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话语书写的知识史模...——以朱生豪“神韵说”为例_张汨.pdf

41中国翻译话语书写的知识史模式探究*以朱生豪“神韵说”为例Towards a Model of Writing the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A Case Study of Zhu Shenghaos Spiritual Pursuit张汨谢斐ZHANG MiXIE Fei摘要：我国源远流长的翻译史中涌现出了许多不朽的翻译话语，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背景下，如何对中国翻译话语进行深度挖掘和当代阐释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现实问题。翻译话语是基于翻译实践的论述，也是翻译知识的凝练，对翻译话语的挖掘和阐释隶属于翻译史研究的内容，因此中国翻译话语的书写可借鉴史学知识来展开。基于此，本文以知识史为指导，建构了翻译话语研究的“材料收集、内容分析、译作传播与话语位相”书写模式，同时以朱生豪“神韵说”翻译话语为例进行个案钩沉和阐释。关键词：中国翻译话语；翻译史；知识史；朱生豪；“神韵说”Abstract:The deeply-rooted and splendid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witnessed tremendous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an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the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deep discovery and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 is a realistic issue for researchers.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is the thought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 summarization of translation knowledge,and research on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 belongs to translation history research,thus related study could be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Consequently,this article adopt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to construct a model of material gathering,content analysis,*基金项目：本文受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朱生豪译者档案的建构与研究”（项目号：19YJC740118）资助。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1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12023/2/15/周三 17:27:172023/2/15/周三 17:27:1742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translation transmission and discourse position for writing the history of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and Zhu Shenghaos spiritual pursuit is used for case study and analysis.Keywords: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Translation history;The history of knowledge;Zhu Shenghao;Spiritual pursuit1.引言翻译话语是基于翻译实践的直接或者间接论述，包括翻译思想、翻译概念、翻译机构等等（张佩瑶 2012）。随着国家和政府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提倡，梳理相应学科的话语体系逐渐成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因为学科话语的建构有利于提升文化自觉与学科自信。在此背景下，中国翻译话语研究逐渐得到学界关注，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重释传统翻译话语或从中国哲（文）学传统剖析翻译现象，例如上海翻译2019年“文章翻译学”专栏集中探讨了我国传统的文章学在各种翻译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则是尝试建构当代翻译理论话语，例如中国翻译2019年刊发“生态翻译学”专栏以及202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召开的“首届中国翻译理论话语高峰论坛”（耿强2020），学术共同体所做出的努力推进了我国的翻译学学科建设。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译学理论都是由翻译家掀开的第一页（王东风 1999），而翻译家基于自身实践体会总结的翻译话语长期以来都是翻译史研究的焦点。我国源远流长的翻译史中涌现出了许多不朽的翻译话语，但仍有很多论述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还需加大对传统翻译话语深度挖掘和阐释的力度。2.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现状及推进路径罗新璋归纳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1984：19）的中国翻译话语流变体系，也引发了大量研究者的上下求索，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翻译话语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宏观勾勒。研究主要基于不同阶段或分期，通过史料爬梳，从宏观上钩沉各时期的翻译话语。例如，王宏印（2003）以古代部分、近现代部分、当代部分等三个分期勾勒中国翻译话语，更重要的是通过“新译学探索”部分提出对这些翻译话语进行现代重释，以烛照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的当代价值；王秉钦（2004）从传统和现代角度勾勒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发展，同时呼吁要关注新时期的译论、观念和思想；张佩瑶明确提出“翻译话语”概念并通过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Cheung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2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22023/2/15/周三 17:27:202023/2/15/周三 17:27:2043中国翻译话语书写的知识史模式探究以朱生豪“神韵说”为例张汨 谢斐2014、2017），为西方了解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绝佳途径。（2）个案挖掘。宏观勾勒主要呈现的是中国翻译话语流变图谱，而更多研究者选择透视某位具体的翻译家，以深度个案来挖掘某种翻译话语的历史位相。例如，刘全福（2007）将周作人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其对日本、希腊以及西欧文学的译介，同时比较了周作人和周树人两兄弟的翻译事业；许钧等（2016）从翻译诗学、翻译风格、翻译选择、文艺思想等全面扫描傅雷翻译行为，结合个案研究，总结了傅译研究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张汨和文军（2016）聚焦朱生豪莎剧翻译活动，通过其仲夏夜之梦翻译手稿动态呈现朱生豪追求译文可读性和可表演性的特点，进而为总结其“神韵”话语提供基础。（3）学理反思。除了宏观勾勒与个案挖掘之外，随着近几年学科自信和理论自觉意识的不断提升，研究者在回顾过去的基础上，开始思索如何从学科建设角度研究中国翻译话语。例如蓝红军和许钧（2018）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译学话语的发展历程，指出当前翻译话语研究应该融通中外并且扬帆出海；任文（2018）通过回顾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提出要关注中国口译话语研究，尤其要注重对史料的爬梳和阐释；方梦之（2019）提出可以通过挖掘传统术语、提炼现代概念、借鉴国外范畴以及完善已有表述等方法来加强中国译学话语建设。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进步空间，其中对传统翻译话语的挖掘和重释仍旧是推动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还需要深化理论建构（张汨、余浩 2020），所以我们可以思考如何建构研究模式以更好地书写中国翻译话语。翻译家研究是翻译史研究的一部分，而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交叉意味着学科间的知识交流，不同学科术语的移植、理论的集成、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采用，交叉有可能孕育出更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屈文生2018：831）。近年来，微观史（张汨2021）、口述史（张汨2022）等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并被用于研究翻译家和翻译事件等，而翻译话语是翻译家基于大量翻译实践形成的论述，而我国传统翻译话语系统也是知识的整合（张佩瑶2012），而近年史学界广泛关注的知识史可以作为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的理论源泉。3.知识史与中国翻译话语研究模式知识史由英国史学家彼得 伯克（Peter Burke）基于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知识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概念发展而来，他（2016）进一步指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电子化手段的普及，人们有必要保存所生产的知识以进行研究和反思，记录影响其生成的社会因素。对于史学家而言，知识是人类在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3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432023/2/15/周三 17:27:212023/2/15/周三 17:27:2144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某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存在，而且存在“原始的”（raw）和“加工的”（cooked）知识，前者是未建构、自发的知识，而后者则是已建构并能够进行解读的知识；同时，知识史考查的是知识生成的动态过程，可以从四个阶段来开展，包括收集（gathering）、分析（analysis）、传播（transmission）与应用（employment），研究者可以通过上述步骤将原始知识进行加工，在此基础上帮助大众理解相关知识。知识史提出之后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并且“很多学科已经将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知识史的相邻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法学”（Burke 2016：9），但知识史研究在翻译学里的应用甚少。除了张佩瑶（2012）以外，当前国内外只有少部分研究提及“翻译知识”这一概念，如蓝红军（2016）指出当前“后理论时代”翻译学的知识生产问题，将知识体系划分为技能知识、技术知识以及理论知识，该文虽使用了“翻译知识”这一概念，但并非基于知识史的史学观而开展的研究。真正从知识史视角探讨翻译史相关问题的研究目前只有两部著作：邹振环指出“知识史研究是新近兴起的一门研究知识起源、发展、生产、类型、传承与传播的学科，这个学科的兴起受益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问世”（2017：9），并且借鉴知识史视角勾勒了20世纪的中国翻译史学史的起源与发展；德胡尔斯特（Dhulst）&甘比尔（Gambier）（2018）将知识史运用至翻译学知识的考察，两位编者通过该论文集绘制了西方现代翻译学学科史的知识图谱，勾勒了翻译学学科史（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现状与未来（张汨 2020a）。可见当前借鉴知识史开展的翻译研究相对较少，因此该史识观中的应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基于知识史的相关论述，德胡尔斯特（Dhulst）&甘比尔（Gambier）（2018）提出了“翻译知识”概念，他们认为这些知识是“在不同时代收集、建构、分析、使用以及传播的各种对翻译行为的反思集合，这些反思在世界各地以各种语言存在，存在的形式包括条约、手册、理论、批评、方法、信件、前言、论文等等”（2018：6），它们是“与翻译行为有关，涉及如何翻译、对翻译活动的意识或了解、翻译的影响。它还包括脑化知识（基于概念技能和认知能力）以及体化知识（通过实践所得、从事翻译行为的能力），同时还包括通过翻译行为传播的知识”（同上：7）。上文提到，中国翻译话语由翻译家提出，大多是基于自身翻译实践的所感所悟，讨论的是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理念等内容，同时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