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现代印刷媒介的发展“使文学作品得以远距离传播。由此，报纸、杂志、出版业等传播媒体应运而生，文学借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这种影响甚至是“革命性的”［1］，而文学期刊为文学活动提供了诸多方便，“在任何时候，它不仅仅是文学阵地，同时也是组织者”，“对于文学的创作总是经常起着重大的影响”［2］。“十七年”时期，文学期刊风貌常随着政策的调整而变化，既要不断适应新的体制以建立自身的规范、形成新体系，又要不断自我调适，克服各种可能的新危机。由于“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文学期刊和文学创作都被整合到统一的发展框架中”［3］，文学刊物的内容和形式显得单一。其实，文学期刊上的次要信息也值得关注，秦兆阳1956—1957年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对其进行改革时，就多次涉及期刊封面、版面等的改进问题［4］，《人民日报》也曾刊发读者意见《期刊封面要有个性》（1959年7月21日），批评刊物封面设计的雷同化现象。同样，从期刊所刊载的广告信息，也能看出文学期刊生存的独特姿态。“十七年”时期，文学期刊的广告生态虽不算丰富，但也通过广告插页、封底广告、封面广告、文中补白等形式刊载了不少政治政策性广告、行业性广告和纯商业广告等。一政治政策性广告的媒介政治功能政治政策性广告是通过刊发重要的政治性、政策性、行政性文件，或者刊物自身编辑或组织的响应国家各类社会、政治运动的号召、呼吁等，以达到对受众、读者的宣传、教育、鼓动等效果。此处所使用的概念，与学界所界定的包含政治竞选广告等内容的“政治广告”［5］有所不同，而与“由政府行政部门或政党候选人（即传者）为了影响广大群众（即受众）的政治态度或生活态度的政治行为，通过购买大众媒体或小众媒体的版面、时段直接向受众传输完全符合传者意愿讯息的传播过程”的“行政广告”尤其是“政策宣传型广告”［6］更为接近，另外，“十七年”时期，各类传播媒介主要是由党和政府主导创办经营的，其承载的是喉舌性功能和作用，因此政治政策性广告与一般意义上的需要出高额广告费、以盈利为目的的广告也存在着差异。有学者指出，广告有“引导注意某事”（原始口语时期）、“推销商品或服务的印刷新闻”（印刷媒介时期）、“广告主付费的商品信息传播”（电子媒介时期）、“观念或广告主商品信息的传播”（数字媒介时期）［7］等阶段性认识，据此，“十七年”时期的政治政策性广告，无疑更多地属于观念在媒介政治与媒介经济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