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与国家统一意识的重建_陈彩云.pdf

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与国家统一意识的重建陈 彩 云在面临“夷狄”交侵的危机情势下，南宋士人视中原为被窃据的故土，认为那里的华夏文明遭受了严重破坏。宋元易代后迎来了和平局面，南北交通重新开放，南方士人带着对故土的挂念，前往中原旅行考察，既缓解了易代的焦虑，也逐步认可了元朝的正统地位。南方士人在中原的旅行考察，并非只是寄情山水的旅览活动，而是有着鲜明的舆地治学取向和现实关怀。他们通过对中原自然山川与历史古迹的考察，追寻失落的华夏历史记忆，唤醒了内心的中原认同，再次确认了中原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可以说，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记忆是南方和中原的精神纽带，在元朝统一的背景下，南北逐步重建起共同分享并认可的统一意识，对后世中国人的统一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关键词：元代中原旅行历史记忆统一意识作者陈彩云，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邮编 。统一意识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首度由草原游牧民族肇建的大一统王朝，其构建了空前辽阔的疆域，深刻影响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空间认知。然而在元朝疆域内，生活着不同宗教信仰、历史认同、语言文字的多元族群，“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各族群对元朝统一有着多元且歧异的认知，往往受到地方意识、华夷观念、南北差异等因素的挑战，这种局面成为元初多民族政权构建的重大难题。不仅蒙古人、诸色目人与汉人对于统一的认知不同，就是同属华夏的“汉人”和“南人”，对于元朝的统一也有着不同的心理情感。原来的南宋军民坚信“夷狄无百年运”，在诸场合宣扬“夷狄”不会受到上天眷顾，唯有南宋才能延续华夏正统。民族研究 年第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族群政治与元初江南统治研究”（项目编号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白寿彝认为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有“统一意识”的传统，得到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认可，即便在诸政权分裂割据的时代，如三国、南北朝、宋辽金对峙期间，统一意识也始终存在（白寿彝：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几点体会，史学史研究 年第期）。而学者认为中国史上的统一王朝不仅要实际拥有符合“天下”认知的广大领土，同时要具备与之匹配的思想基础（杨念群：论“大一统”观念的近代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年第期）。陈彩云：元朝疆域观演变与多民族国家的空间认知，民族研究 年第期。（元）许衡：时务五事，（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 卷 奏议，中华再造善本 第 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年版，第册，第页。方震华：“夷狄无百年运”运术论与夷夏观的分析，台大历史学报 年第 期。宋蒙双方的舆论宣传反映出双方对统一战争的性质有着不同理解，也使得南北方对元初统一有着迥异的认知。萧启庆指出“汉人、南人的历史经验不同，族群意识的强弱因而不同，汉人经历契丹、女真的统治达数百年，族群意识不强”；“反观南人从未经历异族统治，蒙元灭宋，不仅是朝代更替，还牵涉到 由华夏入夷狄 的春秋大义”。李治安认为经历辽、金、宋等政权数百年的军事对峙，生活在中国南北两大区域的民众已经陷入分裂，北方士人蔑视南宋政权，对南宋联蒙灭金有着强烈愤恨的情绪，金末士人领袖赵秉文还以“岛夷”“蛮夷”称呼南宋。李治安认为长期的南北分裂对峙“会使 汉民族 内部因地域界限发生裂痕，也会给民族感情和心理带来一些阴影”。元朝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的多政权并立局面，为弥合南北隔阂提供了契机。姚大力指出元朝不仅建构出超越汉唐的辽阔疆域，而且还打破几百年“天限南北”的格局，使得国内各民族及文化之间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互相交往、学习、融合的机遇，并以南宋理学北传、杂剧南传作为例证。文化交流活跃的背后是南北方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元初统一后，南方士人得以回到中原进行旅行考察，这里的自然山川、名胜古迹不仅是有形具象的地理空间，同样也是蕴含着厚重历史过往的记忆载体。他们旅行访古，从山岳到河川，从城邑到宫阙，使得南方与中原重建了连接的纽带，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因此，元代南方士人在中原旅行的意义，绝不仅仅意味着旅行空间的扩大，它更有着修复南北共同记忆、重建国家统一意识的重要历史价值。关于元代南方士人的北上旅行，学界多有论述。陈得芝较早关注到宋元易代后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指出南北统一后，南士纵游齐鲁燕赵，观览中原文物，逐步认同元朝的天下正统地位。申万里关注南人在大都的游历活动，指出南方士人在前往京师求宦的过程，不仅将儒家思想和政治理念带到大都城的政治舞台进行宣传，而且在游历北方的过程中，还感受到京师的壮观，强化了对元政权的向心力。一些研究则深入到南方士人北上旅行的政治认同问题。如黄二宁认为元代南人北游具有文化寻根的意味，重点关注他们在曲阜阙里的游历活动。王筱芸关注到南方士人的北游文学，他们或吟咏沿途风物，或古今兴衰之感，也逐步建构起对元朝的政治认同。目前，学界对元代南方士人在中原旅行的研究，或着眼于曲阜阙里等地域个案，或是留意于南人北游的宏观叙述，对于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与南北统一意识重建的关联，尚未展开充分的系统性论述。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置于南北统一的历史脉络下考察，揭示南方士人对南北共同认可的统一意识的再次确认及其历史影响。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与国家统一意识的重建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 年版，下册，第 页。李治安：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 年第期。姚大力：重铸“天下”一统的伟业：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关于中原的确切范围，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大体而言，较为通行的说法，中原是指黄河下游地区，包括现今行政区划的河南省大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南部、安徽省北部、江苏省北部等地。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南京大学学报 年第期。申万里：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史学月刊 年第 期。黄二宁：元代南人北游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 年第期。王筱芸：蒙元西游、北游文学与蒙元王朝认同建构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一、南宋士人的中原想象与北上踏勘中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起源地，也是宋王朝立国龙兴之所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宋室被迫南渡之后，南宋君臣均以失去故土为耻；绍兴和议后，南宋朝廷及士人集团收复中原的意愿依旧强烈。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南侵败盟，信州弋阳人陈康伯在为宋高宗草拟的亲征诏书中，以高宗之口，痛斥金人入侵使其“遭家多难”；面对父兄被拘，祖陵废祀，高宗表示“衔恨何穷”，要大小臣工戮力一心，雪耻恢复。南宋朝廷为宣示自身华夏正统的地位，长期鼓励、支持中原百姓脱离女真人的统治，南下至宋统治区避难，称为“归正人”。高宗朝中书舍人、苏州人李弥逊为庞琳、王宗等人所书的归正制书中，赞扬他们在中原沦陷的背景下，仍然“守节仗义，不变于夷”，毅然率众来归，为此朝廷奖掖晋官三等，示以“异恩”，加以宠荣，鼓励他们为恢复中原立功，“益图报称”。不仅是被迫南渡的皇室、流离失所的北方百姓有着深厚的故土情节，强烈要求收复被女真人占据的中原，就算是原籍南方的士人也有强烈的中原情节，将中原沦陷视作彻骨之痛。越州上虞人李光，徽宗崇宁五年（）进士，仕途沉浮于南北宋之际，曾三任吏部尚书，绍兴八年与秦桧同任参知政事，后遭贬黜流放。亲历靖康之耻、一路追随高宗从汴梁到临安的李光对于中原沦陷极为痛心，赋诗感叹“中原困干戈，衣冠沦异域”，忠臣义士则有“切骨”之痛。祖籍婺源的朱熹祭拜高宗朝北伐名将张浚的坟墓以明恢复中原之志，称张浚“西征奠梁益，南辕抚江湘，士心既豫附，国威亦张皇”，在他北伐功败垂成后，“谋适不用”。而张浚去世，朝中主战派势微，当权者中力主兴兵收复故土之人渐少，“志士日惨伤，中原尚腥羶”。与朱熹同时的永康人陈亮也称南渡四十余年，陷入女真人统治的中原遗民“嗷嗷无告”，而收复故土是臣子之夙愿，“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独畏其强耳”。朱熹的弟子黄榦称中原沦丧为“臣子之至痛”，“仇耻之未雪，竟土之未复，中原之地化为腥羶，江南之民疲于岁币”，称南渡以来八十余年，圣君贤相无时不想收复中原，“一洗祖宗之大耻”。南宋朝浓厚的中原情结，长期影响着君臣的朝堂论政和对外政策。李纲上奏高宗请求驾幸建康，谋划北伐大业，他以汉高祖于汉中，光武帝于河内，唐肃宗于灵武的历史典故，提醒高宗不忘收复故土。他认为朝廷应摒弃保全东南为全国之计的心态，“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犹污于腥膻为可耻”，“祖宗之境土，岂可坐视沦阝舀，不务恢复”，若是“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得 民族研究 年第期（宋）蹇驹：采石瓜洲毙亮记 之 绍兴辛巳亲征手诏，中华书局 年版，第页。裴淑姬：试论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政策 以科举、授官为中心，中国史研究 年第期。（宋）李弥逊：筠溪集 卷 庞琳王宗等归正，景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 第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宋）李光：庄简集 卷 伯寓知府给事宠和子贱与仆域字韵诗格力超绝辄复次韵，景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 第 册，第 页。（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拜张魏公墓下，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宋）陈亮：陈亮集 卷 中兴论，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 卷 与或人，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第 册，书目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中原百姓绝望，人心一失，则复国永无可望。孝宗即位以后，一度有意收复中原，朝堂上反对和议、主张兴兵再战的声音逐步强大。右言正陈良翰认为绍兴和议使“山陵隔绝，疆场无备”，且大失北方遗民之心，“北方忠臣义士来归我者反为虏用，而致怨于我”。对于金人提出归还唐、邓、海、泗四州作为隆兴议和的前提，陈良翰称：“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绝不可割让。乾道七年（），秘书省正字蔡堪上书宋孝宗，“故疆之侵未归，陵寝之祀未修，二帝在天之愤未雪”，皇帝即位十年以来“未明求衣，日昃不食”，“未尝一日不在中原也”。致力于恢复中原的陆游曾入四川安抚使王炎的幕府，勘察川陕一带边境军情，制定对金作战计划，在军旅途中表达收复中原的决心，“汴洛我旧都，燕赵我旧疆。请书一尺檄，为国平氐羌”。在宋金对峙的大部分时间内，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尚能保持和平，然至蒙古人崛起漠北草原，南下进攻金朝，北方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嘉定六年（），当时颇有人望的理学名臣真德秀上奏指出金朝在蒙古人打击下迁都汴梁，正是金朝衰亡之兆，“其强敌外攻，大臣内畔，戎酋废殒，骨肉分争”，也是宋人收复中原的“天命离合之机”。他指出，“女真腥秽河洛余八十年，中原遗民堕在涂炭”，若趁此机会，“进修圣德”，“发政施仁”，励精图治，静候天命之机，则有望恢复中原故土。金朝在蒙古人打击之下日益衰微，部分宋人乐观地认为可以火中取栗，趁机收复中原，黄榦就上奏称“胡运日衰，中原故壤，指日可复”。但真德秀提醒宋廷，金朝在蒙古人威逼下南迁，虽是收复中原之机，然亦绝非南宋之福，乃是“吾国之至忧”，需防范金人南侵取偿，“疆场相望，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也”，金蒙相斗，南宋也无法独安，“豺虎斗于中原，狐狸嘷于境上，危机交急，不同常时”，唯有君臣上下励精图治，削去浮华，修明内政而观时变。“惟当养民抚士，一意复仇削去虚文，颛行实政，百司庶府，轮奂一新”。南宋面对比女真人更具草原特质的蒙古人，在“复仇大义”和“夷夏大防”的观念影响下，反对和议成为对蒙政策的主流，而蒙古人南侵与议和并行的政策，更坐实宋人对“夷狄”无信义的忧虑。因此，在南宋后期，拒绝和议、军事对峙成为宋蒙关系的主流。激烈的对抗使得南北交通隔绝，绝大多数南方士人终生难以亲至中原，只能想象曾经的故土。颍昌阳翟人曹勋在靖康元年随宋徽宗一道被押送北上，受半臂绢书，自燕山逃归。建炎元年（）向宋高宗上御衣书，请求招募死士，自海路营救徽宗。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后，曹勋充报谢副使出使金国，劝金人归还徽宗灵柩。他寓居临安，常思中原，“飞魂常故国，举目念殊乡”。南宋士人尤其关心留在中原的故国遗迹是否被毁，父老乡亲生活是否安好。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公遡随官军南下四川等地任官，累迁兵部员外郎，其诗云：“故国边声静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