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经学研究的逻辑_蒋伟胜.pdf

第 36 卷第 1 期温 州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2023 年 1 月Vol.36 No.1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Jan.2023周予同经学研究的逻辑蒋伟胜（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18）摘要：以理性精神始，遵循“教”“学”分离、学中探术、以学言变的路径展开，以科学的史学形态终，是周予同经学研究的基本逻辑。把经学与儒教区分开来，以理性精神批判儒家的宗教性，确立经学的学术性质，是周予同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一环。学术性质的经学与政治统治术略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通过研究经学的产生与更替、经典名目的变化等学术问题探索政治统治术略的变化，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二环。在把经学视为反映政治术略变化的基础上，对经学展开“超经学的研究”，用历史学的方法发掘经典材料，总结经学演变规律，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三环。周予同的经学研究逻辑，蕴含赋予经学史学形态从而延续经学文脉的价值指向，对当下的经学研究依然具有借鉴意义。关键词：周予同；经学；儒教；政治术略；史学中图分类号：B25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55(2023)01-0023-09DOI：10.3875/j.issn.1674-3555.2023.01.003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https:/ 获得周予同（18981981），温州瑞安人，现代经学研究的开创者，1921 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从事经学研究凡六十年。经过长期探索，周予同提出中国古代经学具有学术、宗教、政治三重属性：“中国经典的本质，不仅是学术的，而且是宗教的，尤其是政治的。”1621因此，其认为，经学研究不仅要探索经典的学术价值，还要讨论其政治作用和宗教意义，如此才能把握其本质。相应地，他的经学研究逻辑也分为三个环节：首先是“教”“学”分离，即通过揭示儒家的宗教性，把经学从儒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原经学的学术面目；其次是学中探术，即经学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术略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通过经学可以发现统治术略的变化，把握时代运动的脉搏；最后是以学言变，即以探究经学与政治术略互动关系的方式，对经学开展历史学的分期研究，揭示经学变迁。周予同主张通过三个环节层层推进，阐明经学的理性内容，让经学获得科学的史学形态，得到新生。一、“教”“学”分离周予同开始从事经学研究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还是 1919年 5 月 4 日“火烧赵家楼”事件的点火人之一。以五四新青年的身份从事故纸堆中的经学研究，不免让人感到疑惑，周予同对此回应说：“我是命定的不得已的去研究国故学的一个人我不是喜欢国故，也绝对不是受某博士所开的风气的影响。”1605不喜欢国故却长期研究国学，看似基金项目：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21WH70083ZD）作者简介：蒋伟胜，男，浙江浦江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经学，宋明理学。1 参见：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朱维铮，编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第 36 卷第 1 期24矛盾的行为背后，隐藏着周予同经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精神，重新整理儒学，把经学的理性内容与儒家的宗教性质区别开来，为经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获得新生命奠定基础。周予同通过义理研究揭示儒家的宗教性。他认为儒家的宗教性主要体现在“乐道说”和“安命说”两个命题之中。“乐道说”引导士大夫阶层从内心领受实践仁、义、礼、智等高尚道德的快感，要求他们以安贫乐道的方式体现个人修养，从而实现社会安宁。“安命说”则向普通民众灌输“命”的主宰观念，让他们面对不公平的现实却能安于现状，起到安慰民众内心愤慨情绪的作用，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在儒家精神的社会政策一文中，周予同评价儒家宗教性的意义，说道：“利用一种精神麻醉的方法，提出乐道说，以解脱一切现实的物质的压迫，而求得内心之淡泊的安宁。”1578“完全注意精神方面而遗弃物质方面，不免有偏颇的片面的毛病；但他减轻人类之内心的苦痛，使人生于不幸的境况当中得着生存的情趣，的确有相当的功劳。”1586可见其认为儒教能产生精神麻醉作用，让人忽视物质压迫，减轻内心痛苦，提高人生情趣。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宗教是人民的心灵良药，可以起到减轻精神痛苦的作用，但也会侵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周予同对儒教的评语，与马克思对宗教的定性非常相似。周予同进而追溯儒家乐道、安命的宗教属性的起源，指出儒家的宗教性源于原始宗教的生殖崇拜。原始宗教以生殖解释宇宙中的一切现象，以为天地是最伟大的两性，天地的生化万物和人类的生儿育女具有相似性。儒家孝的观念源于对祖先的生殖崇拜，仁的观念来自父天母地的生殖哲学，其理论形成的逻辑是由生殖器崇拜而形成生殖崇拜：由行孝而修仁，修仁必先行孝，从而形成仁孝一体的思想。周予同判断，儒学与原始宗教的不同之处在于，经过孔子对天的道德地诠释，传统的生殖之天演变为道德之仁，此使个人与他人乃至天地万物，都产生血缘和情感的联系，形成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仁的精神境界，儒家“才由宗教的一跃而为哲学的”1364，原始宗教实现了哲学突破，跃升成为儒家的道德哲学。周予同对孔子之仁源于原始宗教的说法，不能不让人想起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理论关于宗教向哲学飞跃的论说。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在写作于 1949 年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文明突破过程中，人们用理性的方法、道德的方式超越原始宗教文化，于是哲学出现了，像孔子这样的哲学家通过提升自己来引导大众，“人性整体进行了一次飞跃”3，人类文明的层次得到了整体性的提升。周予同讨论仁与原始宗教关系的文章“孝”与“生殖器崇拜”发表于 1927 年，比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理论早了二十余年。这又让我们惊讶于周予同思想的深邃。周予同的儒家哲学起源论，不仅为儒家思想探寻到了发生学的起源，还为当时备受诟病的儒学找到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儒家的宗教性是原始宗教的遗留，仁的精神内核是理性的哲学内容，是儒学可以继续存在的思想基础。在区分儒家宗教性与学术性的基础上，周予同对儒家的宗教性开展了深入批判。他认为，中国社会从秦汉到近代以来的文化，“总受着儒教的经学的支配”1522，尤其是受汉学古文学派的影响。古文学派的特点之一，是把孔子视为儒教教主，并给他披上宗教的神秘外衣。开展儒学研究，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 参见：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0。蒋伟胜：周予同经学研究的逻辑25要把孔子同儒、儒家、儒教区分开来，说清楚：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同后来的儒教有关系，但是孔子的教主地位还有他身上的神秘性，都是后来依附上去的，与孔子本人无关。为了祛除孔子的教主魅惑，周予同主张以论语为唯一可信的材料，写一部孔子传，把孔子视为中国古代人格完满的圣人、注重实际的教育家、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钻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还原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形象。周予同整理与研究纬书，开展现代纬学研究，就是出于为孔子祛魅的考虑。纬书是君王南面之术与方士长生技艺相混合的产物：“儒家尊君，君者，王者之所喜也。方士长生，生者，亦王者之所喜也。二者既同为王者之所喜，则其势必相妒，于是各盗敌之长技，以谋独擅，而二家之糅合成焉。”4由经生和方士组成的纬学家们，把孔子装扮成应世而生、为汉制法的“素王”，以儒家经典方士化的形式，在天人感应、鬼神数术的妖妄中对孔子进行神秘化。纬书盛行于两汉，隋唐时代已经衰落，宋代就基本散亡殆尽，鲜有人问津了。周予同不避艰难，筚路蓝缕收集整理纬书书目，深入探讨纬书界说、起源、变迁以及纬书与经今古文学的关系、古今经文学家对纬书的见解等问题，开创性地开展现代纬学研究，希望通过揭示纬书荒诞不经、既巫且妄的性质，将纬学研究与经学研究一起“作为反教运动的一部分”1594。因为儒家的宗教性，纬书中的孔子形象具有神圣性，必须予以破除，经书中的孔子形象也面目不清，应在重新认识之列。孔子的思想学术，在二千多年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如梁启超所言：“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5历代儒家学者以“代圣人立言”的方式不断地诠释孔子，师心用智描绘出的孔子形象，自然与“真孔子”相去甚远。周予同以为，孔子的学术思想是两汉以来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不能正确认识孔子的思想学术，现代中国文化的动向也将无法确定。因此，他建议用现代学术规范，理性地探究经典与孔子的关系，求索经典产生、发展和演变的社会原因，在对经典再认识的基础上，重估经典价值，重新认识孔子。周予同认为，对经学开展科学的研究，揭示经典中所含的宗教性因素，可以破除人们对经学的迷思。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门曾多次提倡学生读经。对此，周予同的意见是：“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的”1603，要学生懂得修齐治平之道，可以运用公民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等现代学科的训练方法，用不着读经。他批评那些提倡读经的人士，常常“经史不分，汉宋学不分，今古文不分，他们只觉得一个完全无缺的所谓国粹也者在面前发毫光”1609，却没有意识到经典中包含的宗教因素可能对青年产生毒害。周予同宣称，只有在对经典展开理性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讨论是否在学校中开展读经活动，不然盲目地让青年读经，只会误导青年把“僵尸当做神灵”1594。对经典开展理性研究的另一项积极意义，是可以消除“有些莫名其妙的 儒教徒 想建立新的道统”1492的尝试。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或政客为孔子套上时装，要求孔子一方面接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衣钵，一方面做现代政论家的理论先驱，把各种新潮的思想都解释为古已有之。比如，1925 年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文中提出新道统论，把孙中山视4 参见：夏曾佑夏曾佑中国古代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325。5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九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55。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第 36 卷第 1 期26作中国正统思想继承人，是尧、舜、孔、孟以来仁义道统的担当者，试图建立新的儒式宗教6。蒋介石也以道统自任，他说：“我们中国有一个立国的精神，有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正统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义，就是从这个道统遗传下来的。我现在就是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就是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祖宗遗传下来的正统精神。”7周予同指出，道统说不仅蒙蔽了孔子的真相，而且涂改了中国的古史，既不是历史发展中的真实，更不足以概括儒家思想的精髓。现代人建构的新道统，以继承传统文化之名对大众行政治愚弄之实，更是播穅眯目、欺天罔人。然而，今天仍然不乏这样的莫名其妙之人，沉迷于历史上存在过的内涵不清的道统表述，表明周予同“教学分离”的经学研究主张，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二、学中探术关注经学与政治统治术略之间的关系，是周予同经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周予同认为，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通称”1656，经学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上述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1656，经和经学都跟政治统治有关。无论是研究经的名目，还是求索经学的内涵，抑或是探究经学史的演变，他都注意揭示研究内容与政治术略的关系，试图通过研究经、经学与经学史的演化，去探明古今政治统治术略的变革。曾受教于周予同的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把经学发展的主导取向概括为“学随术变”8，认为历史上的经传研究总是在追随权力取向，论证经义具有实践品格，正是对其师经学研究思想的概括。周予同判断，经学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