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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庵回想录
缘起
发表
回想
一条
杂志
线索
陈雪
研究资料鲁迅研究月刊 2023 年第 1 期缘起发表:陶庵回想录 中一条“杂志”线索陈雪内容提要论语 人间世 宇宙风 等刊物编辑陶亢德的回忆录在成稿40 年后出版,其中有大量办刊活动的记述,显影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许多“幕后风景”,勾勒出了“现代出版”这一“装置”的诸多细节。由这些记述出发解读“论语派”和“杂志年”,可以进一步透视文学内部与外部、作家与编辑、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等多种命题的复杂性。关键词回忆录;鲁迅;“论语派”杂志20 世纪 80 年代,有大批自传、回忆录出版或重印,其中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丛书”、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的“回忆与随想文丛”、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骆驼丛书”、中国台湾龙文书局的“中国现代自传丛书”等。茅盾、巴金、冰心、丁玲等作家的自传回忆录提供了大量个人记忆和时代记忆。作为一种重要史料,出版家、编辑记者的回忆录,也早有珠玉在前,20 世纪 30 年代末,张静庐在阿英的建议下,写作在出版界二十年 ,“来记述二十年来上海新书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给后来留心新文化运动的史家们一些 或许有用 的史料。”曹聚仁亦是站在“史人的地位”看重回忆录的价值,周作人篇幅最长的作品、38 万言的 知堂回想录 正是缘于曹聚仁的约稿,在他看来,自传、回忆录这种文类有“立言”的功用,“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忽然如刘备那样过着灌园种菜的生活,自有髀肉复生之叹。写自传,也是他们在立功既无望,立德更不成之后,只有在立言方面,力争一席地的必然趋势。”他的文坛五十年 以四围师友生活为中心展开写作,自称是“在文坛一角上作一孤立的看客而已”,今天看来,“看客”是身份上的自谦,更是一种“自由书写者”的姿态,因为当我们从这“文坛一角”看过去时,确能看到许多不一样的风景。陶亢德也站在“文坛一角”,作为论语人间世 宇宙风 等杂志的编辑,他的回忆录必将显影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风景:鲁迅等人与“论语派”的论争、老舍的骆驼祥子 创作与初版情况、生活 周刊畅销的因由这些都足以让人展卷细读。陶庵回想录 于2022 年出版,成稿却在 20 世纪80 年代初,其间相隔近 40 年。这份回忆录既无“前言”也无“结语”,书中并未提及回忆录写作的动机,也没有提及发表和出版计划,陶家人的回忆文章里也未提到他有出版的嘱76DOI:10.15945/11-2722/i.2023.01.004托 一个几乎毕生从事出版的编辑,写在人生边上的回忆录,却不是为了立即发表而作,这种“反转”颇有意味。一、在“发表”的历史中根据陶洁回忆,“父亲留给我们两本回忆录。我 在 很 长 的 时 间 里 不 知 道 这 件事”。陶亢德,1908 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83 年逝世于上海,陶庵回想录 写于他去世前的两三年,最初陶家没有重视这份回忆录,直到 2013 年 11 月,“嘉德拍卖鲁迅和陈独秀给父亲的信震醒了我们。”这封信是鲁迅 1934 年 6 月 8 日致陶亢德的信函,鲁迅在信中给了他一些外语学习的建议,并提到了杂志投稿和稿费的事宜。2013 年嘉德秋拍,这封信以 655 5 万元成交,一字近三万。在现代文学史上,陶亢德名见经传却无大名,因为是论语 人间世 宇宙风 等著名刊物的编辑,常常被归为“论语派”。陶亢德最初踏入文化界是 1931 年进入生活周刊,“我以后进之人,又无大学学历,幸遇提携青年奖掖后进的邹先生,获得意外发展”,从此,陶亢德开启了他人生的“黄金时代”。陶亢德的成长路线颇具普遍性,是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一部分,晚清科举制度终结,大量传统知识分子转向庙堂之外,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新式学堂、报刊出版业为他们提供了谋生和发展的新空间。中国的现代稿酬制度问世后,许多知识分子成为“卖文为生”的职业写作者,写作与“发表”深深地联系在了一起,文学也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个人创造。现代报刊出版的兴盛,已潜在地改变了文学运行的机制,作品传播、接收方式的转化,在暗中重新塑造着作家、文本和读者的关系。“发表”对于新文学有着“发动”作用。于是,我们看到陶亢德这样一条成长路线:14 岁离家,先后到苏州、上海的手工业里做学徒,心思却在看报读刊,整日沉湎于日报、副刊之外,也看通讯,从老牌的申报新闻报 副刊开始,读到东方杂志、创造社几份刊物、小说月报,爱读郁达夫又成为“鲁迅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 20 世纪20 年代前期最引人注目的几份报刊,在阅览中完成了自我启蒙,于是尝试创作和投稿。“发表”是文学青年步入文坛的主要途径。除了对文学的热爱之外,陶亢德们创作的一大动力,就是报刊开付的稿酬。向上海一家杂志红玫瑰 半月刊投稿小说,每篇必登,一月有十来块钱收入,很想卖文为生,成名成家,给红玫瑰 乱写些男女关系的小说换钱生活,集中精力写新文学的向高级杂志投稿。我的投稿红玫瑰,纯粹为了生活,这杂志是属于“礼拜六派”的。我的希望是每月给我十五到二十元,我给他一万五千字到两万字的文稿。也曾聚精会神不为利地写过几篇小说,一篇在语丝 发表,(中略)一篇模仿高尔基的 二十六个和一个 的小说,寄给悬奖征文的杂志拓荒者 获第三名,但这刊物刚出版就被禁,奖金自然不发了。陶亢德的回忆录用许多这样的细节,带我们触摸到了当时的历史,他走进了“发表”的历史之中。只是他踏入文坛的 20 世纪 30年代,五四时期思想自由的氛围渐消,几种文学潮流进行了长时间的论争。陶庵回想录 分为“我的前半生”和“我的后半生”两部分,“前半生”部分详细呈现了上海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杂志热”的幕后景观。1925 年至 1927 年被张静庐称为“新书业的黄金时代”,那一时期中国处于无正式出版法规的状态,“上海的新书店,旧书店,凡是能够弄得到印刷机器的,无论谁,都可以发财。”1927 年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后新书86业境况一落千丈。1930 年 12 月 16 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出版法。1931 年 10 月 7日,国民党内政部公布出版法实施细则,新增一条“书籍之著作人或发行人,应以稿本呈送内政部申请许可出版”。国民党的文化控制是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杂志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新书业”渐不景气,比书籍更为灵活的杂志成了作家、出版商、读者一种迂回的选择。当时办刊较容易,一个人或几个人,只需几十元就可以办一份刊物。于是,20 世纪 30年代中国杂志出现了空前的盛况。1934 年被称为“杂志年”,据申报年鉴 的统计,到1935 年 6 月全国有一千五百余种刊物。当时各种文学杂志现象基本上是对这样一种生态环境的或顺应或违逆。?111934 年 6 月鲁迅在 申报自由谈 上撰文感叹“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12二、从 生活 到 论语 ,“生意眼”与办杂志1932 年 9 月论语 创刊,林语堂任主编,提倡幽默、闲适笔调的小品文,并邀请许多名作家为刊物撰文,1934 年和 1935 年,人间世 宇宙风 又陆续创刊,“论语派”杂志大为行销,宇宙风 销量最高时达 4 5万份,多数时候“不折不扣有两万本”。有人把 1933 年称为“小品文年”“幽默年”,“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贰话。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13。小品文热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论争,“言志派”和“载道派”分道而驰,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文坛重要事件之一。鲁迅认为在难以幽默的时候,幽默不会长久,“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 和讨便宜”?14,在 小品文的危机 里直斥小品文是文学上的“小摆设”。1934 年创刊的太白 和 1935 年创刊的芒种,火力直冲林语堂提倡的“幽默”和“小品文”。据陈望道回忆,“太白 杂志是在鲁迅先生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创办的。一九三四年创办这个杂志,是想用战斗的小品文去揭露、讽刺和批判当时黑暗的现实,并反对林语堂之流配合国民党反动派 围剿 而主办的 论语 和 人间世 鼓吹所谓 幽默 的小品文的。”?15林语堂也发表了一些抗辩文章,但持续的论争令“论语派”刊物销量不减反增。陶亢德花了许多篇幅回顾这场论争,在鲁迅与“论语派”一篇中,他引用 1979 年出版的 辞海 上有关“论语派”的条目:“引诱青年逃避现实斗争,起了麻痹人民群众的作用。当时即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阵营的揭露和批判。”陶亢德对这类评价发出了激烈的申辩,想要“反揭露一下”“要揭露的是它的造谣不顾事实”。对于“论语是否有派”这个问题,陶亢德的说法“模棱两可”“先说论语 有没有派,如果有的,那么鲁迅倒是一员,因为他曾为初期论语写过文章。但是论语真的没有派吗?那也不然。”很重要一点是 论语 刊头上的论语同人戒条 ,“既说同人,自然有派”,还有就是“论语派”每周末在中山公园的惠尔康西餐馆聚餐聚饮,但陶亢德称自己没有参加过。?16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论语派”刊物呈现的复杂性:茅盾、聂绀弩、郭沫若、郁达夫等左翼作家都为“论语派”刊物写过文章,鲁迅也发表过 学生和玉佛 谁的矛盾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等多篇文章。刊物择取众家文章的情况确实存在。陶亢德也借此申辩:为人间世 写稿而兼为 太白 撰文的,至少有郁达夫和丰子恺两位。而身为太白 编委的郁达夫,给太白 写的文章不但不见得多过给人间世 写的,给 人间世 的才是他的佳作。陶亢德十分重视刊物的销路,回忆录里,多次提到他的编辑方针很多时候是出于“生意眼”。比如,在鲁迅几次批评幽默小品的情况下,陶亢德96“偏不识相”,仍约请鲁迅与妻儿摄影,将照片登在杂志上显示一种“名家效果”,鲁迅回信“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对于这次约稿被拒,陶亢德在回忆录里写道“你不高兴自己被利用,拒绝好了,何必大动肝火?何况说到利用,他的文章也是被利用被当作商品的。”?17不参加同人聚会的编辑陶亢德是如何进入 论语 的?陶亢德回忆是由于一次给论语 的投稿,这证实“论语派”成员周劭的回忆可能有微误,“其时国民党政府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之后,对言路较为宽松,但不久逆施白色恐怖。杨杏佛、史量才等民主人士相继被暗杀,林语堂也害怕受祸,乃退居第二线,由邹韬奋荐举在生活 周刊任过编辑的陶亢德任论语 编辑。”?18虽然陶进入论语 并非由邹韬奋举荐,但周劭这段回忆仍透露了许多信息:一方面道出了林语堂做甩手掌柜的政治因素,佐证了陶亢德所说的两人合作办刊的状态,“实际上论语 的编辑任务完全在我肩上,林语堂除了写一篇我的话 之外,一切不闻不问”?19;另一方面透露出林语堂对陶亢德最初的信任和托付,大概率是受邹韬奋和生活 周刊的影响,生活 周刊的出身是促成林语堂与陶亢德合作的重要因素。陶亢德也回忆道,林语堂不仅对鲁迅,对邹韬奋也很尊崇。生活 原本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刊,原本发行量只有几千份,1926 年 10 月起,邹韬奋接手主编,到论语 创刊的 1932 年,生活 周刊销数增至 15 5 万份,成为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林语堂十分看重这份刊物,陶亢德也记述了林语堂曾托他约见邹韬奋未果的事。回忆录里有两个易被忽略的细节,将邹韬奋和林语堂联系在了一起。华雷斯夫妇创办读者文摘,出版之初,只有五千份销路,到他死时,销路在他本国已达到一千多万。(中略)韬奋看过读者文摘 没有,我不能确说,但我没有见他带到社里来过,而他是常取材于外国刊物写成文章的。(中略)我觉得生活 内容和读者文摘 有仿佛之处,不过这决不是说韬奋模仿华雷斯,而是两者的都能成为老幼咸宜雅俗共赏的刊物,由于编辑者的精神思想与大众的精神思想正相契合,他俩不是“迎合读者”获得读者,而是以其合乎人情合于民心的内容使读者“一拥而上”。人间世 发刊词是林语堂大作,他想把 人间世 办成怎样的一个刊物,见于该文。(中略)它明白标明小品文,好像要继承晚明袁中郎什么一派的,其实林语堂的模范,恐怕与其说是袁氏文章,不如说是美国的 读者文摘。他给人间世 特辟“西洋杂志文”一栏,透露着一点信息。?20生活 与 读者文摘 相仿佛,林语堂的模范不是袁中郎而是读者文摘 这是陶亢德作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