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及其启示_王伟武.pdf

遗产保护【文章编号】10063862(2023)0100660666城市发展研究 30 卷 2023 年 1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0 No1 2023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及其启示王伟武许玮頔(浙江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摘要】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涵盖国家、区域、城镇等多重空间尺度，在世界观、发展观、价值观等视角百花齐放。在国家层面，先贤以系统性的思维认知自然、治理环境、规划都城、建构岳渎体系，形成了整体经营水文环境的世界观;在区域尺度，统治阶级借助水文环境对内加强社会治理、对外实现“耕战结合”，社会各阶层相向而行、推动国家战略的实施，体现了追求水文环境与政治、经济要素相辅相成的发展观;在城镇范畴，地方官府在时空统一性中考察人水关系，在水文环境规划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追求生态、人文与技术的平衡，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价值观。上述思想对我国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探索营建未来城市、完善当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新时代的生态文明观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启示【中图分类号】TU984.2【文献标识码】A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578482)0引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人对水文环境的探索始于先秦时期，留下了鲧禹治水、共工治水等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现代水文科学多偏重于技术层面的研究，但地面水系人工化、城市给排水与设计暴雨强度、河流保护与水质清洁、地下水平衡、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等内容显然不是工业社会以来人类才需要开始考虑的问题。本文将借助史料探讨中国古代规划、管理水文环境的思路与方法，希望为建构与发展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体系提供一种特殊的视角，以帮助我们沿着全新的思路解决问题。1国家层面: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的世界观1.1道法自然:构建生命共同体汉语中的“自然”一词有“自然而然”之意，老子认为“自然”不仅表示大自然，更是世界万物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在“自然无为”的视角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不仅指道路，更是超越社会、历史而接近自然的1。“道”生“万物”，万物互相平等。文子自然 借“形势”进一步解释“自然”与“道”的含义:“夫物有胜，唯道无胜，所以无胜者，以其无常形势也。”先秦诸子用“形势”表明各种情形或综合、或相对的状况，如孙子兵法 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形”与“势”在这里分别指谋划布局的两个方面，即分散与集结、包围与迂回。管子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的重要源头，也常从“形”、“势”两种角度出发阐述规划原理，在乘马一文中，论“形”即“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论“势”即“因天材，就地利”“顺自然之势而为之”2。“形”强调个体局部细节，“势”强调宏观整体控制。可见，千年前的规划先贤已开始思辨整体与还原的关系。水文环境既是生成整体的重要要素，也是“天下”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在传统水文环境规划的世界观中，一方面古人重视以“道”法“自然”，水文环境要素与其他自然要素甚至社会要素相平等;另一方面古人强调以“势”谋“形”，即水文环境是还原后的整体，要整体经营人居环境。这便是传统水文环境规划的思想要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有一种国家层面整体管理山林川泽的传统。礼记曲礼下 记载:“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国家统筹各“典”，通过整体的制度和系统的规范管理国有资源，这种对山林川泽的统一管理对环境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事实上，古代统治集团从来都没有设立某一单独的机构来负责全王伟武等: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及其启示遗产保护城市发展研究 30 卷 2023 年 1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0 No1 202367域水文环境的管理与维护4，这本身与当今国土空间规划中要求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十分接近。秦汉时期，人水和谐的综合国土整治思想进入萌芽期。西汉时黄河时常决堤，两岸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从河海一体、经济补偿、田野灌溉、谷物替换、通渠水运等角度出发，对治理黄河的方案作出了全面综合的论证5，以“定山川之位”，他认为水文环境灾害的治理并不是水文环境一门学科的责任，这需要复杂的人居体系来配合响应。若仅“缮完故堤”，即从水文特征背后可调用的防洪手段出发解决水文环境问题，则“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是最下策。1.2都城规划:构建智慧共同体都城及京畿地区在中国古代规划史上往往被视为“首善之区”，被视作“天下”尺度的规划，素来人文荟萃6。中国古代对都城规划师的培养模式属于全才培养，都城规划师身兼数职，精通城市规划的方方面面。也因此，古代研究、规划水文环境并不如现代自然科学般视其为一个学科分支，而是视作水文环境本身与城市及其他要素相互联系的共同体。规划先贤依照自身极为丰富的知识储备，能够在农业社会以超前的眼光考量水文环境及其周边要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推演分析规划方案的利弊。在古代都城规划史上，曾有多次“水文性迁都”。宇文恺(555612 年)被誉为划时代的规划巨匠，他分析了汉长安以来八百余年都城建设所导致的旧城水文性质变化，认为汉长安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地表地下水系统严重失衡，“水皆盐卤，不甚宜人”，同时从保存旧朝故迹的角度考虑，隋大兴城宜避开旧址，故筛选出位于汉长安东南方“山川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的龙首原高地建设新城。公元 582 年，隋文帝命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统一创制全城。他巧妙利用大兴城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势，将高地北麓的凹陷低洼地带改造为曲江池、通大明宫，在美化城市景观、协调城市立面的同时降低了雨季山洪对首都的威胁。公元 593 年，宇文恺主持设计仁寿宫。仁寿宫“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耸阙”，山水对景更为丰富。由此可见，宇文恺的规划立意已不止于顺从自然，而是在坚持水文风骨的同时营造意匠7。仁寿宫在唐代改名九成宫，隋大兴后改名唐长安，唐朝前后经营 322 年，城市供水与防洪系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此外，唐陪都洛阳选址于伊洛之间，以谷水、洛水为水文系统的中枢，适应了城市供水的需要，为唐中期后承接长安城非首都功能提供了重要保障，今天的洛阳市仍沿袭唐洛阳的基础发展8。北宋汴梁“四水贯都”，汴河“运东南方粮”、横穿东西，五丈河沟通东京附近地区、商旅繁盛，金水河通大内、提供绿化，蔡河穿过天街、激活南城，主河道与护城河沟通，东京以此为骨架织出一张水网，促进了商业发展，为古代城市逐渐抛弃延续千年的坊市制度、转向街巷制奠定了基础9。元时，汉人刘秉忠(12161274 年)选择将“海子”的形态引入元上都、元大都的规划，一方面融汇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智慧;另一方面赋予排水管网与城市内部水系蓄水职能，大大提高了首都的设计暴雨强度，这一点甚至比现代城市市政设施的设计思路更完备10。明、清紫禁城以其水文系统为基础进一步发展了生态景观功能，为城市供绿、供蓝。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学科细分能推动各条分支深化研究内容、丰富学科内涵;但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当今规划学科的高学历人才却缺乏充分考量各种要素的能力。吴良镛院士倡导建立人居环境学科，要求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中心，不仅限于依靠传统模式下单个行业、单个学科、单个专业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11。事实上，历朝历代的都城规划师正是具有一种特殊的系统性思维，他们深悉水文环境与城市功能、城市战略、城市发展的密切关系，能够充分考量各种要素，在保障都城水文安全的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奠定华夏大地上崭新的天下格局。1.3岳渎体系:构建文化共同体周易系辞下 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秦始皇曾用三十五年追求“象天法地”嬴政从“渭水贯都”的地理特征出发，用跨越渭水的复道连接渭水以南的新朝宫与渭水以北的咸阳宫。三辅黄图 有载“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即天上的星宿“天汉”“牵牛”与地上的渭水、横桥一一对应，杜牧在阿房宫赋 中也写道“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始皇帝幻想自己如天帝通过跨越银汉的阁道星般在南北宫间行走，叩开了中国古代上映群星、下合山川遗产保护王伟武等:中国古代水文环境规划思想溯源及其启示68城市发展研究 30 卷 2023 年 1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0 No1 2023的规划模式12。后人附会汉长安西北角沿渭水“城址曲折仿北斗星”，也是受此影响。事实上，早在夏商周时期，历朝历代就开始建构同名川大山相对位置相照应的文化信仰体系。国语 谓“国必依山川”;史记封禅书 曰“南岳，衡山也;西岳，华山也;北岳，恒山也;中岳，嵩高也”，“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因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便均在崤山以东。秦时四方一统，天下地理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故重封大川六，即“济水、淮水、江水、河水、沔水、湫渊”，汉宣帝时期调整作河、江、淮、济四渎，唐朝时则确立了“东渎大淮、南渎大江、西渎大河、北渎大济”的文化坐标。统治者凭借水文格局稳定天下秩序，水文脉络同天地星辰的走势、国家社稷的命运紧密联系，从一种功利主义的治世态度逐渐演化为一种朴素的政治哲学观13;天下的水文体系经过丰富的文化建构逐渐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从各个空间层次上看，江、河、淮、济是天下的水文坐标，横纵交织的运河是区域的水文坐标，年湮代远的市河村溪则是城镇的水文坐标。在社会稳定的时代，百姓口耳相传，全民意志尊重、敬畏水文，认同“自然为崇高、城次之”，逐渐发展出“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的治灾共识，即以自然脉络疏导洪水。敬畏水文被尊为中国古代防治水文灾害的“圣人之道”。2区域尺度:传统水文环境规划的发展观2.1水文配置:推行国家战略管子 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目前，世界上所出土的历史最为久远的彩色地图是秦汉时期的马王堆 驻军图，其上详细标明了湘江上游各支流水系的骨架与等级，表明了水文要素与军事活动的密切联系14。杨广称帝后，曾认为西京军事上“关河悬远，兵不赴急”，政治上“关河重阻，无由自达”15，故设东都。金军攻陷汴京后，南宋政权于 1138 年建都临安，赵构认为“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聘也”，长江天堑与江南水网成为了汉人防御金人的天然屏障16。出于古代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背景，水文环境关乎朝代命脉，在此基础上，古代统治者逐渐养成了将区域水文配置与国家战略结合考量的思维模式。公元前 506 年，伍子胥开挖胥河，这条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人工运河联通了太湖流域与长江水系，为吴国伐楚提供了充足军粮，至今仍用于航运。秦时，为沟通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促进岭南地区在文化上归属中国，公元前 214 年灵渠通航，其工程建设原理甚至与今天的巴拿马运河一致17。先秦时期“先有都江堰，再有成都城”，秦汉时期开凿的郑国渠、白渠、漕渠等，隋唐至元贯通的京杭大运河，都是区域运河水系的一部分 和平时期用以调配物质资源、战争时期为军事防御提供支撑，是“耕战结合”的重要保障。古人认为，水文环境是配置区域经济资源的重要基础，流域空间是城邑群落发展的重要支撑。汉书晁错传 记载，西汉名士晁错从战略的高度阐释水文环境规划的意义，他认为水文环境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密不可分，故建议汉文帝在边疆民族政策上要注意“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即为使边疆人民“乐其处而长居”，宜在内地迁徙民众实边的过程中将水文环境作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对象，通过宜居的生态建设引导民众逐步摆脱思乡情节，从而团结工作、和谐相处，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水文环境的建设在空间上往往超出了城镇与乡村的范畴，也不仅仅是为解决单一的水利问题而服务，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大背景下，调动流域广大居民参与、推行国家战略的一种重要手段。2.2岁修制度:社会联动管理区域人工水系统的正常运行与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为实现人工水系的后续管理与反馈，同时加强区域间水网信息的联动，中国古代探索出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