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可穿戴装置设计中的价值和责任_戴文杰.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科 学 学 研 究 文章编号：（）智能可穿戴装置设计中的价值和责任戴文杰，张小彤，周洪涛（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上海）摘 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技术人工物不断趋于智能化。智能可穿戴装置作为技术人工物的一种，以解决人类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功能性装置为主。现代科学不仅要关心如何为智能可穿戴装置提供技术应用，还要思考如何将道德价值和伦理责任设计到智能可穿戴装置中，这是智能人工物技术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技术现象学还原法，追溯了智能可穿戴装置的价值和责任问题，分析了其起源和范围以及责任划分，以期为智能可穿戴设计中的技术伦理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最后得出智能可穿戴装置的价值分为其技术设计价值、道德伦理主体价值，责任则是四个主要责任主体由设计师和工程师、智能可穿戴装置、用户和政府监管单位形成了一个责任闭环。关键词：智能可穿戴装置；技术人工物；现象学还原；技术设计；道德价值；伦理责任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收稿日期：；修回日期：基金项目：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计划项目（）作者简介：戴文杰（），男，博士研究生。周洪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张小彤（），女，博士研究生。智能可穿戴装置属于技术人工物的范畴，它是经过技术实践活动生成的，属于人工自然的一部分，需要一定的材料和条件生产出来的高科技人工物，例如智能眼镜、手环，智能服饰等。然而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智能装置与人体的不断融合，借由人工科技来增强或强化人类能力，出现了赛博格这样以无机物所构成的机器作为人体一部分的机械化有机体。当人体成为一部精密绝伦的机械改造体，这到底会给人类带来福祉还是祸害呢？不断凸显的道德伦理问题，让伦理学家、设计师和工程师逐渐关注智能可穿戴的技术伦理问题。技术现象学要探讨的并非个别的、事实性的技术现象，其探讨的是技术现象的普遍性，是隐藏于技术实事背后的“内在结构”或“本质常项”。在绝大部分人眼中，技术只是一种对象，是作为人造物而存在的技术。技术现象学还原法首要任务是分析技术的“实事本身”，即技术的“原始知觉”。技术的“实事”是通过人造物显现出来的。人造物作为人类对技术的原始知觉，是技术的“实事”本身，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最一般的技术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人们对各种技术现象的感知中拥有奠基性的作用。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设计师和工程师头脑中的技术知识，无法直接获知他们的技术情感、意志和动机，也无法直接观察到他们在整个技术过程中的行为，更不能从他们的技术知识、行为和意志中分析或还原出具有感性存在形式的技术对象。一切技术通过现象学还原以后的“剩余物”只剩两个，一是技术人工物的物质结构，二是技术人工物的功能 意向。物质结构就是构成技术人工物所拥有的外型、材料的物理性和化学性特征，功能 意向是人类将自己的意向、意图、意志、知识和设想凝聚或赋能于技术人工物身上。智能可穿戴装置作为技术人工物的一种，必然也遵循技术现象学还原法则。尽管智能可穿戴装置可分为多种不同功能的装置，但是其物质结构是在原有的物质基础上加入电子元件、传感器通过网络与计算机相连的可实现人机交互的技术人工物。其功能 意向经过现象学还原法，主要是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用于弥补身体缺陷和增强身体功能。“人”是自然的“人”，人体的功能是与DOI:10.16192/ki.1003-2053.20220215.001 第 期戴文杰 张小彤 周洪涛：智能可穿戴装置设计中的价值和责任生俱来的，并且其能力阈值是在特定范围内的，大同小异。但是人的意向却不尽相同，千人千面。人类具有独特的生物 心理结构和社会性 文化特征，这些结构和特征决定了人类的唯一性。如果人类将人体自身的功能过度赋能于智能可穿戴装置，势必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智智能能可可穿穿戴戴装装置置的的价价值值与与责责任任问问题题源源起起 智能可穿戴装置的功能与伦理价值失衡智能可穿戴装置的设计价值和使用功能存在失衡。上文说到，当下的智能可穿戴装置主要用于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并用来弥补身体缺陷和增强人类身体功能，设计价值的主要目的以功能为主，忽视了智能可穿戴装置的意向性。人类将自身的功能赋予智能可穿戴装置，以拓展自身能力，这个过程是由浅入深、由外及内，从部分到整体，从肢体到思维。可穿戴的发展从最早用于遮羞和保暖的纯生理性功用服装到用于区分种族和体现身份象征的装束，到后来用于时尚展示人类精神文明的艺术鉴赏，最后发展成为融入现代科技的智能可穿戴装置。人们不禁反思，智能可穿戴装置的功用价值是什么？年，学生索普和香农等人研制出了第一款可穿戴装置。随后的几十年，也有不少科学家在这方面继续探索。进入 世纪以后，可穿戴技术取得显著进步，并开始进入普通人的视野和生活。年，耐克和苹果团队联合开发了一款行走距离和速度的记录装置，与 搭配使用。年，发明了世上第一款健身装置，能够夹在衣服上用于记录用户的行走步数、距离以及能量消耗、运动强度和睡眠状态。年，推出 头戴式显示器，能够在用户前方 米范围内投射约 英寸屏幕大小的内容。年，发明了 健身腕带，用于监测睡眠质量、运动情况和饮食状况，并与智能手机关联应用。年，谷歌发明了谷歌眼镜，它将光学头戴显示器固定在眼镜上，能够通过语音控制完成任务，而且能够利用 网络上网。不难发现，早期的可穿戴装置是简单地将数字装置以穿戴的方式与人体进行连结，用于记录人们的生理数据，是作为体外辅助装备。直到英国男子哈尔比森被政府承认为世界上首个半机械人，他能利用一个与其头部结合的摄像装置“听颜色”。哈尔比森原本是一个全色盲，只能看到黑与白，后来科学家在其大脑里安装了一个芯片，通过连结头部外置摄像头，能把光波转为声音，通过辨别不同的音阶的声音他就能“看到”不同的颜色。随后，哈尔比森获得了英国身份管理部门的正式认可，承认此装置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至此，用智能机械装置替换部分大脑机能的赛博格（义体人类）技术飞速发展，已经逐渐运用到治疗疑难病症中，并试图闯入调整人类心理世界的领域来治疗抑郁症、强迫症等心理疾病。与此同时，智能可穿戴装置对用户的隐私、安全、责任承担等相关伦理问题渐渐引起了设计师和伦理学家的关注。美国国防部投入巨额资金研究“赛博格士兵”，能大幅提升士兵的手脚力量、听力视觉能力，并且将大脑与计算机互连，只凭心想，就能操纵所有器械。人类开始觉醒智能可穿戴装置不再是简单的“机器”。从原本的“依赖”关系到“渗透”关系再到“嵌入”关系，即“人机共生”，智能可穿戴装置可以支配或管理，甚至控制人类的日常行为，部分学者开始警觉起来，甚至出现幻想和末日恐慌。文艺工作者把这种未来遐想以电影艺术的方式叙述出来，创作了大量智能可穿戴装置和人类“人机共生”的影视作品。如美国 漫画旗下英雄人物钢骨，由于意外爆炸失去四肢危及生命，最后通过吸收了红屋中所有高科技，拥有了与大脑相连的强大的四肢，并能通过意识控制武器，是一个半人半机械的生化人。媒介与技术的双重塑造，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智能可穿戴装置的价值和责任，也慢慢意识到智能可穿戴装置的功用与伦理价值的不平衡现象。智能可穿戴设计的价值与责任的复杂性在评价智能可穿戴装置的设计价值与责任的时候，不同群体对其的评价标准和认知体系都存在差异。以技术为主的工程师认为，伦理问题是伦理学家空想出来的，按照智能可穿戴装置的发展趋势，是不会发生那些假想的伦理问题。智能可穿戴装置的瓶颈仅仅是技术问题，若能攻破技术问题，那么智能可穿戴装置将为人类带来普世惠众的作用。而伦理学家则认为，把技术伦理问题放在实操层面探讨解决，过于简化伦理问题。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指出“在设计中要综合考虑人、环境、资源的因素，着眼于长远利益，发扬人性中的真、善、美，运用伦理学取得人、环境、资源的平衡和谐。”“设计要为人的需求而不是欲求，更不是为人为制造的需要而设计，这是设计唯一有意义的方向。”科 学 学 研 究第 卷以上基于工程和设计两个视角所反应出来的两种分歧显而易见。一是对于智能可穿戴装置伦理问题评价方式的分歧；二是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的天然属性不同，对智能可穿戴装置的伦理价值认知尺度的分歧。在复杂的伦理问题中，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无法通过预先假设来获知行动的后果。设计伦理学家能够认识和理解智能可穿戴装置的伦理道德的复杂性，而工程师则认为技术是智能可穿戴装置发展的首要条件，伦理问题的介入只会增加其技术挑战性，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和智能可穿戴装置技术开发之间无法同时满足。确实，当前人们正用技术武装自己、改良自己，将自己塑造成一种“技术化”的存在物。马尔库塞指出：“现代科学只对那些能够被衡量的并能在技术上得到应用的事物感兴趣，忽略了技术的人文含义，不在乎技术自身的目的，只考虑如何使用手段去工作，于是产生了被扭曲的科学。这种情况下发展而来的发达工业社会不会是健全的社会，只会是一个和人性不兼容的病态社会。”笔者认为，技术的人文意义就是人类将自己的意向、意图、意志、知识和设想赋能于技术之上的表现，要求人技术人相互承担责任，责任是智能可穿戴装置道德活动的核心。在人类社会活动中，责任通过法律和道德双重约束。法律是既有的能够定量判断行为准则的最直接的方法，但是实施对象只针对人类。而道德没有一个衡量标准，并且存在大量人类主观意识。智能可穿戴装置的道德行为比人类强还是低？根据现象学还原法，将智能可穿戴装置任意一个行为还原到最简易的逻辑结构，不管其是否承载道德，都是道德能动者和道德对象的二元关系。在伦理学中，道德能动者是道德行为的发起者，道德对象是道德行为的接受者。社会持续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解放，全人类（除去婴儿及精神疾病患者）作为道德能动者已成为共识。道德对象无法判别起什么行为是对的，也不能判别什么行为是错的，但是它们若带来痛苦或死亡，道德能动者必须极力阻止这些危害。罗尔斯顿认为，应当把技术人工物及其系统等因素也纳入被考虑和关怀的道德对象。因此，智能可穿戴装置的道德行为即人类和智能可穿戴之间的二元关系。罗纳德阿金认为智能可穿戴装置作为道德对象相较人类作为道德能动者在道德决策和道德情感上更具有道德性。智能可穿戴装置通过计算机辅助进行道德决策，能迅速接收大量定义的信息，并能快速分析，不受外界主观因素的干扰。但是在处理一些无法定义的道德行为的时候，具有一定的情景困境，需要人工辅助完成。当前，对于智能可穿戴装置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对智能机器的伦理问题监管是否为时尚早；（）技术问题远比设计师想象的要复杂，而法律、伦理和哲学问题远比工程师想象的复杂；（）不同学科领域内的协同设计仍需持续扩大和深入合作。由此可见，智能可穿戴装置设计的价值和责任无法一刀切式的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需要对各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厘清智能可穿戴设计的内在价值和责任范围。智智能能可可穿穿戴戴装装置置的的价价值值和和责责任任范范围围 智能可穿戴装置的价值（）智能可穿戴装置的技术设计价值技术设计是一个由复杂因素影响的、反复的、动态的过程，它要解决的是“做什么（）、为何做（）以及怎么做（），是人类和外界（包含自然、社会、他人和技术人工物等）在物质和信息之间进行相互交换并在交换后所发生的变化过程。现象学还原法体现的技术设计的本质是对“结构”和“功能”进行描述，以此作为问题解决方式。技术设计在整个技术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是技术设计师、工程师将当下所拥有的技术设计价值知识、价值能力为前提，结合技术使用者的价值意向来设计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技术人工物的过程。在设计的初始阶段，技术就蕴含了人类的直接意识、直接目的或潜在意识、潜在目的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判断。技术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技术的过程不仅是技术的实践过程，还是其社会价值的表现和设计师、工程师、使用者等多方价值利益需求获得满足的过程。而智能可穿戴装置作为技术人工物的一种，必然也符合这一过程。智能可穿戴装置技术的初衷是用于弥补人类身体缺陷和增强身体功能，它是人类基于对自我价值的需求而开展的对自己处于的生存环境的认知、创造、改造等过程的聚集。智能可穿戴装置技术设计是认知、创造、实现其技术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包含了对智能可穿戴装置价值的关注和认知。根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