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空间媒介的教会医院：对...考察（1835—1900）_胡正强.pdf

113传媒观察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472 期【作者简介】胡正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孟宪震，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作为空间媒介的教会医院：对近代中国医学卫生观念重构过程的考察（18351900）胡正强 孟宪震（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摘 要】近代教会医院出现之前，西方医学卫生观念在我国的传播屡屡受阻。西方传教士为利于传教而创办教会医院，开启了西方医学卫生观念在华传播的新局面。由此，近代教会医院作为新型的知识空间媒介，促进了对于西方医学卫生观念这一新思想的结合与转换，同时重组了中西方医学卫生观念的转化，在重构中国传统医学卫生观念的同时，有效地推动了国人的思想启蒙。在这一场中西方文化知识观念的“对话”中，讲究现代医学卫生观念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国人的新常识。【关键词】教会医院；西医东渐；空间媒介；思想转换；观念重构【中图分类号】G206；G219.29；R-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406（2023）04-0113-8一、前言1835 年 11 月 4 日，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伯驾（P.Parker）在广州城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眼科医局，开启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医院的先河。随后，英国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Lockhart）于 1844 年在上海创办教会医院，为上海、苏州等地民众提供西医诊治。1848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B.Hobson）在广州金利埠创办惠爱医馆，旨在通过医院进行传教活动。自此，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医院成为西方医学卫生知识与中国传统卫生观念发生博弈的“中介化”媒介。在此之前，清政府于 1723年（雍正元年）颁布禁教诏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依据米歇尔 福柯的观点，诊所是形成与传播知识的地方。所以，西方传教士在面对清政府对于期刊、书籍等出版物的管制时，认为创办教会医院进行传教活动是取得中国人民信任的“破冰”之道。在现代生活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公共空间的医院早已被社会大众所熟知和认可。然而，在封闭、落后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对于这一源自西方社会的空间形式只有陌生、疑虑和恐惧的心情，所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医学传教活动道阻且长。在中国新闻史领域的研究中，少有学者关注西医东渐过程中医院这一具有“中介化”性质的空间媒新闻史鉴DOI:10.19480/ki.cmgc.2023.04.006114传 媒 观 察介对于中国医学近代化和人民卫生观念重构的价值与意义。在有限的相关研究中，学者李耘耕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近代中国第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惠爱医院，探究医院这一社会转型中的“空间媒介”如何通过“道德治疗”的方法改变旧中国的社会医疗实践及其关系，进而重新联结中国家庭与疯人、疯人与政府、政府与家庭新的社会医疗实践及其关系。另外，学者陈佳丽基于传播史的视野对近代中国“卫生观念”这一常识的建构进行研究时，提及作为西方传教士新建立的机构，教会医院诊所将西方医学知识、卫生观念和诊疗技术等逐渐渗透到传统中国的医事体系中，以慈善行医、免费诊治的方法，有效扩大了西方医学卫生知识对于国人的影响，给予国人更多关于西方新医学知识的认知与体验。在其他关于近代中国“卫生”观念的社会传播的研究中，学者更多是从个案入手，以医学报刊或教科书等媒介为着眼点，研究西方医学中关于“卫生”的知识、观念与实践如何通过这类符号化媒介进行传播的。学者刘娟以大公报医学周刊为研究主体，探究其在近代“卫生”观念传播中的内容、特点、策略以及报刊发挥的社会性功能，从大众媒介的角度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另外，学者李耘耕通过对中华医学会创办的中华健康杂志中关于健康的话语文本进行分析，探究本土医学精英是如何建构并传播“健康”观念及话语的。上述研究均是以专业性的医学期刊为研究主体进行“健康”“卫生”观念的传播研究，着眼于文字这一符号化媒介对于观念传播的作用，而学者刘涛通过对点石斋画报中关于“卫生”知识的图像等视觉材料进行修辞分析，探究其对于晚清西医观念的建构之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在对媒介构成要素的论述中，将制度化的组织机构纳入其研究视野。在媒介学引论一书中，他认为媒介并非仅指信息的发送工具，而是“组织性的材料”和“物质性的组织”的结合体。其中，“物质性的组织”指的就是学校、教会和医院等制度化的组织或机构，它与以电视、电脑为代表的“组织性的材料”构成了现实传播情境中的媒介形态。同时，德布雷认为作为媒介的“物质性的组织”在文化传承层面发挥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如近代中国社会的教会医院。近年来，传播学界对空间认知和研究丰富起来。以往，学者普遍认为传播作为一种“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工具，自然将空间视为阻力和障碍，空间充其量不过是背景和容器，这也造成了传播学者对地理的长期漠视。事实上，媒介空间并不是死寂、固定、静止的，它作为一个组织或机构，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构成紧密而又复杂的关系。基于以上观点和研究现状，本文将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办的教会医院视为一种“物质性的组织”的媒介，将其与西医东渐这一传播过程置于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探究教会医院作为近代中国接触西方医学知识的新式空间媒介，如何在与中国传统卫生观念的博弈中，更新国人对于西方卫生知识的直观印象，重构国人对于西方卫生知识的框架，扩大西方现代卫生知识的影响。二、“空间转向”：由译书著作至教会医院据考证，明朝已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布教活动。1583 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游历至中国，拉开中西方文化知识交流的序幕。彼时，西方传教士输入的西学知识以天文历象为主，而医学卫生知识的占比较少。据相关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的书籍共有 430 余种，其中，包括天文、数学、医学等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书籍多达 131 种，但医学书籍屈指可数。由传教士利玛窦所编写的西国记法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有关西方医学卫生知识的译著，该书讲述神经学和心理学等专业知识。而后，学贯古今的知识分子在中原大地上掀起一股翻译西方医学著作的“高潮”。诸如高一志的空际格致、毕方济的灵言蠡勺、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和汤若望的主制群征 远镜说等涉及西方医学卫生知识的译著在士人阶层之中流传开来，使得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西方医学观念宣传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为弥补口语传播的劣势，西方传教士竭力探求在中国进行知识传播的最佳方式。实践证明，与传统的口语传播相比，译著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统一的文字符号形式与大量的复制刊刻弥补语言的差异性和新闻史鉴115传播的限制性所带来的缺陷，极大程度上降低西方医学卫生知识在异域传播的困难。因此，早期国人大多是在阅读相关译著中接触到西方医学卫生知识的。当时，翻译著作是传教士们为方便西方知识的传播而进行的自发性活动，在时间和地点上是随意、零散的。所以，当时国内进行西方医学知识传播的空间是自由、流动的。随着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受到一定限制。为方便在中国内地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开始新的尝试。19 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在广州游历之后发觉：“医生是广州的中国人最不生疑的角色，船上都有随船医生这里的商馆都需要医生。”所以，他开始主张从以医学为主的自然科学学科入手，重新建构起西方传教的新空间，开启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华传播的新局面。1820 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间诊所，雇佣华医诊治病人，这被看作是基督教设立教会医院的“胚胎”。随后，传教士皮尔逊、郭雷枢、郫治文等人在华开始行医活动，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Person）在华人身上试种牛痘；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发现眼病在广州的劳动阶层中相当流行，而当地的医生没人能够治疗这种病，于是留在当地给华人诊治眼疾。传教士在华频繁的行医活动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好感，这对于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进行西方医学卫生知识的传播有着积极的影响。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持续近百年的闭关锁国局面被打破。1844 年，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中明确规定：“合众国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同年，中法签订的黄埔条约中亦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佛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通过条约中对于设立医馆、医人院等规定可见，西方人倚仗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国门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埠内的医务传教活动。随后，西方传教士纷纷在各通商口岸开设教会医院。1844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雒魏林在上海创立仁济医院，救治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病人，并通过向周围居民赠送医药方式进行传教。1848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在广州金利埠创办惠爱医馆，并提及基督教新教徒在对中国人进行医学传教这方面不会延迟。部分通商口岸教会医院的情况见下表：表 118421887 年通商口岸各教会医院初况“吾华之获益于西人者，首推医院为最。广东省城博济医院，开设以来，医愈病人，以数千计，其功亦伟矣。”可见，西方传教士通过为民众诊治疾病的方式获得国人极大的信任与好感，拉近彼此之间关系的同时，推动了国人对于医学卫生观念的转换与重构。所以，由西方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医院和诊所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媒介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传教士救治病人、传布福音。而在诊治的同时又能够传播西方医学卫生知识，营造了一个全新的知识生产空间。由此，教会医院成为转换和重构国人医学卫生观念的“新”媒介。而后，接受到西方医学卫生观念的“病人”又将其传播至大众范围内，从而真正实现传教士通过行医行为进行知识传播的目的。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内地设立教会医院，西方医学卫生知识的传播空间随即发生“转向”：由零星分医院名称创办人创办地点创办时间医院名称创办人创办地点创办时间仁济医院雒魏林上海1844 年普爱医院施维善汉口1864 年惠爱医馆合信广州1848 年广济医院甘尔德杭州1869 年惠济医院哈巴安德广州1851 年打狗医院马雅各台湾1880 年华美医院玛高温宁波1854 年登州医院尼尔登州1885 年金利埠医院黄宽广州1858 年香港西医书院何启香港1887 年作为空间媒介的教会医院：对近代中国医学卫生观念重构过程的考察（18351900）新闻史鉴116传 媒 观 察散式转为固定静止式。同时，教会医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其传播空间并非客观、独立的，它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充满了社会关系，它不仅得到社会关系的支持，而且还能够生产社会关系并被其所生产。”作为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播的产物，它也重构起国人与新医学卫生观念之间的传播关系，在空间化的同时也生产着新的空间。三、“环境建构”：半封闭式的诊治环境近代医院制度起源于欧洲。医院（hospital）一词最早见于 12 世纪初，但具有医院功能的组织机构早在公元前 5 世纪的印度和斯里兰卡就已出现过。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已经将设立医院作为其传教的手段之一，在为老弱病残进行诊治的同时，大力发展慈善与传教事业。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各国医院的运行架构已具有近现代医院的雏形，成为集治疗与护理为一体的社会性组织机构。在职方外纪一书中也有对当时西欧医院运营情况的记载：“又有病院，大城多至数十所，有中下院处中下人，有大人院处贵人。凡贵人若羁旅、若使客，偶患疾病，则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药物悉有主者掌之，预备名医，日与病者诊视，复有衣衾帷幔之属，调护看守之人。病愈而去，贫者量给资斧。此乃国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人并力而成，月轮一大贵人总领其事，凡药物饮食皆亲自验视之。”据上述记载的内容可知，当时西方的医院有主治医生，主要负责药物配备、饮食规划。同时病人有统一的病服，方便医院内部管理，并配备专门的医护人员对其进行调护看守。作为世界上最早设立有医院功能组织机构的国家之一，中国有着悠长的医院发展史。据史书记载，西周时期的周成王曾下令设置“为诸侯有疾病者之医药所居”的场所，这可视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