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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分殊
融合
田雷
114东方学刊 2022 年 12 月冬季刊书评Book Review以“开端”作为方法:“八二宪法”研究的经史分殊和融合田雷1982 年 12 月 4 日,我国现行宪法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同日,该次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于北京向全国发出公告,对“新宪法”予以公布施行,至今已 40 年整。40 年的发展、变革与实施,这部宪法做到了当年修宪者所期待的“长期稳定”,也由此生长出了“八二宪法”自己的历史。而我们在今天研究这部现行宪法,这 40 年的历史就如同时间的河流,必须重返源头,才能深刻理解这部宪法的生生不息。要研究“八二宪法”的开端,最纯粹的方法就是从开端之处来研究这个开端。具体说,我们可以从最接近这个“开端”的宪法学论述开始,重温当年亲历修宪的老一辈宪法学者的著述,不仅是从中找到我们所需的材料,更是要理解他们切入这部“新宪法”的方法,尝试同他们进行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以此为基础,重新接续在“新宪法”之初对“现行宪法”进行研究的学术传统。本文在此选取两个文本,一个是肖蔚云先生所著的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以下简称“诞生”),另一个是许崇德先生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以下简称“宪法史”)。补充一点,当年参与修宪,并在此后留下专题著述的宪法学者并非只有肖、许两位先生,但就本文的写作而言,我们无需穷尽当年的论述;重新研读这些文本,是为了让我们在研究同一部“现行宪法”时做出更好的省察。为什么从这两本书开始,旧书如何新读?这些年来,中国宪法学在理论上的发展可谓改天换地,但“八二宪法是我国现行宪法”却始终成立,既然如此,我们当前和老一辈宪法学家在当年面对的还是同一部宪法,读他们的论述,可以说是时虽过但境未迁,也正是因此,不同代际的宪法学者是可以做到心意相通的。岁月不居,“八二宪法”却延续下来,曾亲历修宪的宪法学家就有了某种不可替代的学术权威,不仅是因为他们参与现行宪法起草而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还要看到,他们的著述发生在“八二宪法”的开端处,在现行宪法还是一部“新宪法”时,故而是距离我国现行宪法最近的学术论述。一国的宪法学必须基于本国现行宪法,要从现行宪法的秩序中生长出来,宪法学的论述必定要出现在宪法之后。以肖蔚云和许崇德两位先生为代表,亲历修宪的学者是第一代宪法学者,他们在宪法学这门学科最可塑的阶段塑造了其学科体系,成为我国宪法学的奠基人。翻阅肖先生的诞生一书,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通篇连一个注释都没有,也未引用当时宪法著述惯引的“马恩列斯”经典文献,道理也就在这里。在解读现行宪法,尤其是如肖著那样注释宪法的全部条款时,在学术的限度内,没有什么比作者自己 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首版出版于 2003 年,目前常见的为 2005 年的版本,本文引用皆出自 2005 年版。当年参与修宪的宪法学者还有王叔文先生,他著有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群众出版社 1987 年版)。还有资历更老、党内地位更高、亦政亦学的张友渔先生,他著有学习新宪法(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以及两卷本的个人文集宪政论丛(群众出版社 1986 年版),下册主要收录了他关于“八二宪法”的论述。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1142023/2/7 上午11:53115以“开端”作为方法:“八二宪法”研究的经史分殊和融合书评Book Review参与修宪时的“笔记”更权威的材料了,故而他只需要诉诸自己的经历。肖先生所写,均是在填补宪法学的“空白”。回到“八二宪法”的起草阶段,从 1980 年 9 月至 1982 年 12 月,“修宪”的运转体制是两阶结构的,具体表现为秘书处在宪法修改委员会领导下的工作模式。根据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决议,1980 年 9 月 10 日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修宪程序开始启动。在整个草案准备阶段,宪法修改委员会更像是修宪的“权力机构”,由它来“主持”修宪并“提出”宪法修改草案。从成立起至新宪法通过,该委员会只召开了五次全体会议。而真正在第一线、负责草案文本的日常工作的,是设在宪法修改委员会下的秘书处,肖蔚云和许崇德当年正是作为秘书处成员而参与了现行宪法的起草。如肖先生在 2003 年所述,“从 1980 年到 1982 年我参加了彭真、胡乔木、胡绳、王汉斌同志领导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经历了宪法修改的全过程”;而许先生也在宪法史前言中写道,“1980 年至 1982 年我参加了现行宪法的草拟,1980 年 9 月,我被吸收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秘书处是一个具体草拟宪法的机构,人员十分精干”。关于秘书处的职能,许先生曾撰文指出,其“任务是调查研究,草拟宪法条文及其他的有关文件,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班子”。关于宪法学者在修宪秘书处的工作,许崇德先生有过更详细的回忆:“我们在彭真同志带领下,前后工作了 2 年多时间。通过讨论切磋,阅读、研析资料,耳濡目染,聆听各位高层领导以及各行专家们的宏论,收获之大,难以计量。这段经历,若称之胜读万卷书,对我来说也不为过。”许先生生于 1929 年,肖先生要年长 5 岁,生于 1924 年,参与修宪时都是 50 多岁,可以说是法学工作者的黄金年龄阶段。许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就提到,宪法研究者能参与一国宪法的起草工作,这是一种“生而逢时”,“这实际上是一种机遇,碰巧也是国家需要”,而且对许先生、肖先生以及王叔文先生来说,“八二宪法”通过后不久,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就提上日程,他们后来均作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投身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长达 5 年之久。诚如许先生所言,这种“机遇”对宪法学者来说其实就是“碰巧”,取决于历史的进程。意识到这一点,他也曾对自己的学生讲过,“你们就缺少这个机会”。而这个“碰巧”的、基于“国家需要”的机会对宪法学者来说太宝贵了。归根到底,只有宪法发展进入稳定的“恒纪元”,宪法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宪法学的发展才有可能,否则的话,宪法学也就是无本之木。关于中国宪法学在“八二宪法”诞生后的复苏或新生,许先生也说过,“我做过一个统计数字,我公开发表的文章共 302 篇,在 1978 年三中全会以前发表的文章只有 7 篇”。根据先生自己提供的这个数字,可以说他作为一位宪法学者的生命甚至是从 50 岁之后才开始的。参见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1980 年 9 月 10 日),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4 页。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前言。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第 1 页。许崇德:现行宪法产生过程的特点,法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102 页。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第 1 页。许崇德访谈,见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3 页。许崇德访谈,见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第 123 页。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1152023/2/7 上午11:53116东方学刊 2022 年 12 月冬季刊书评Book Review只有国家的政治生活在立宪之后进入稳定常态时,宪法学的研究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回望当年,由于宣传和学习“新宪法”的需要,在现行宪法的开端,也出现了一批围绕着这部宪法的宪法学论述。如前所述,此阶段写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距离“八二宪法”诞生的现场极接近,在“八二宪法”尚且为“新”的阶段,现行的宪法并无多少“历史”可言,一切都是正等待发生的,甚至可以说,此时的宪法学著述是同前一阶段的宪法起草有机地连在一起的,是文本起草在学术上的一次延展。比如说,“八二宪法”通过次月,张友渔先生就出版了 学习新宪法 的小册子,此后的 1984 年又在中国法学上发表长文进一步研究新宪法,实施新宪法。在此意义上,回到现行宪法之初,或许在任何一部宪法的最初,学习、研究和实施都是混沌在一起的,它们之间在一开始并不存在清晰的“功能分化”。读肖蔚云先生的诞生一书,理解这本字数只有 13 万字的小册子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意识到上述的背景在此时,现行宪法正是新鲜出炉,宪法学也正在从一片混沌中即将脱胎而出。我们不妨说,这本主题关注“现行宪法诞生”的小书,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八二宪法学”的诞生,至少在面对现行宪法进行教义注疏的学术传统中,这本书可谓是开山之作。如果说参与宪法起草是生而逢时的历史机遇,那么在新宪法实施阶段写作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次“时不再来”的学术创作。仅在书名中,无论是“我国”,还是“现行”或“诞生”,就都透露出一种极强烈的现场感。书名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本身构成了一种叙事,只有站在新宪法的开端,学者才会这样记述现行宪法的故事。我们可以设想,写作此书时,一部新宪法刚通过不久,在制宪程序上已经走完了所有的步骤,但诞生的过程仍历历在目,尚未隐退为历史的背景,对后辈来说,这本书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要置身于这种“身临其境”感。诞生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一九八二年宪法诞生的过程”,第二章“修改宪法过程中讨论的主要问题”,第三章“修改宪法中对序言和条文的具体讨论”。其中,第三章篇幅最长,占全书体量超过一半,这部分对宪法全文从序言到最后一条进行了逐条释义。在注释宪法条文时,作者的方法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除了全书开始的“作者说明”,整本书并没有出现作者这个“我”或者“我认为”,而是诚恳地转述宪法起草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意见”和“理由”2003 年,在整理自己的著述而汇集成论宪法一书时,肖先生也写道,他许多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说明我国现行宪法是怎样诞生的,它的立法背景和立法原意是什么”。也就是说,诞生所记载的是现行宪法的“立法原意”。而对比同时期的其他宪法辅导、宣传或“知识丛书”,诞生的特色就在于它按照宪法文本的结构安排了书的结构。这种写法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是独具匠心的,也是在此意义上,诞生超越了一本纯粹的宪法宣讲资料,而有了做宪法研究的自觉。相比之下,无论是张友渔先生更早些的学习新宪法,还是王叔文先生稍晚些的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都是面向大 参见张友渔:学习新宪法,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这本书在八二宪法通过后的次月即出版印刷,字数 53000,只有 99 页,首印数为 10 万册,见该书版权页。这篇文章刊发在中国法学1984 年第 1 期,为该期第三篇文章,前面两篇作者是彭真、陈丕显,文章长达 19 页,按照当年论文的篇幅来说确实属于长篇巨著。参见张友渔:进一步研究新宪法,实施新宪法,中国法学1984 年第 1 期。肖蔚云:论宪法,前言。230206东方学刊2022冬季打样版无封面.indd 1162023/2/7 上午11:53117以“开端”作为方法:“八二宪法”研究的经史分殊和融合书评Book Review众的宪法知识普及以及辅导作品。诞生一书在广度上的突破(包括现行宪法的全部条文)以及在深度上的探索(进入宪法理论),可能在于本书受众的不同。如肖先生所讲,这本书最初是他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为进修教师和研究生讲课的讲稿。如此看来,诞生一书是那个时代所可能产出的一本宪法学代表作。首先,作者参与过宪法的起草,且在写作上也保持着极强的现场感;其次,该书框架是按照宪法自身的文本结构安排的,包括了对全部条款的注释;再次,在宪法条款的单元内,用来注释的材料是“立法背景和立法原意”。这三个特点集于一本小书,让它成为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宪法的宪法学经典,甚至可以说是以我国现行宪法为题的第一部宪法学专论。当然,我们很难说肖先生这么著述是在做未来的教义学研究,更贴切的说法也许是把它视为注释“八二宪法”原典的经学努力。如果说肖先生的诞生一书是经学作品,那么许先生的宪法史一书当然就是“宪法史”,更接近史学的传统甚至因作者本人参与修宪的经验,还有些“口述史”的味道。许、肖两位先生年龄相仿,经历相似,都是我国宪法学发展的奠基人,这两本书作为他们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