次，又被布鲁特回子劫掠，四卫拉特、二十一昂吉中，除噶勒藏多尔济、布古鲁特、呼鲁末三鄂拓克外，其161余鄂拓克无一完整。如今正逢饥馑，出痘身亡者数之不尽，且因饥馑而解散流荡之众已有一半。余下一半无种而未耕田，牲畜少而不能度日，故而西北边境因防范哈萨克、布鲁特回子而屯驻之游牧，于大军前来之前便抛弃边境，寻找有虫牛草根之地，移往伊犁东南。如今，鄂毕特、额尔克腾、诺尔布兵丁中，大半刮取倒毙牲畜干枯之肉，取狗肉为口粮，哈萨克锡喇我等皆见。我喇苏荣往河对岸出兵时，见流荡之人两三百人，成群持抢拦路，且见到争抢刮取死人之肉为食者两处23。可见，当时由于战乱，作为准噶尔游牧社会单元的众鄂拓克、昂吉濒临解体，这导致大量流民的出现，并四散奔逃。加之相邻部族的劫掠，准噶尔部众未能收回粮食，导致牲畜倒毙，饥荒流行，此时又暴发了天花疫情，“出痘身亡者数之不尽”。饥饿与疫病横行。与此同时，清朝官员发现准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