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谈起_王笋.pdf

24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介、讽谏环境媒介从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谈起Material Media,Human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Media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on Persuading the Monarch The Dissemination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in Ancient China王 笋*Wang Sun摘 要：黄鸣奋教授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对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进行了集中梳理论述。从媒介的视角对说服君主重新解读，即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分析：第一，从传播的角度出发，分析古代讽谏所用的物质性媒介；第二，从传承的角度等，分析在讽谏过程中，人何以能够作为媒介产生中介作用。这两个方面都试图探索在讽谏传播中，物与人所承担的具体媒介功能。第三，从媒介环境出发，将讽谏营造的环境作为媒介，或者说将讽谏纳入古代大的政治环境，分析讽谏如何既在这种环境中展开，又能让后人通过讽谏理解这个环境。通过用现代的媒介理论与古代的讽谏展开对话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的讽谏传播的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对象等，更好地了解古代政治环境下讽谏传播的生成过程。Abstract:Huang Mingfens Persuading the Monarch The Dissemination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in Ancient China elaborated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in ancient China.This paper re-interprets Persuading the Monarch*作者简介：王笋（1986），男，山东淄博人，淄博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夏传播与影视传播。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介、讽谏环境媒介 25 The Dissemination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in three aspects:First,the material media used in satirical remonstrance in ancient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Secondly,how people can be used as a medium to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atirical remonst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itance.The first two aspects try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material and person in the satirical remonstrance.Thirdly,how sacarstic remonstration can be demonstrated i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ancient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and how it could be understood by later generations.Combining modern media theory and sacarstic remonstration in ancient times,the paper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nvironment,subject and target of comunication in satirical remonstrance dissemination as well as the process how satirical remonstrance was generated i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ancient times.关键词：讽谏传播；媒介；华夏传播Key words:Satirical remonstrance dissemination;Media;Chinese Communication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后皆简称为说服君主），将中国古代讽谏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讽谏传播的主体、手段、对象、环境及启示等。该作作为华夏传播的经典书目，对华夏传播，尤其是讽谏传播进行了很多建设性总结与思考，本文试从“媒介”出发，对该作进行重新解读，展开对古代讽谏的媒介分析。黄鸣奋在说服君主中，对“讽”“谏”及“讽谏”作了具体的分析，总结到：“大致而论，当讽与谏对举时，讽是微言相感，谏是直言规劝，二者都属于说服传播，但有婉、直之分；当讽与谏连言时，可能重在讽，指一种特殊类型的谏（五谏之一），也可能重在谏，泛指一切形式的进谏。因此我们说讽谏有广狭二义。”本文在对“讽”“谏”及“讽谏”进行论述时，亦是以此总结展开，其中“讽”与“谏”连用时，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进谏。一、作为讽谏的物媒介讽谏传播作为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要实现讽谏的传播，必须依靠一定的媒介。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年，第 6 页。26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何为媒介？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对其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媒介在一般使用中，是使双方（人或事物）发生关系的各种中介，在传播领域中，一般与英文的 medium 相对应，指传播内容，或者说信息（广义上的）的物质载体。”这种对媒介的解释明显偏重于媒介的物质性。中国古代的讽谏能够在讽谏主体与讽谏对象间得以片段进行，一定得依托具有物质性的媒介进行信息的负载。在这个讽谏过程中，双方可以进行面对面的言语交流、文字的书写、物语的运用等，此时的语言、文字及物语之物就是讽谏传播所使用的具体传播媒介，它们在上谏者与纳谏者之间承担了交流中介的作用。（一）多媒体表达的口语媒介“讽”也好，“谏”也罢，二者都以“言”作为偏旁，都是言语的具体呈现方式。“言语是人最早的技术，借此技术人可以用欲擒先纵的办法把握环境。”言语表达作为人类最原始的交流方式之一，突破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空间局限，使人们能够在一定空间、同一时间里进行互动交流，言语也发展了人类的思维，为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提供了可能。固然，言语首先是对人类口耳器官的延伸，人与人之间可以只通过口耳进行交流，例如“垂帘听政”“隔窗有耳”“隔壁听话”等都是跨越物质障碍，通过口耳实现的言语传播。但人与人间的交流更多的是面对面交流，通过讽谏主体与讽谏对象间面对面地信息互动是古代讽谏传播的重要实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面的口语交流实际上是一内外结合的多媒体交流，并不仅仅动用嘴巴与耳朵，具体来说：一方面，言语表达是个人的具体表达，个人在自我认知的前提下进行言语发生的时候，自然会添加个人状态、感受等，他在音调、语速、用词等方面都体现出了个人的态度、特色等，言语的发生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自我的表达过程。另一方面，讽谏作为一种人际传播的交流方式，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互动性，实现的是个体之间相互交换精神内容（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一方可以随时根据对方传播内容以调整自己的言语表达，这是由外而内的彼此互动的过程。口语传播也需要一个发声空间，个体发声的时候需要对发声环境进行认知，并以此调整自己的发声行为，故外在环境亦可影响言语的传播过程及其传播效果。黄鸣奋在对进谏主体向君王进谏方式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具体有七：其一，“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其二，“察爱憎之主二后说”；其三，“无婴人主谢金文、邹霞：媒介、媒体、传媒及其关联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 年第 3 期。加拿大 马歇尔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9293 页。作为讽谏传播的物媒介、人媒介、讽谏环境媒介 27之逆鳞”；其四，“信而后谏”；其五，“诤臣必谏其渐”；其六，“迂险之言，则欲反之；循常之说，则必信之”；其七，“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从这个总结不难发现，进谏者在进谏时所存的“伴君如伴虎”的复杂心理状态。在古代，进谏者在对君主进行面对面地进谏时，他在进谏的过程中就需要时刻注意着进谏对象的态度变化，要审时度势、谨慎处理，尽量避免“龙颜震怒”“怒下杀令”的局面出现。进谏者之所以会有采用直言规劝的“谏”，还是委婉暗示、劝告的“讽”的选择困扰，究其根源，还是二者身份地位的不平等，进谏者与纳谏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哪怕进谏者“以死上谏”，不顾君主的态度，那也是在君主可左右进谏者生死、而进谏者对君主无可奈何只能输死抵抗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历史记录来看，口语讽谏作为中国先秦时期讽谏主体向君主进谏的主要方式，其谏言效果还是相对比较好的，纵横游说、百家争鸣等局面的出现都是面对面口语谏言的具体效果呈现。（二）时空保存的文字媒介文字真正实现了跨越时空并将意义进行了保存。“文字能将时间转换为空间、空间转换为时间、声音转化为视觉、视觉转化为声音，这些转化都是通过外部材料实现的，文字也因此成为了技术性媒介。”正因为文字媒介的出现，才使得后人能够对前人所记录的赋有意义的符号进行再释义，重新勾勒出过去时代的图景，理解前人的所作所为，让研究过去成为一种可能。对中国古代讽谏传播的研究，也常依托晏子春秋 史记 战国策 资治通鉴 汉书等文献典籍的文本展开。“个体的分离性、时空的连续性和法典的一致性，是有文字的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文明以文字为基础，因为文字使文化一致的加工过程。”文字的出现，在加速了华夏文明进程的同时，也将个性统一为共性。“书同文”与“焚书坑儒”并施，一方面，促成了统一，加速了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人的思维方式的多样化发展，损害了集体无意识价值观念的体系形成。在讽谏社会时期，虽然还有通过口语进行讽谏的实践，但通过书面进行文字讽谏的实践已经逐渐成为古代中国讽谏主体向君主进行上谏时采用的主要方式。能够突破时空进行信息传递的媒介文字的出现，就扩大了君王纳谏的范围，中央与地方的谏臣都可以通过书面上谏的形式向统治者谏言献策，而且在行动前，他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第 113120 页。美 约翰 杜海姆 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287 页。加拿大 马歇尔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 121123 页。28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们可以反复斟酌，选择最合适的文体、词语等进行最后的书写上谏，表达个人的意见想法。但从谏言的传播效果看，这种通过书面进行的谏言并没有取得绝对数量的面谏成功且推动社会巨大发展的标志性讽谏实例。作为符号的文字，将内容进行了时空保留，亦在时空发展中不断衍生出新的意义，故“书面讽谏也留下了白纸黑字作为见证，潜藏着因此被误会、曲解而引来杀身之祸的危机”。（三）表征意义的物语在对讽刺传播的传播手段进行分析的时候，黄鸣奋对物语的运用进行了专门分析：“物语是潜语、语言之外一切传播手段的总称。讽谏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语，可依其用途分为求谏之器、进谏之具与激谏之物。”进善之旌、求谏之鼓、诽谤之木等为求谏之器；谏纸、谏图、谏器等为进谏之具；讽谏表征的物产和历代讽谏的纪念品等为激谏之物。由此不难发现，这些作为进谏传播的媒介，能够承载具体的谏言信息，且都是客观实在的实物，具有实用性。从深层次看，所有的这些“物”都具有传递“物语”的媒介作用，这些物语的承载物，其符号化的意义承载功能此时就显得十分明显。“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这些旌、鼓、木等“所起的实际作用，必须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