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2023.1.（总第168期）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为什么会关注灾难创伤题材？我对自己的创作状态是不知不觉的，现在回头一看，才发觉这些年我的确写出了一些创伤题材的作品，比如关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关于中美联合抗战的《劳燕》，以及描述贫穷遗留的心理创伤的《流年物语》等。其实，在我早期的作品中，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这类题材。我刚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时，正值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国际通讯与交通都还相对落后，回一趟家很不容易。我早期的作品里反映的大多是去国离乡的疼痛，后来我的题材和叙述语气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这是与我多年所处的职业氛围是有关系的。我成为作家的路走得有点迂回漫长，维生是一个极为现实和巨大的路障。为了能够维持写作，我花了多年时间求学谋职，并做了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师（clinicalaudiologist）。我与这份职业的关系和老式的包办婚姻有点像：最初只是为了生活，并无感情可言；后来耳鬓厮磨，渐渐擦出了一些暖意；再到后来，才有了一些更清醒的顿悟。当我还在为一天中被割舍的八小时心生幽怨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职业正在慢慢地改变着我观察世界的目光。在我的病人中，有一部分是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的难民。第一次让我对心理创伤这个话题有所感悟，大约在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在美国一家荣军医院做实习生，我的病人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退役军人。有一位病人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白人男子，高大壮实，面色红润，和秘书说话时，表情和声音都客气温存。隔着玻璃看他坐在测听室里的神情，没有任何一个迹象让我产生警觉。可是当我进入测听室并关上门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尖叫———那是一种受伤的动物发出的声音，锐利得几乎刺穿我的耳膜。毫无临床经验的我完全不知所措，我的实习导师（她是白人，有十五年的临床经验），她示意我先出去，最终才将他安抚下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从朝鲜战场退役，曾在朝鲜人民军的战俘营里生活过很长时间。回到美国后他从未讲过他的经历，只是见到穿白大褂的亚裔面孔，常常会失去控制。那时离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这次的经历，和后来在多伦多的听力诊所里遇到的更多的病例，都让我开始思索“创伤”这个话题。我虽然经历过一些巨大的社会变迁，但并没有亲身经历他们经历过的战争和灾难，可是我亲身感受到了灾难遗留在他们身上的创伤。灾难是事件，是有时间性的，有开始有结束；但灾难带来的后续影响，是事件的“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