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技术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_刘于思.pdf

年月第 卷 第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智能可穿戴系统技术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刘于思，杜璇摘要：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普及，量化自我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人们对自身数据进行选择性记录、解读与互动的自我再生产过程这一“质化自我”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可穿戴设备用户技术实践经验的深度访谈，发掘健康自我追踪过程中用户对数据的收集、解读和行动转化过程及其社会意涵。结果发现，尽管允许部分量化自我技术和实践的介入，可穿戴设备用户的数据信任和自我标准依然需要建立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并借助技术驯化的方式来完成“合格自我”的想象。人作为“万物尺度”的实用主义技术观在可穿戴系统用户自我追踪的中国实践中始终未曾褪却。但从数据化过程而非数据本身来看，用户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的居间状态中看似拥有对数据的解释权，实际上数据化过程而非数据本身已经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服膺了新自由主义的“合格自由”逻辑。关键词：智能可穿戴系统；健康自我追踪；量化自我；质化自我；新自由主义作者简介：刘于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杜璇，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 杭州 ）人类所拥有的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与自己身体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间，手机 和可穿戴设备的普及使自我追踪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普通活动。人们或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如提升健康、睡眠质量等，主动进行自 我追 踪 活动，或是 受 到 商 业 力量 和 他 人 的 影响 而 开 始 自 我 追 踪。“量 化 自 我”（）背后的认识论基础在于，数据追踪技术可以扩大人类获取知识的范围并提升相关能力，人们通过数据化获得关于对象的客观知识，并在理性思考的前提下采取合理行动以完善自身，其有效性也得到了众多研究的证实。随着可穿戴设备在国内外不断推广普及，个人健康的量化需求随之急速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大众实践的全球趋势。因此，有学者指出，一个数据驱动的量化自我时代正在来临。但是，作为广泛的数据化过程的一部分，也有众多学者在量化自我积极一面的背后看到了传统权力主体逻辑的延续，并表达了对量化过程中的自我规训、圆形监狱、数据崇拜等后果的批判与忧虑。无论是积极的“自我优化”视角还是批判性的“数据崇拜”视角，均暗含了数据作为“客观知识”对用户主体绝对规制性的想象，而这一立论基础正受到学界的质疑。有学者从样本选择的角度指出，当前量化自我研究以西方国家形成的量化自我社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成员多为自我追踪的狂热爱好者，基于这一群体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推广到社区之外的普通自我追踪者存在疑问。还有学者批评量化自我研究中对数据压制性力量的强调沿袭了大数据主义的思路。在大数据实践中，一旦数据产生完成，个体就会被排除在数据使用与交易之外，大型机构和组织在此过程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由于大数据运作的隐蔽性和大型机构力量的渗透，个人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然而，量化自我涉及的个人“小数据”的具体运作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算法策展的新闻创新研究”（）；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重点项目“青年人社交媒体使用对其政治伦理影响的实证研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追踪者本身。立足于数据的客观性和规制性，对于理解“量化自我”中的数据化过程和随之形成的数据文化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忽视了人类在技术面前的能动性，以及人与技术之间始终存在的联系、互动与协商关系。因此，从用户作为行动者的视角再出发，重新审视人们使用自我数据的方式，对理解当前的数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对数据客观性的理解在不同文化间可能存在差异，“量化自我”在中国的普遍性程度究竟如何，仍未得到充分的探讨。有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用户自我数据使用历史经验的深度访谈，聚焦用户可穿戴设备的使用过程，尝试发掘自我追踪过程中人与数据的解释与互动过程。一、文献综述（一）“量化自我”及其批判 年，连线 杂志的两名编辑发起了“量化自我”运动，旨在号召人们运用各种设备追踪个人活动数据，“通过数据了解自己”。该运动发端于洛杉矶，并很快扩展到世界各地，各地参加者定期开展线上和线下会面活动，形成了“量化自我”社区。这一运动和社区组织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量化自我”随后在研究中被定义为一种收集、记录和分析自我数据，形成与习惯、行为和情感等有关的统计数据或其他数据（如图像）的实践。量化自我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历史是短暂的，但作为一种实践的传统却由来已久，早期体重秤的运用便是一种典型的量化自我实践，但现代意义上量化自我活动的出现则有赖于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发展。智能可穿戴系统（，）具有自动感知、驱动、处理、通信、能量采集和存储等功能，可监测的指标包括身体参数（如生理、生化、认知、情感和身体等）以及环境参数（如温度、压力、气体和辐射等），为医疗保健、身体健康和生活方式、保护和安全等应用领域的实时监测提供了解决方案。在第一届量化自我会议上，凯利（）指出，“只有当我们以理性的方式获知关于自己身体、心智和灵魂的知识时，才能有所改变；只有当事物能够被测量时，才能够被提升。”通过将原本无法作为客观思考对象的人类活动与体验进行数据化呈现，量化自我使用户能够认识和反思客观自我，其背后的理论预设是人们能够基于对客观自我的理性思考采取行动，从而获得对自我的更多控制并使之日趋完善，成为“更好的人”（）。通过可穿戴设备进行量化自我在促进体重控制、健身管理、心理健康、睡眠质量乃至日常生活意识和生活方式的改良等方面的有效性已被诸多研究所支持，可以说，可穿戴设备的出现触发了一种个人数据的文化，为人们理解自身的方式带来了变革。也正因如此，一批学者开始以更加批判的眼光看待“量化自我”，担忧这种对自我的全面追踪可能会使人们陷入“数据崇拜”，在数据中丧失自由和自决而浑然不觉。有批评者将量化自我视为人类将用于理解、操纵、控制和规训自然的测量方式、科学和技术运用于自身。此类研究多出自政治经济学传统，认为关于自我的“小数据”与“大数据”一样镶嵌于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结构之中 ，数据化过程本身扩充了监控形式，增加了资本收益，量化自我活动也因此成为数据崇拜（）批判的对象之一。量化自我中关于理性决策的预设包含了笛卡尔式的身心分离观念，并将心的理性置于绝对控制地位。理性的头脑就像企业家一样，依照“投入回报”逻辑来管理被简化为数据指标的身体，而强调主体性的、具身的直觉力量遭到贬抑。当自我被量化和外化为数据时，人类的身体和自我成为与其他事物没有本质区别的客观对象。福柯的知识权力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支配性力量，定义着自我数据的解读方式。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后结构主义者将量化自我视为对权力的服膺：量化过程通过将具体的人简化为生产力和生理反应数值，依据指标被权力主体评判和管理，因而沦为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具体到量化自我活动中，多样化的人类经验将被简化为简单的数值，人们在实践中将“技术的凝视”引为自我评判的标准并逐渐内化。不仅政治，商业和其他主体也可以通过获取和利用数据，对数据主体进行凝视、监控与剥削，量化数据还可以被分享给他人，邀请他人对自我进行监视或进行比较。从而，行动者主动将自我全面置于全景监狱当中。上述批判性视角对于理解数据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险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忽略了结构性和理性视角下身体具有绝对控制性这一前提之外的可能性。有学者指出，当前对于量化自我的研究继承了大数据主 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期义范式下将数据生产过程独立于人类参与实践的思路，。诚然，大数据运作的隐蔽性和大型机构力量的渗透每每使个人处于被动接受技术的状态，但面向个人的“小数据”运作实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追踪者本身。因此，不能排除既有量化自我研究将数据力量夸大的可能性。对于量化自我的研究还须回到普通用户对追踪设备的具体使用实践中去，而非预设量化自我实践者的目的最终落脚于对自我客观数据的收集，或将其认定为政治经济力量对此类实践的必然渗透。（二）“质化自我”的回归如果说量化自我寻求可以被转换为数值的权力，“质化自我”（）的概念则强调冲破标准，找到不可数字化的力量，以一种场域性的“成为”（）视角探索事物发展的过程。质化自我的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源流中，可追溯到历史唯物主义对具身性特质基础地位的强调，在柏格森那里，则是直觉概念中对整体性经验和创造性情感的重视。“质化自我”的讨论产生于对“量化自我”的批判与反思之中，一些研究将质化自我视为量化数据产生的背景与情境，认为量化自我的数据本身并不具有意义，必须经由质化自我的解读才得以成型。也有学者指出，“量化自我”本质上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理想状态而采取的措施，“质化自我”并非仅对自我的量化数据解读，而是贯穿于整个量化自我过程，从选择测量什么数据、如何解读数据到做出何种行动，都是高度主观的。在另一些研究中，质化自我既指社交媒体上被选择性呈现出的定制自我，也指在自我痕迹呈现的再联系和再思考过程中有关自我的再生产。综上，研究者将“质化自我”总结为“人们对自身数据进行选择性记录、解读与互动中所进行的自我再生产过程”，而质化自我也因此需要兼具选择性记录、数字痕迹互动和自我再生产过程三个主要特征。量化自我实践实际上是将自我转化为数据以及使用者对数据进行解读与互动的双向循环，一方面，数据作为使用者活动的“客观呈现”，具有一定事实性和强制力；另一方面，与数据相连的人并非封闭稳定的主体，而是受到目标驱动的、不断变化且处于“成为”过程中的人。他们不只能够通过数据认识和提升自己，还会利用和阐释数据，建构关于自身的故事。例如，使用者会对其量化行为赋予“正念”（）、反抗社会规则等积极意义。对澳大利亚骑行爱好者的自我追踪研究也指出，技术记录的个人数据并非封闭和既定的，而是集再现的物质性与用户体验中开放、变化的关系性于一身。概言之，质化自我将量化自我放置于相关数据与知识所形成的网络中，不断重新检视、协商和重构量化自我中具有权威地位的客观知识和标准。有学者提出自我信息收集的五阶段模式，包括用户开始决定收集个人信息的准备阶段、正式收集自我信息阶段、将信息转化为反思形式的融合阶段、针对数据做出思考的反思阶段以及根据所得的自我信息做出选择的行动阶段。研究者将其进一步提炼概括为数据收集、数据解读和行动转化三个过程，以用户的自我追踪目的为对象，对可穿戴设备用户量化自我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进行探索性研究。二、研究方法与材料分析（一）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探究自我追踪过程中“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的互动内容与过程。研究者通过与访谈对象深入交谈以了解该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探讨特定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深度访谈可生成大量文本性资料，有利于运用扎根理论对个体经验进行比较与辨析，从而进一步抽象出概念、范畴，构建反映真实社会现象的社会理论。就具体分析过程而言，扎根理论主要涉及初始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或理论编码三个部分，研究者通过不断比较分析，将质化资料转化为概念并建立相关理论。本研究聚焦于智能健康追踪手环手表，它们是一类智能穿戴设备，约于 年开始在中国出现。年月，小米智能手环进入市场，月，苹果 开始贩售。此后，拥有监测心率、计算步数等更多功能的智能手环和手表（、小米手环手表、华为手环手表等）不断出现，激发了用户的使用兴趣。年，有 亿件可穿戴设备面向市场出售。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可穿戴健康追踪设备用户的使用历程研究，对用户的既往使用经验开展深度访谈，以揭示用户与设备和数据之间的互在“量化自我”与“质化自我”之间：智能可穿戴系统技术实践中的数据解读与互动动过程。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的数据，年，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占比前三名依次为华为（）、小米（）和苹果（），主要用户群体的年龄在 岁。研究将访谈对象限定为使用以上三种品牌设备、年龄在 岁的使用者，以理论饱和为原则，共招募受访者 人（其中男性 人），受访者的平均访谈时间约为 分钟。访谈者的基本信息如表所示。表受访者信息与编号编号性别年龄岁使用时长使用设备 男 个月华为手表 女 个月华为手表 男 年半小米手环 男 年苹果手表、华为手表 女 年苹果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