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路径研究_苏仙红.pdf

庆祝“一带一路”十周年中国 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路径研究 苏仙红 李艳梅 李云燕内容摘要:基于 20032017 年 65 个国家的数据,文章构建了个体固定效应下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和传导作用机制,并将 65 国分成逆梯度组和顺梯度组进行对比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经济规模这一中介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起推动作用,其次是技术溢出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最小;(2)在全样本组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一链式传导路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3)顺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与全样本组相同,而在逆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则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并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链式传导机制作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关 键 词:“一带一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经济增长 多重链式中介模型 一、引 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在 2015 年首次实现资本净输出,2016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是 2003年的 70 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这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发展。其中,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一个新平台。2015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的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截至 2022 年 4 月,中国已与 147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此同时,中国专门成立了“丝路基金”,并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 50 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促进双向投资升级。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企业超过 1.1万家,约占中国境外企业总量的 1/4。2021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241.5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中国全年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13.5%。20132021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 1640 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境外合作工业园区项目已成为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在承接中外企业合作、解决当地民众就业、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 2021 年末,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布在 46 个国家,累计投资 507 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 66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 39.2万个就业岗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国际直接投资布局呈现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 FDI)可以通过资金、技术、营销、管理一体的方式从这四个方面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FDI 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对36国际贸易2023 年第 3 期课题信息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产业转移的节能减排效应(418712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信息苏仙红,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艳梅,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云燕,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李艳梅,电子邮箱:liyanmei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们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DOI:10.14114/ki.itrade.2023.03.012庆祝“一带一路”十周年外投资国,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 OF-DI)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的目标在于分析以下几个问题:中国 OFDI 主要通过什么效应来影响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又通过什么样的作用机理和传导机制来发挥作用?“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各异,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梯度性,中国 OFDI 又通过什么样的中介效应和传导机制对不同梯度沿线国家经济起作用?本文对所有沿线国家进行梳理,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以 65 个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基于 20032017 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下的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中国 OFDI 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主要链式传导机制。同时,考虑到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本文对比分析了中国 OFDI 对不同梯度沿线国家经济影响的中介效应和主要链式传导机制。二、文献综述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起源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由于 FDI 对一国进出口的影响较大,学者们开始研究 FDI 与东道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Nurkse(1953)最早提出了FDI 可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发现发展中国家的FDI 是通过资本累积效应来促进其经济发展。之后的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 FDI 能够促进东道国(或区域)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结论却不相同。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FDI 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即 FDI 可以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第二,FDI 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单一线性关系,二者为非线性关系。一方面,学者们以国家或区域为研究对象探究FDI 与东道国(或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发现 FDI 对东道国(或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吕越等,2019),且二者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相互促进作用。之后进一步检验发现,短期内 FDI 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而长期内存在单向正相关关系(周忠宝等,2022),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FDI 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东道国社会机制的完善,而这会使东道国流入更多高质量 FDI,又进一步正向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Lee and Chang,2019;张金珠等,2021)。另一方面,研究不同国家(区域)或某一国家内不同地区的 FDI 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东道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不同,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FDI 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地区)的经济增长作用大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东道国(地区)(公丕萍和姜超,2021)。学者们还研究发现 FDI 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和技术溢出三方式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作用。FDI 的流入使得东道国资本存量增加,有助于扩大东道国企业的生产规模,同时还能够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通过扩大其经济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具有互补关系(黄亮雄等,2018)。在产业结构中,FDI 流入不同的产业部门会影响东道国产业布局,可以改变东道国产业结构,FDI 可以通过优化东道国产业结构来促进其经济增长(章志华和唐礼智,2019)。通过技术溢出效应,FDI 流入可以给东道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可以提升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王桂军和卢潇潇,2019),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东道国生产效率,最终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 中国 OFDI 能够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学者们以沿线国家的经贸与投资为立足点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发现 FDI 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沿线国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工业化阶段的不同,FDI 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效应上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牛华等,2020)。学者们还发现沿线国家的社会因素会影响外资流入和所进入的行业,黄亮雄等(2018)以交通部门为切入点,发现自 2013 年以来外商对基础设施部门的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此外,还有一些46国际贸易2023 年第 3 期庆祝“一带一路”十周年学者研究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大多聚焦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只有少部分学者研究了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郑智等,2020)。曹翔和李慎婷(2021)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分析了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中我国所起的作用,发现中国主要通过贸易和投资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发挥了促进作用。综上所述,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FDI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多研究,但依然存在三个不足:首先,在以 FDI 为中介变量分析时,多数学者将其与贸易量等经济变量综合起来分析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少有学者单独研究FDI 对沿线国家经济的中介影响效应;其次,在研究 FDI 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影响时,多聚焦于 FDI 对沿线国家的总影响和二者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较少深入探究 FDI 对沿线国家经济影响的效应分解和作用传导机制;最后,沿线国家数量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研究沿线国家 FDI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时,多数将沿线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只有少数学者根据地理位置或经济水平进行分组讨论。鉴于以上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1)运用改进的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中国 OFDI 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同时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溢出三个方面进行中介效应的分解分析;(2)进一步深入探究中国 OFDI 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链式传导机制;(3)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梯度性,将东道国与投资国经济水平对比,把 65 个沿线国家分为顺梯度投资组和逆梯度投资组,对比分析不同组别下中国 OFDI 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和链式传导机制有何差异。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一)面板模型设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东道国后从三个方面影响其国内生产总值。首先,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会扩大生产规模,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其次,不同行业的投资所带来的产值不同导致东道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最后,生产技术、知识和经验的溢出会提升东道国的劳动力质量以及生产效率。因此,基于以上考虑,模型设置如下:GDP=f(FDIc,K,L,S,TEC)(1)首先,为了探究中国 OFDI 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设定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模型:yit=xit+it+it(2)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列向量,xit为解释变量列向量,it为个体效应列向量,it为误差列向量,i 为个体数,t 为时间。将(1)式代入(2)式并取对数得:lnGDPit=0+1lnFDIcit+2lnKit+3lnLit+3lnSit+4lnTECit+it+it(3)其中,FDIc,GDP,K,L,S,TEC 分别表示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沿线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存量、劳动力存量、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具体见表 1。0为常数项,it为误差项。其次,将 FDIc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溢出。同时,借鉴温忠麟(2004)和屈小娥(2021)的研究方法,对中介模型进一步深化,设立多重链式中介模型并绘制模型图(见图1)分析 FDIc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链式传导路径,具体如下:lnKit=0+1lnFDIcit+it+it(4)lnGDPit=0+1lnFDIcit+2lnKit+it+it(5)lnSit=0+1lnFDIcit+it+it(6)lnGDPit=0+1lnFDIcit+2lnSit+it+it(7)lnTECit=0+1lnFDIcit+it+it(8)lnGDPit=0+1lnFDIcit+2lnTECit+it+it(9)lnGDPit=a0+a1lnFDIcit+a2lnKit+a3lnTECit+it+it(10)lnGDPit=b0+b1lnFDIcit+b2lnTECit+b3lnSit+it+it(11)lnGDPit=c0+c1lnFDIcit+c2lnKit+c3lnTECit+c4lnSit+it+it(12)其中,lnFDIc为解释变量,lnK、lnS、lnTEC 为中介变量,lnGDP 为被解释变量。公式(4)和(5)为56国际贸易2023 年第 3 期庆祝“一带一路”十周年经济规模中介效应;公式(6)和(7)为产业结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