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议题的左右——《顾左右而言史》读札_王侃.pdf

评论【王彬彬评论小辑】1271995 年，王彬彬 33 岁。是年，他在为自己即将行世的首本著作 在功利与唯美之间（学林出版社，1996 年）所撰的自序中写道：“我知道，这年头，像我这样的人，要干干净净地出一本并不会畅销的书，可真不容易。”其所谓“这年头”，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于多数人都是不言而喻的时代认知；而所谓“像我这样的人”，这其中的自许，在当时却未必是昭然著闻的。不过，有一点是确凿的，即他的语气所表露出来的与时风、与流俗互不兼容的紧张关系，以及与“这年头”对峙时的孤愤。略事推敲，你或能认同，他这本书的书名，也隐含了“两间余一卒”的幽深意象。时至今日，王彬彬已为业界硕儒。他著述奋勉，宏文迭出。二十余年来，他每每蓄势待发的雄辩之姿，配合着汹涌的文章产出，无时不令人瞩目。毫无疑问，“干干净净地出一本并不会畅销的书”对于他已并非“不容易”，甚至于有的亦可谓畅销，以至再印。但另一方面，他也常遭遇鲁迅式的“碰壁”，于昧暗中体味着更高层次的“不容易”。何至于此呢？这时候，我就会油然想起他的“像我这样的人”的自许，想起这自许中的狷介、自矜、孤梗、清卓、桀骜、傲岸以及不折不扣的自我肯定，想起他的人格与精神气质中经久不变、殊难软化和磨损的核心。从青涩到苍劲，从混沌到显著，他已越来越让人看清和认定，什么是“像我这样的人”。读王彬彬的 顾左右而言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年），时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强烈感受，那就是：我会不时地在他用力开拓的知识疆域上，或勇猛掘进的思想维度上与鲁迅相遇。我常常武断地认为，王彬彬的阅读视野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鲁迅为他开启的：作为一个以鲁迅研究为志业的学者，他不仅熟读鲁迅，而且还沿着鲁迅提供的阅读线索进行了延伸性的跋涉。比如，他在书中援引的 蜀碧 蜀龟鉴 这样的“凡是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鲁迅 病后杂谈），以及扬州十日记 嘉定屠城记略 这样的杂史散记，窃以为都是起意于对鲁迅的阅读，起意于对一个伟大而深邃灵魂的积极、执拗而深切的探询。他曾经用过的一个书名“文坛三户”，就直接来自鲁迅，不仅贴切，而且自然，仿佛他和鲁迅的精神关系得自一种天赋或亲传。当然，他和鲁迅的精神关系绝不仅止于阅读爬梳、文献追踪以及戏仿式的文字挪移这样泛泛的器用层面；仅就这本书而言，他谈徐锡麟时涉及的革命伦理的议题，谈胡适、章太炎时涉及的启蒙、强权及知识者命运的现代性议题，谈侵华日军时涉及的“日本议题”，谈“华人与狗”时涉及的国民性议题，谈大屠杀时涉及的女性议题如此种种，其实都紧紧贴靠在我所谓的“鲁迅议题”的左右。正是这些议题的生发、交错、聚荟，才整体上使“像我这样的人”的人格塑形与精神气质得以加密和硬化，从而岩石一般经久耐磨，岿然独存。除此之外，我尤其想说的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奋勇跨过深壑般的学科界限，研史、“言史”，其间的动机和力量，包含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兴趣，还包含着他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忧患。没错，这也是鲁迅议题鲁迅曾说：“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鲁迅 这个和那个）一鲁迅于 1903 年 10 月在 浙江潮 发表 中国地质略论。这篇科学论文，在我看来，不啻是一封国家情书：它不仅仅是一篇地理志，同时还是一个赤诚的民族主义者向国人、同胞奋然敞开的滚烫胸怀。他浩叹：“吾广漠美丽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然而，在结束对中国的地质分布、地形发育等专业知识的述略之后，尤其是中途不忘欣欣然高呼中国为“世界第一石炭国！”之时，鲁迅却紧接着“不觉生敬爱忧惧种种心”。鲁迅所忧惧者，“曰中国将以石炭亡是也”。中华之浩大美丽，石炭（按：煤）储量之丰饶，早令外族列强“垂涎成雨”，“狼顾而鹰睨”，然而，反观中国，“而我复麻木罔觉，挟无量巨资，不知所用，惟沾沾于微利以自贼，呜呼，不待十年，将见此膴膴中原，已非复吾曹之故国，握炭田之旧主，乃为采炭之奴，弃宝藏之荡子，反获鄙夫之谥。”由此，一如我们在鲁迅议题的左右顾左右而言史读札王 侃1282022.12在思想的其他方面所认识的鲁迅一样，他的“民族主义”陡然转入了否定性的路轨，“掷笔大叹”，滑向近乎绝望的政治批判和国民性批判：“况吾中国，亦为孤儿，人得而挞楚鱼肉之；而此孤儿，复昏昧乏识，不知其家之田宅货匨，凡得几许。”王彬彬学日语出身，一度淹停行伍，又曾设馆于东京大学，更兼久居南京，因此，于他而言，“日本议题”的生发有近似水到渠成的天然。收录在 顾左右而言史 中的 “不像在国外作战，恰如在国内行军”侵华日军中的“中国通”一文，同样也是从“地理志”引发开去的批判性言说，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它直接视为上述鲁迅议题的接续和延伸。王彬彬在文中提到，“据说，1920 年代直奉战争爆发时，交战双方都向日本人借地图，因为这些中国军队并没有像样的中国战场的地图”，但是，“日本人攻占南京时，手持的南京地图上，连南京的每一口小池塘都标绘得十分准确，而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绘制出如此精确的首都地图”。（第 118、119 页）而鲁迅之撰 中国地质论，其初衷便在于深患中国之“入其境，搜其市，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图”。鲁迅将此目为“绝种之祥也”。显然，王彬彬心同此理，遂敷文奏怀，推己及人。所论所述或非新问题，但仍然读之惊心，抚叹再三，良久意难平。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兴起的“中国研究”，直接服务于帝国扩张的所谓“大陆策略”，即其目的在于使日本成为中国乃至东亚之主宰的殖民主义战略。由是，“日本军界有一股研究中国、争当 中国通的潮流。”（第 118 页）日本政府和军方为此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开办学校，广设据点，遍遣人员，出没于“吾广漠美丽可爱之中国”的山川河海，进行地理勘探和情报刺探。其勘查之深入和细密，甚至到了“那种只需一块铜板便可住一晚的腹地”。英国人在香港办学从而图谋进行精神占领、文化覆盖和培植买办，图谋攫取更广泛、更持久的殖民利益，其实就是得之于日本人在华办学的启发。在这种目的性极强的“中国研究”的推动下，不计其数的“中国通”便在短短几十年间涌现、积聚并形成传承，继而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进上海、陷南京、占汉口，皇军的进击势如破竹，皇军根本不像是在国外作战，倒恰如在国内行军。”这些揭载于日文书籍的文献记述，经由王彬彬的介绍，虽隔着世纪的围墙，但仍长驱直入、不由分说地瞬间将人刺痛。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彼时在日华人的作为。马关条约 签订之后，中日往来空前便利，甚至互相可免除签证，人员往来流量骤增。清廷的对日态度也有从“羡憎”转向“以日为师”的微妙变化，表现在派遣留学生问题上，张之洞所谓“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实际上就是清廷这种对日态度的具体反映。在条约签订之后的十多年里，中国去往日本的人在数量上远多于从日本来中国的人。这其中，著名的有如蒋介石、蒋百里、蔡锷这样的军人，如周氏兄弟、郁达夫、郭沫若这样的文士，如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这样的革命家，但是他们都很难说是“中国通”意义上的“日本通”，更不要说那些“在数量上远多”的其他留学生了。同样，彼时留学西洋的，也难有这一意义上的“西洋通”。鲁迅笔下，“清国留学生”总会于樱花时节盘着油光可鉴的辫子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花下，或在留学生会馆的房间里学跳舞，“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鲁迅 藤野先生），再或者，就是“关起门来炖牛肉吃”，以致鲁迅每见留学归国的学者，“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燉过几年牛肉的人物”（鲁迅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即使在“九一八”以后，在中国流行的“日本研究”，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低能的谈论”，“凡较有内容的，那一篇不和从上海的日本书店买来的日本书没有关系的？”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剽袭而得的“日本人的日本研究”而已。（鲁迅 “日本研究”之外）当然，“相映成趣”的还有另外更为糟糕的一面，即彼时的中国人也大多未必是“中国通”，更遑论“日本通”或“西洋通”。王彬彬则写道：许多日本人，尤其是许多日本军人来到中国。他们到中国的通衢大邑，也到中国的穷乡僻壤。他们研究中国的地理，也研究中国的人文。他们研究中国的方方面面。他们对中国的“国民性”尤其留意。其时中129评论【王彬彬评论小辑】在鲁迅议题的左右国的军政要人、知识分子，有几人能像这些日本军人那样切切实实地研究中国呢？说这些日本军人比其时中国高谈阔论的军政要人、知识分子更懂得中国，似乎也有些道理。鲁迅也常批评中国的“智识阶层”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往往难抵骨相，却好肆言妄语。如此这般的“相映成趣”，实在是一个国家耻辱的印记。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国家政制的极度朽暗和国民根性的高度朽烂。离此不远，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咷”。鲁迅的 中国地质略论满篇皆泣血之哀，王彬彬则以鲁迅身后所未能见之史实，广为罗织，将之续写为一个民族的锥心之痛。在收录书中的 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公私问题 一文里，王彬彬击节再三，钦叹“徐锡麟是条 汉子，是汉子中的 汉子”。我倾向于认为，这正是他负痛时的呐喊。徐锡麟就是为武力推翻一个极度朽暗的国家政制而孤注一掷、壮烈赴死的。显然，王彬彬相信，若要避免或抚平这锥心之痛，止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咷”，徐锡麟式的“革命”和“革命家”是不可或缺的，是比“纸上的革命”更被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因此，若能颠覆或改造一个如此极度朽暗的国家政制，能掀翻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革命”便应该被无条件地拥戴；也因此，相比于这样的“革命”，公与私的伦理冲突根本算不得什么。“革命”有其自身的伦理，“革命”也会重新定义其自身之外各方面的伦理基质。当然，徐锡麟赴死的形象和意义也会在革命伦理中重新化育，从而达成对“叛徒”或“异端”的道义别解。不用说，中国或中国革命需要徐锡麟这样的“叛徒”，只要他是为着实现瓦解朽暗政制的理想。坚定地与朽暗政制为敌，是王彬彬选择站在徐锡麟身后、同路与归的终极理由。由是，我暗暗觉得，王彬彬写徐锡麟，犹鲁迅写 药，他们隐隐然皆为抚哭叛徒的吊客，区别只在于后者孤愤、拗怒，前者慷慨、厉色。从对徐锡麟的钦叹声里，我看见了王彬彬向来的峻急。王彬彬在 “不像在国外作战，恰如在国内行军”侵华日军中的“中国通”里还提到了一件“让作为中国人的我感到心痛、感到 有趣，感到不知是应该心痛还是应该感到 有趣 的事情”，即侵华日军已将战火烧到了“南支那”，“竟有中国人问日本兵到中国来是与谁打仗，令日本兵惊讶得合不拢嘴”。这一刻，中国人贡献了极其耻辱的一幕。这固然反映了朽暗中国之令人绝望的政治败相，它同时也不留情面地披露了国民情状的骇人真相，揭示了在铁屋子里昏睡的永恒场景。王彬彬不无讽意地写道：“任何时候，都有些中国人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收录书中的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德教训 一文的批判意图，是有清晰的动机和指向的：它是关于国民性的“内省式反应”，并同样是如此不留情面的。这是在鲁迅之后仍须不断继承、时时怵惕的“社会批判”或“文明批判”的重要议题。这篇文章以翔实的史料考据证明，在上海滩限制华人进入公园的禁令虽屡有颁布，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被深深锲入中国人的民族集体记忆的辱华牌子并不真的存在，它多半是虚构的乌有之物，它只是记忆的选择性捏合的结果，一种可以在殖民历史和殖民创伤的语境当中被理解的政治修辞。这些谨严而有说服力的考据和推断，有着胡适所谓“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皆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的方法论态度，有着秉持这种方法论态度所必须具备的胆识与果敢。华人被禁入外滩公园，或有种族歧视的原因在焉。但鲁迅式的反向批判，会更注重民族内省的、自我批判的路径，会剖析、呈现和指斥国民性的陋相。王彬彬就明确地把这一“禁入”事件视为一场对中国国民的“公德教训”。他写道：“外滩公园门前的华洋冲突，是一种 公德 意义上的中西冲突。”这篇文章借由对这一事件重审，也对中国人长期以来公德心缺乏、自私心泛滥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检讨，可谓鞭辟入里。“公德”的华洋冲突，反映着国民性优劣的指标，无论过去或是未来，这一指标都会是国家竞争时决定胜负的重要参数。虽然如今租界已从中国消失，但在全球化的当下，世界上仍有不计其数的形形色色的公园之门因为“公德”的原因而对中国人禁入，因此，由“公德”而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