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实践的考察回顾_吕建昌.pdf

中国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实践的考察回顾EXPLORATION AND REVIEW OF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EFFORT OF THIRD-FRONT CONSTRUCTIONS INDUSTRIAL HERITAGE IN CHINA吕建昌LYUJianchang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ProfessorandPhDSupervisoroftheSchoolofCulturalHeritage&InformationManagement,ShanghaiUniversity;DirectorofResearchCenterfortheThird-frontConstructioninChina,ShanghaiUniversity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7ZDA207）阶段性成果ThispaperisaphaseddeliverableofamajorprogramfundedbytheNationalSocialScienceFund(No.17ZDA207)三线建设是我国首次探索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三线建设时期，三线企业为了与帝国主义抢时间、争速度，匆忙上马，仓促建设，按照国家“靠山、分散、隐蔽（进洞）”方针，大多选址在中西部地区交通不便的深山荒野建厂。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生存与发展，三线企业从深山沟搬迁到大城市郊外或市区，原址尚存各种工业建筑和职工生活服务设施等承载三线建设历史的重要物证。在国内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热潮中，作为中国当代工业遗产一部分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以下简称“三线工业遗产”）也受到关注。特殊历史时期的备战背景及主要分布于广大中西部山区穷乡僻壤的地域区位，使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呈现出与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不同的另一道景观。三线工业遗产是怎样形成的？其分布具有哪些类型与特点？在保护与再利用的实践中主要有哪些特色？本文对中国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实践的考察回顾，探讨这些问题，总结实践经验，并对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寻求新的发展与突破，提出个人思考。1三线工业遗产的形成发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的中国三线建设，是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重点的大规模基础建设，筑成了我国西部地区稳固的战略后方基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1983 年起，国家停止三线建设的投资，并出台“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八字方针”。1984年11月，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提出 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对那些地处深山、布局分散、选址存在严重问题且没有发展前途的（即“建设不成功的”）企业，实施“关、停、并、转、迁”政策1。在国家各个五年计划中的“七五”“八五”和“九五”期间，国家批准完成了 274 个项目（“大三线”企事业单位）的搬迁，搬迁后的厂址以及留在原地搬不走的工厂建筑（如生产车间、仓库、办公楼）、构筑物、淘汰的生产设备、工具等，还有服务于职工生活与文化活动的各种设施（如住宅、食堂、商店），都成为了见证三线建设的工业遗存。也有少数特殊的工厂建在西部的城市中。当这些工厂的技术与设备遭淘汰后，就成为城市中的工业遗产。如成都东郊就有建筑评论 Architectural Review10三线建设时期的 776 厂、745 厂、970 厂、512 厂等；今天成都的“东郊记忆”文化创意园区，不仅有三线企业的工业遗产，还有非三线军工企业的工业遗产。有些建在“山城”（如重庆、贵阳、遵义等）的三线企业，其原址在城市周边的山脚下，后来随着主城区扩大而归入城市，成为位于城市中的三线工业遗产。这些城中三线企业倒闭或破产后，其工业建筑遗存往往参照发达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模式被开发利用。2国家对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宏观政策支持搬迁的三线企业的工作重点都放在新建工厂的“第二次创业”上，无暇顾及遗留在原址的工业遗存。2000 年后，三线企业遗址（连同其上的建筑遗存）作为国有资产划拨给地方政府，大多数未受重视、保管不到位，或闲置、废弃，或遭到损毁。总体上看，这些三线工业遗产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在一些地区甚至严重到“再不保护就来不及了”的程度。2006 年 4 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与江苏省文物局、无锡市政府联合举办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并发布无锡建议，开启了政府主导的全国工业遗产保护运动。同年 5 月，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东林先生发表三线建设：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一文2，成为中国三线建设遗产保护的“领头人”。伴随着国内工业遗产保护热潮的兴起，社会上对三线工业遗产保护的呼声也逐渐高涨。2014 年，在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提出议案，呼吁保护三线工业遗产，直接把社会上的呼声送到了国家最高领导层。国务院多个部门先后作出回应，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启动了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工作。2017 年，工信部发布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此后每年公布一批，截止到2021年的第五批，共计 194 个项目，其中属于三线工业遗产的有 29个。2018 年，国资委发布了第一批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核工业）名录，12 个入选项目中，11 个都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值得一提的是 2018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印发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保护利用三线建设 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项目遗迹，挖掘有关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资源，作为研修培训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重要载体”3。此后，国家相关部门又在 2020 年和 2021 年联合印发了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等文件。这些政策支持，在唤起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意识、推动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实践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三线工业遗产的分布类型与特点在三线建设终止以及三线企业搬迁后，留下三线企业遗址约600 余处4，不同于老工业城市中的工业遗产分布，三线企业产生于三线建设的特殊时期，战备需要第一、经济生产居后，按照“靠山、分散、隐蔽”原则，选址大多都在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山麓乡野。出于军工的保密需要，工厂的生产与职工的生活物资、生活服务等都由企业自己解决，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改革开放以后，三线企业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从山沟里迁水城钢铁厂 Shuicheng Steel Plant 图虫创意 Tuchong Creatives112022.9 建筑实践ArchitecturalPractice出，其工业遗存则留在了深山，而不像老工业城市中工厂的搬迁，多是将工业遗存留在了老城区。两者“一进一出”的搬迁，反映了改革开放时代，我国东部和西部企业根据自身不同的现状和发展需求，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实践。根据地域分布，三线工业遗产大体可划分为城市型和乡野型两类。城市型有 3 种情况：一是位于三线地区原来的大城市，如成都、重庆、贵阳、西安等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二是位于原来的地级市或县级市，如遵义市、绵阳市、自贡市、遂宁市等；三是位于三线建设时期新建的城市，如攀枝花市、六盘水市、十堰市、金昌市，包括许多由乡镇发展而成的县级市。有学者认为三线建设中仅四川省就建成新兴工业城镇60余个5。位于省会级城市和地市级以上城市的三线工业遗产，有些在城市发展中成为被拆迁的对象，这与老工业城市中工业建筑遗产在商业性开发及拆迁中遭到损毁的情况相似。如贵阳市的新添光学仪器厂（以下简称“新光厂”）位于乌当区新添寨，由上海光学仪器厂包建。当年建设新光厂时，场地是一片荒凉的山坳，三线厂的出现推动了该区域的快速发展与繁荣。2000 年后，贵阳的商业地产开发扩展到新添寨，厂区被地方政府列入商业开发范围，经过第一、第二期的商业开发，新光厂生产车间数量已不足原来的1/4。在新光厂老职工们的强烈呼吁下，市政府同意改变计划，保留了工厂几幢办公楼和车间建筑，并将其改造为“新光里文化创意产业园”。又如贵州省遵义市在三线建设时期还很荒凉，随着大量三线工厂在那里建成，经济、文化、商业、人口都有了巨大变化，城市也迅速繁荣起来，今天其繁华程度仅次于省会城市贵阳。遵义市有些三线厂，其所在区域被市政府列为城市商业重点开发区，旧址拆除后改作商业用途，这些厂被强令搬迁到城市边缘的新开发区，也经受了类似老工业城市中以城市发展为由给工业遗产造成“建设性”破坏的遭遇。乡野型的情况较为复杂。三线建设时期，大多数军工企业都建在深山沟，这些企业在地域行政关系上都归属于县以下的乡镇、村（当时为公社、生产队属地），也有部分工厂按照“村落式”要求分布，与村民农作与生活区混杂（如贵州省安顺市的130 厂,除了涉密的生产车间另有专门警卫外，其他地方并不严密控制，村民可以随意穿越厂区）。很多当年位于穷乡僻壤的小乡镇由于嵌入一家三线军工企业，以三线厂为中心的几千人的生活需求带动了整个乡镇的商业与文化消费。当地乡镇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膨胀、工农业发展兴旺，今天都已经升级为城市。但当这些三线企业搬走以后，留下的遗址就由于失去了原来组织、生产的功能而被空置。一些较好的工业建筑空间、厂区场地空间，可以进行再生产，或改作其他用途。而一些交通不便、地处深山、较为简陋的工业遗存，则大多被闲置，无人管理。附近村民随意拆下建筑上的木结构材料当柴火烧、或拆除金属材料等出售给废品公司，这些现象未被追究，致使工业遗产遭毁坏的现象甚为严重。所以乡野型三线工业遗产存在两种状况：一种得到了适当保护利用；另一种未受到保护，只是粗放地使用其建筑、场地空间，作为家禽、牲口等的圈养场地。4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主要实践三线工业遗产作为中国现代工业遗产的一部分，深深地印刻着“三线建设”的时代烙印，具有历史、科技、社会、美学等价值6。目前，三线工业遗产作为一种可赋能多种产业的文化资本和资源要素而得到重视、保护与利用，并形成一种内源性动力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成为遗产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从使用形式与赋能转换等方面来考察，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主要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3 类：4.1 工业建筑遗产空间的延续利用原生产建筑保存较好，不需要过多的修缮改造，建筑空间仍然可以作为新企事业单位的生产（或办公）空间利用。虽然这类形式的利用数量在整个三线企业遗址中占比并不是很大，但基本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三线企业的建筑风貌，包括建筑上遗留的标语、口号等，这些痕迹是三线建设者在激情燃烧岁月中，团结协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历史见证，构成了三线人群体记忆的一部分。如位于重庆市南川区的原宁江机械厂搬迁到成都市龙泉驿区后，留下的部分建筑被南川区公安系统用作地方警署用房。宁江机械厂原职工子弟学校的校舍被保留，改名为宁江小学，不仅保留原校建筑，更是将三线建设纳入该校的教学内容，成为全国首家将三线建设历史作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内容的小学。新光里文化创意产业园 Xinguangli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 戴伯威 DAI Bowei1964 文化创意园 1964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吕建昌 LYU Jianchang建筑评论 Architectural Review124.2 经过改造后再利用这是老工业城市中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最常见的模式，也成为三线工业遗产在保护与利用中借鉴最多的方式。只要原工业建筑保存尚好，经过一定的修缮改造，建筑空间就可为新的用途服务。这类保护再利用案例在三线工业遗产中较为普遍。如遵义长征电器集团的 1964 文化创意园，位于遵义市汇川区西安路，将原三线企业长征电器集团公司长征十二厂旧址的整个厂区开发利用为文化创意园，被誉为内地第一个成功将三线工业遗产改造为文化创意园区的典范，2020 年入选工信部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又如位于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西麓天兴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