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_曹守慧.pdf

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曹守慧 丁士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武汉）孙 飞（中共徐州市委党校 徐州）摘 要：不断扩大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推动具有财产属性的宅基地有效流转，是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的强力引擎。本文基于 年和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追踪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其中，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净效应为.，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效应高于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家庭人口数量、户主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指标对居民家庭消费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对发展型消费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组间差异结果表明，在经济区域层面，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大小顺序为：东部西部中部，此外，相较于“农一代”，“农二代”家庭消费受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更明显。因此，为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流转，注重提升流转户的人力资本，并警惕宅基地流转可能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关键词：宅基地流转；消费；发展型消费；城乡经济循环一、引言消费既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李树等，）。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激发居民消费需求已上升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石明明等，），“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稳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处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在 左右，而中国居民消费率在 年仅为.，远低于.的世界平均水平；就城乡而言，中国农村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但消费总额仅占全国消费总额的.。为此，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潜力后劲在“三农”，所以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其中，“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陈东等，）。然而，农村作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潜力地区（唐任伍等，），除了消费在城乡经济循环中处于短板弱项外，还存在土地利用、尤其是宅基地利用不充分的问题（李增刚，曹守慧等：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丁士军为本文通讯作者居民消费率居民总消费支出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DOI:10.13246/ki.jae.20220719.001）。众所周知，作为农民最主要的经济财产，宅基地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础（陈利根等，；吴宇哲等，），但由于农民难以通过宅基地市场化流转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导致其财产属性一直难以实现（陆铭等，）。同时，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城市建设用地日趋紧张，农村宅基地规模却不降反增，城乡之间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因而，“十四五”规划纲要与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当前，中国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低与宅基地闲置低效利用是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所以，促进宅基地流转、提高城乡资源要素利用效率的改革变得日益迫切，而宅基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若通过参与市场化流转利用，将其自然属性与经济属性相结合，也可以直接进入消费环节，成为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力引擎。近年来，有关宅基地制度变迁（刘同山，）、退出模式（吴泽斌等，）以及流转意愿（李伯华等，）等方面的问题颇受学术界关注，学者们也对宅基地改革路径提出了诸多建议，但鲜有研究对宅基地流转与农村消费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年和 年微观数据，分析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相较于其他选择宏观数据对家庭消费的研究（问锦尚等，），微观数据能够有效解决理论上的“可加性”问题（，），虽然不是长面板的微观数据，无法观察其长期、动态的影响效应，但参考已有实证研究的计量策略（等，），选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最大程度的消除样本偏差，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样本内生性问题，尽可能保证本研究的可靠性。因此，本文不仅能够弥补关于宅基地流转与家庭消费关系研究的缺憾，还可为政府不断优化和完善宅基地改革方案、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消费向来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现已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消费不足一直是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陈斌开等（）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经济转型中的市场扭曲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决定因素，认为增加建设用地供给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启动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而改革离不开政策的保障与支持，孙豪等（）从消费发展和消费政策两个方面分析了居民消费的历史演进，发现消费发展由供给不足到需求错配的变迁中，消费政策也在同步变化，并认为要提升居民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除了进行供给侧改革外，更要培育农村消费这一重要的消费增长点。（一）宅基地流转与居民家庭消费在较早的研究中，等（）指出资产及其相关收入会对家庭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资产效应”与“财富效应”两方面。首先，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家庭会将其一生的收入及资产或财富平滑分配到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进行消费，家庭持有的资产越多、消费水平越高，这种增长效应即为“资产效应”；其次，从持久收入假说来看，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家庭财富存量增加，进而也会增加消费支出，即“财富效应”（李涛等，）。而土地作为一项特殊的资产，已有学者通过微观数据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家庭消费影响效应，发现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并且增强家庭消费偏好与消费动机（胡霞等，；杨晶等，），这主要得益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尤其是“三权分置”改革激活了土地财产属性，使得土地产权关系更加明晰，流转更加顺畅，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率。遗憾的是，以上研究所指的土地均以耕地为主，并未包含宅基地；并且，根据需求层次理论，消 农业技术经济 年第 期 费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等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等，；姚明明等，），但鲜有文献探讨土地流转对不同层次或类型消费影响的差异性。长期以来，虽然宅基地是农民一项重要的实物资产，但宅基地的相关制度政策更侧重于发挥其福利和居住保障功能，由此导致宅基地流转性较差，只体现出了使用功能而没有资产功能，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也无从发挥。随着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深化，当前宅基地的基本功能已逐渐由居住保障性功能向资产性功能转变，其财产属性也逐步增强（张克俊等，），而如果要进一步更充分地发挥宅基地财产属性，则需要在宅基地产权主体明晰、权能完整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化流转的手段来显化宅基地经济价值，实现刺激农村消费、打通城乡经济循环的目的（冯淑怡等，）。为检验宅基地是否可以通过流转来实现沉睡资产的有效再利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例如陈利根等（）通过对比政府主导、集体推动、自发流转等多种宅基地流转模式，发现由集体推动的宅基地流转更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福利。有研究则进一步提出，进城落户意愿强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的宅基地流转方式（于伟等，），并且宅基地置换能够有效提高城郊居民的通讯等发展型消费的支出，对促进城郊居民的消费升级具有显著影响（张恩碧等，）。然而现实情况是，宅基地作为一项资产当前并没有较好呈现出资产效应与财富效应，但若经过市场化流转获得收益后，既可以落实其资产属性，带来“资产效应”，也可以通过供需市场的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其“财富效应”，带来财产收益，并以此支撑农民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蔡继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宅基地流转对不同消费类型（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最显著，能够有效促进消费升级。（二）宅基地流转对消费影响的异质性由于不同家庭在代际分别、所处区域及家庭收入水平等方面不尽相同，使得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也可能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例如，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一代”（一般指 世纪 年代以前出生）与“农二代”（一般指 世纪 年代以后出生）在返乡意愿以及消费水平上具有明显差异（刘守英等，；陆铭等，），相较于“农一代”家庭，年轻的“农二代”家庭更倾向于在城市生活，长期离乡使得他们对宅基地的依赖程度更低，加之受现代消费观念的影响和“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压力较大，令“农二代”家庭在获得宅基地流转收入后更倾向于将其直接用于消费而非储蓄。此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其中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之间收入水平的不平衡（孙志燕等，；李实等，）。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个体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陈斌开等，），因此，在区域和个体之间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包括市场容量、市场丰度、市场广度等）与收入水平不同的现实情境下，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也会不同。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会因代际分别、所处区域及家庭收入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综上可以预期，在产权主体明晰、权能完整的情况下，宅基地通过流转能够有效发挥其“资产效应”与“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消费，但影响效应的高低还会因代际分别、所处区域及家庭收入水平等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具体分析框架如图 所示。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年和 年的追踪数据，是由中 曹守慧等：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宅基地流转激活财产属性资产效应财富效应居民家庭消费代际分别经济区域收入水平H1H2H3享受型消费发展型消费生存型消费异 质 性图 分析框架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微观调查项目，涵盖了家庭资产与负债、保险与保障、收入与消费、人口特征与就业等微观层面的金融信息，为本文从微观视角探讨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择自家拥有宅基地且所处社区有宅基地流转户的家庭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对 年和 年数据的匹配与清洗（主要是对异常值和缺失值的剔除），以及因变量上下缩尾.后，最终得到 个有效样本。（二）变量选择本文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家庭消费，问卷中对家庭各类消费支出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包含食物、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与教育文化娱乐等支出，结合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消费层次结构理论和现有研究文献常用的分类标准（李江一等，；孙飞等，），本文将消费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其中，生存型消费主要包括衣食住三个方面的支出；发展型消费包括教育支出、交通通讯支出以及用于非家庭成员的红白喜事等关系支出（赵剑治等，）；享受型消费主要包括文化娱乐支出以及生活服务支出。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克服变量间非线性问题，实证中分别对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以及享受型消费的年支出加 取自然对数，用其表征被解释变量。本文关键解释变量为宅基地流转。主要利用 问卷中“您家的宅基地是否有过以下经历”进行度量，选项为出租宅基地、出售宅基地等，本文将“有以上任一经历的”赋值为，“没有的”赋值为。考虑到家庭消费还受到人力资本、资产状况、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李涛等，；李江一等，；孙小宇等，），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等方面选取控制变量，用以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具体地，户主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有户主年龄、是否务农、健康状况、社会保障以及表征人力资本质量的受教育程度；此外，户主对生活的满意度、风险的偏好度以及对社会的信任程度同样会影响家庭的消费偏好与动机，所以，将其也纳入控制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