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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盛煜辰，沈瑶摘要:文章基于中国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测度了“商业存在”形式的中国服务贸易壁垒指标，发现 19952021 年间中国服务贸易壁垒在总体上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此外，不同行业之间的限制程度差别较大。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服务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计量回归分析表明，就业占比越低、国有化程度越高、FDI 比重越高、贸易竞争力越低、进口渗透率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的服务行业的贸易保护水平越高。这是政府对服务经济与服务贸易产业政策战略考量与不同服务行业差别性利益反映的综合结果。文章对合理设定中国服务贸易保护水平、逐步降低服务贸易壁垒、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参考意义。关键词:服务贸易;贸易壁垒;政治经济学分析;FDI;中国中图分类号:F752 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23)02003716一、引言近年来，中国的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服务贸易国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从 1995 年的 496 亿美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8212 亿美元，增长近 17倍。服务贸易的发展需要贸易自由化。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增加世界的福利，而一国单边的贸易自由化则可能会增进自身的福利。但是，事实上，各国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主义从未彻底消失，且在近年来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对服务贸易壁垒的研究自然就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确立服务贸易自由化框架的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并未明确定义服务贸易壁垒，只是笼统地将服务贸易壁垒描述为“各成员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而措施主要是指“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及“由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或当局授权行使权力的非政府机构”所采取的措施。由此可见，服务贸易壁垒主要是指政府对服务贸易采取的各类政策与措施。通过对服务贸易壁垒进行测度，中国学界对服务贸易壁垒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但是依然存在实证研究与分析不足、经验数据亟需更新等问题。目前，大多数研究是从服务贸易壁垒的影响角度进行分析，收稿日期:20221027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17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2JZD041)作者简介:盛煜辰(1993)，江苏镇江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服务贸易政策;沈瑶(1956)，浙江嘉兴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世界贸易组织研究。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73DOI:10.13687/ki.gjjmts.20230217.004较少关注到服务贸易壁垒本身的决定因素。已有对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也大多从货物贸易的角度切入，缺少对服务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关注。服务贸易本身的无形性、不可储存性和以国内政策为主等特点使其与货物贸易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有必要对服务贸易壁垒的决定因素予以深入分析。本文基于中国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重要法规文件，建立“商业存在”形式的服务贸易壁垒测度指标，对其时序变化与行业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并利用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对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决定因素进行探究与分析。二、文献综述(一)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服务贸易壁垒主要体现为非关税壁垒，而非关税壁垒的测度难度大于关税壁垒。目前，测度服务贸易壁垒的主要工具包括频度工具、数量工具及价格工具。频度工具主要通过量化各类壁垒发生的频度、覆盖的范围来测度服务贸易壁垒。Hoekman(1995)通过 GATS 成员国的承诺时间表来构建测度服务贸易壁垒的频度工具。他按照不同的提供模式对 GATS 下的 155 个服务部门的限制承诺进行了打分:承诺没有限制的记为 1，有部分限制的记为 0 5，没有承诺的记为 0，以此计算出该国家或部门的限制承诺覆盖程度，称为 Hoekman 指标。Hoekman 指标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计算出关税等值，以此测度壁垒的规模。例如，如果将 Hoekman 指标表达为H，则既可以简单地通过 1H 计算出关税等值，也可以引入主观估计的基准关税t*，通过 t*(1H)计算出关税等值。无论是哪种计算方法，关税等值都处于0 至1之间，越接近 1 代表限制程度越高，越接近 0 则代表限制程度越低。澳大利亚生产率委员会研究小组(Findlay Warren，2001)、Hardin Holmes(1997)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包括扩大资料来源、引进权重或从 FDI 限制角度进行研究等。频度工具是目前测度服务贸易壁垒较为完善成熟的工具。数量工具则通过对比有无服务贸易壁垒两种情况下服务贸易额的差值来测度服务贸易壁垒。该工具最初多用在货物贸易领域，而最早采用此工具测度服务贸易壁垒是 Francois Hoekman(1999)和 Findlay Warren(2001)。此工具的使用难点在于假设没有贸易壁垒时的贸易数据无法直接通过现实中的数据获得，因此选用此工具的学者一般会通过一些贸易决定理论来构造虚拟的自由贸易经济，再通过计量方法回归拟合出没有贸易壁垒时的“贸易额”。数量工具对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是基于使用模型估算出的理想贸易额，而不同模型对理想贸易额的估算准确度会极大影响对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结果。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的思路类似，是通过比较有壁垒时的市场价格与没有壁垒时的市场价格的差值来测度服务贸易壁垒(Deardorff Stern，1998;Francois Hoekman，1999)。这是由于没有壁垒时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将稳定在固定水平，而当有壁垒时市场价格会出现变动。如果假设该市场价格差值不是由于沉没成83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本等因素引起，而是全部由服务贸易壁垒导致，那么该市场价格差值可被视为关税，可以用于测度服务贸易壁垒。价格工具主要存在适用范围较窄的缺点，对服务贸易壁垒进行研究时往往由于数据的缺乏而难以进行。此外，由于不同服务的价格差别较大，因此，价格工具更多地用于同一部门内的比较，而在跨部门比较方面有所欠缺。国内也已有许多学者进行服务贸易壁垒及其测度的研究。俞灵燕(2005)、从连(2012)均从不同角度综合性地介绍了国外对服务贸易壁垒及其测度的研究，认为频度工具比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具有更高的准确度和可靠性，但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可以提供更大的信息量，此外，服务贸易壁垒自身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模型局限性等特点使测度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刘庆林、白洁(2014)对 Hoekman 指标进行了修正，结合不同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对中国服务贸易壁垒进行了测度，认为中国的总体服务贸易壁垒依然较高，呈现出离散率大、国民待遇限制指标一般高于市场准入限制频度指标等特点。齐俊妍、高明(2018)基于 OECD 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据库，按照服务贸易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分类，梳理出了“服务行业 政策领域 政策条款 具体措施”四级评估框架，并从贸易提供方式、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比较不同国家分行业、分政策层级的服务贸易限制程度。薛钢、聂露(2018)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通过一国实际的服务贸易进口流量及其预测的服务贸易进口流量的对比计算各国服务贸易壁垒的“关税等值”。此外，马盈盈(2022)借鉴 Benz Jaax(2020)的方法，通过将特定服务部门的贸易弹性与替代弹性相结合，估算了中国建筑、分销、运输、电信、金融以及其他商业服务六个可贸易服务部门的“关税等价”。(二)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已有文献对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分析主要基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有的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同角度考虑，有的从政治需求型、政治供给型维度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理论就是利益集团模型与中点选民模型。利益集团模型是从生产者角度使用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服务提供者的游说是贸易壁垒出现的原因之一。假设在没有游说的情况下，政府为了最大化社会福利会制定限制程度为 n 的贸易壁垒。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通过游说提高自己所在行业的贸易壁垒会增加自己的利润，游说的成本体现为需要投入的游说资金。如果他们的边际游说成本等于获得的边际收益，则他们就有动力投入资金去游说。然而，从政府的角度考虑，此时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考量会纳入相关利益集团的贡献，这会导致贸易壁垒限制程度 n 的上升。该理论发展的早期认为，集中度高的利益集团更容易进行游说。Olson(1983)从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入手进行分析，认为行业产出和就业占比越低的行业更容易形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从而提高了该行业的服务贸易壁垒。Grossman Helpman(1994)构建了一个著名的“保护待售”贸易政治经济学模型，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存在一个两阶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团在给定保护政策下确定他们的“政治献93盛煜辰，沈瑶:中国服务贸易壁垒的测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金”，而政府又根据利益集团所提供的捐资确定最终的贸易保护政策。结果表明，在某行业中，如果利益集团组织性越强、进口渗透率越低、进口需求弹性越小，贸易保护水平就会越高。Gawande et al(2004)认为如果行业形成国外利益集团，则会倾向于通过游说降低贸易壁垒。Fung Siu(2007)将该理论运用在了服务贸易壁垒领域，对服务贸易壁垒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允许制造业厂商跨领域游说将会降低服务贸易壁垒，这是由于该领域较高的服务贸易壁垒会相应提高与这些服务业相关的制造业厂商的运营成本，因此他们会有动机通过游说降低贸易壁垒。但是，跨领域游说的难点在于贸易壁垒相关法律法规的不透明会增加跨领域游说成功的难度，因此，越透明、越规范化的政策制定与法规实行环境会提高跨领域游说的成功机率。Bombardini(2008)认为这种游说的成功机率与企业的游说能力有关。如果该行业中存在较多大规模企业，例如存在较多的国有服务提供者等，则该行业的游说能力会变得较强，会更容易有较高的服务贸易壁垒。中点选民模型则是从消费者，或者说劳动者角度研究服务贸易壁垒产生的机制。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壁垒的出现会使福利受损，这是从消费者接受的价格上升角度进行考量。在现实中，这些消费者往往也是相关行业的劳动者，贸易壁垒的降低可能会使他们的行业受到冲击而导致工资下降甚至是失业，因此他们会偏好限制程度较高的贸易壁垒。最早将贸易保护政策与选民人数联系起来的是 Caves(1976)，他认为就业人数越多的行业也即选民越多，而选民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竞选者的偏好，从而对他们的行业给予较高的壁垒。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后，Mayer(1984)提出了中点选民模型。在赫克歇尔 俄林模型下，个人对贸易政策的偏好不同，当中点选民拥有的资本量低于国家平均水平时，他们会支持在资本充裕的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而在劳动充裕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因此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会倾向于选择中点选民偏好的限制程度。从行业的层面看，就业人数相对更多的行业可能会导致更高水平的贸易壁垒。Bradford(2006)的经验研究表明，就业占比会显著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一个行业过高的失业率会促使政府实行贸易保护措施。Karacaovali(2015)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指出，贸易保护水平是平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政治支持的结果，劳动力成本更高的部门或获得更大程度的保护。基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模型，已有部分国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对贸易壁垒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探索。他们主要使用对应贸易壁垒决定因素的相关经济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盛斌(2002)最早通过建立中国的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模型研究了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发现具有劳动生产率高、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劳动密集度高等特征的产业容易获得较高的名义和实际保护率。鲍晓华、朱钟棣(2006)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为例考察了“国家利益”和“利益集团”的特征指标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混合影响，发现政府倾向于保护那些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和非中间品行业，同时生产者游说力量的强弱也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