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之路_基于中西方的比较分析_李凯.pdf

第25卷第2期2 0 2 3 年 3 月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中国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之路:基于中西方的比较分析李凯(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收稿日期:2022 07 19基金项目:安徽工程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编号:KZ42020210);人才培育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S022021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李凯(1988 )，男，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E mail:lk522343471163 com。摘要:互助养老是解决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供给不平衡的重要补充养老方式之一，但现实仍面临着普及与可持续发展困境。通过中西方互助养老比较分析，二者异质性体现为:互助理念上西方的互惠互利与我国强调单向付出且非强制回报性的差异，经济支持上西方突出个人缴费为主、少量政府及社会支持与我国形成政府集体兜底、个人免费参与的差异，主导力量上西方实现互助个体市场化自我管理与我国政府及集体为主导力量、多元参与的差异，互助文化上西方广泛志愿服务和公共参与同我国养老“私事”化及公共精神缺失的差异。文章建议借鉴国外 4 个方面互助养老的成功经验，启发、探索我国特色化的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之路，并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关键词: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中西方;比较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6927(2023)02 0106 08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志码(OSID):DOI 号:10 13320/j cnki jauhe 2023 0024社会学家和老年学家把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称之为人口老龄化。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七普)，截止2020 年11 月，表明 我 国 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2.6 亿 人，占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 亿人，占13.50%，表明我国已经整体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另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 36.11%，且人口结构方面，农村 65 岁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经由 1982 年的 5%、2000 年的 7.5%(进 入 老 龄 化)，发 展 到 2019 年 的14.7%1，农村人口已经由轻度老龄化迈进中度老龄化 2。与此同时，2019 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出城市 3.7%，出现了城乡老龄化倒置现象 3，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相比城市更加日益严重。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是日益加剧的农村社会养老问题。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就业红利，吸引了大量农村原著青年人口迁移至城市，农村老年群体成为继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后的第三大留守群体 留守老人。人口迁移和老龄化背景下的“膝下无子”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衰败、供需不对称造成的农村机构养老的无效供给等，均使农村老年群体如何实现高质量养老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问题，越发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借鉴发达国家提出了在我国农村推广“互助养老模式”，掀起了持续的研究热潮 4。回顾既往，国内学者对互助养老的理论研究晚于实践，最早于 2007 年才开始 5，农村研究多于城市 6，集中探讨了几个方面问题。首先，对农村互助养老的定位，以及从血缘说、地缘说、文化第 2 期中国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之路:基于中西方的比较分析说、组织说、互惠说、交换说等视角分析了互助养老的可行性 7，认为互助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 8;其次，在农村互助养老的影响因素、模式与实践等层面，身份认同、经济分化、团结规则等都是影响互助意愿的重要因素 9，并对农村互助养老进行了多种类型划分 10，如时间银行 11、幸福院 12等，河南、湖北等地区开展了一些实践化操作 13;再次，在农村互助养老的困境研究方面，互惠规范缺乏、社会信任水平低下 14、动员方式不当 15，缺少村庄社会资本、互助养老技术难以良性运转、碎片化 16，互助养老呈现参与度低等诸多问题 17，都影响了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笔者结合长期农村养老调研及文献回顾发现，目前互助养老模式虽然备受政府认可和学者推崇，但是在实践操作中却呈现出发展缓慢、难以推进等窘境 18。因此，笔者希望从中西方互助养老差异性比较的角度，一方面填补目前国内关于该领域比较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从中西方主要互助养老方式的互助理念、经济支持、主导力量、互助文化 4 个方面进行对比，探寻西方国家互助养老方式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不足，参考国外经验，对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予以启发和借鉴。一、中西典型互助养老差异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尽管没有互助养老直接概念化的名称，但是以德国的“多代居”、美国的“村庄模式”及“时间银行”、英国的“社区照顾”、日本的“邻里互助网”为代表的区别于家庭、机构的养老方式，本质上就是一种互助养老。在我国，互助养老是区别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的一种新兴养老方式，广义上是指由低龄或身体较好老人照顾高龄或身体弱的老人，通过代内或代际接力的方式实现养老照顾。在实践模式方面，首先以得到民政部肯定并在全国推广的农村互助养老 河北省肥乡县农村“互助幸福院”为起源(简称“肥乡模式”模式)，并在推广中形成了上海堰泾“幸福老人村”模式、陕西安康结伴养老模式、福建古田“互助孝老食堂”、北京上海试点“时间银行”等多种形式。本文基于中西方互助养老实践，从互助理念、经济支持、主导力量、互助文化 4 个角度，探寻中西方互助养老的差异性。(一)互助理念1 强调互惠互利的西方养老互助理念。将西方国家互助养老作横向对比，各种模式始终都蕴藏着一个共同的互助理念，即希望通过平等的社会交换来满足各自的需要。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市场信任机制下理性人交换原则，是基于公平基础上的强调付出与回报的平等性，以及更加强调享受服务权利性与回报的强制性的规则整合，并通过明确的法律进行制度保障 19。在西方国家农业亦或农村领域，始终都透视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强势掠夺下的理性农民因利益而选择的经济上的联合 20，是一种原子化的个人在机械结合基础上达成的集体行动，而集体行动的达成意味着交易空间的封闭性，其关系的维护与稳定存在较高交易费用 21，并且每个人都尽量减少“搭便车”的行为和概率。在这种理念指引下的互助，表现为无论是在社会宏观层面的资源平等置换，还是微观层面的个体服务行为都是作为一种基于收益和成本的商品交易，而且是一种无需考虑人情、面子的一种平等交换。特别是自 20 世纪 80年代美国兴起并最终推广到英国、日本等全球 30多个国家的“时间银行”模式 11，养老互助需要在“我为人人，人人也需要为我”的平等交易规则下进行，互助养老服务的代内支持、代际接力供给和需求满足均已超越了群体身份及认同限制，而是代之以当下资源支出、时间存储以及未来可兑换的一种平等交换。2 强调单向付出且非强制回报性的中国农村养老互助理念。在中国古代传统宗族社会，以人情伦理、道德规范的互助主导了农村互助主题 20，无论是民间互助组织“私社”，还是依托乡贤推动和建立的“义庄”，此时的互助无关乎国家和市场的外界强迫力，是基于血缘宗族之间“仁爱”和“仁泽乡里，德育族群”一种自觉行为 22。新中国成立以后，得益于全社会主流价值思想引领下的“为人民服务”和“雷锋精神”影响，互助动机从儒家的“义利观”转变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继承，全社会所倡导的助人为乐和奉献精神为人们所接受，主流价值强调帮助的不求回报性。到了现代社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和谐”“友善”22，教育教导全社会形成一种和睦、与人为善的社会氛围，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的友爱关系。在此理念指引下，无论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社会构建现代互助体701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系，还是自下而上群众自发或依托集体、乡贤的“互助照料中心”，互助都是更加强调群体间的自愿帮扶且不强调或企图回报。作为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养老亦在其列 23，其内在行为逻辑主要又是以互助获取主观情感、荣誉需求为基准 24，把老人聚集一起的精神慰藉作为互助的主要内容，更无言回报。因此，无论处在何种社会阶段的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在理念上始终都强调一种不追求回报的单向互助。(二)经济支持1 主要以个人缴费为主，少量政府及社会支持的西方互助经费支持格局。无论何种养老方式，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既包括直接的货币资金给付，也包括间接物质支持。在美国“村庄模式”中，“村庄”里会员缴纳会费是其维持基础运行的最主要渠道之一 25，且会员会费收取会依据身份(经济困难会员会得到村庄的减免)、服务内容而设置标准，会费主要来源于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少部分资金来自于社会捐款，而直接来源于政府的投入就更少甚至没有，个别州政府仅以提供教堂等免费办公活动场所给予支持 26。在德国，“多代居”互助模式是社会资本融入养老服务的典型代表，这种模式的初期主要完全依靠民间自发力量形成，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和法律支持等，后期面临了较为严重的失败风险，不得已，政府和福利机构等发起社会资本介入，给集体互助养老提供福利公寓等方式给与支持，“多代居”模式才得以继续发展。尽管如此，对加入公寓式“多代居”互助养老的老人也还是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以及根据自己的消费水平选择公寓的消费内容，政府只是发挥间接支持功能。日本“邻里互助网”模式中，尽管老年居民在加入互助网络时得到政府提供的支持，但是后期参加互助中心举办的活动等，都仍需要缴纳活动费用，作为互助活动开展的主要资金来源。2 形成政府集体兜底、个人免费参与的中国农村互助养老经费支持格局。在中国，长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不均，使得农村与城市居民在收入、消费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据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 131.5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3 833.8 元，城 市 比 农 村 居 民 高 出 26 702.3元 27，造成农村老年群体在养老以及互助养老经费方面，存在主观上不愿意、客观上也缺乏资金投入的现状，农村互助养老资金基础薄弱。与此同时，互助养老在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时被政府寄予厚望，将其不仅仅单纯视为农村老年群体帮扶养老的一种补充方式，而且上升到群体自治、国家实施基层社会治理乃至乡村振兴战略的途径和方式之一。因此，在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探索阶段，得到了国家、集体及乡贤在养老经费上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强调政府在资金支持方面的主体责任，形成国家主导(补贴)28、村社集体(集体经济)兜底 29、营利或非营利(捐赠)组织参与 30、村民免费(或少量自费)31入会的资金供给格局 8。(三)主导力量1 完全由互助个体市场化自我管理的西方互助支持模式。无论是出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分权需要，还是迫于高度福利制度带来的社会保险支付压力，发达国家互助养老始终透视出“私人”在互助养老中的主导力量。从养老互助组织的启动来看，一般都是由具有行为能力的老年人自主成立互助养老组织，组织外的老年人通过申请会员而组织内成员对其进行审核的方式加入互助组织。从管理方式和内容看，组织内的会员既是管理者也是互助者 19，组织设置理事会等方式进行涵盖日常运行等事务管理，也包括采用招募或购买的方式获取志愿者服务，以及与基金组织或商业组织通过合作创业的方式获取资金补贴。尽管有时政府不完全是旁观者角色，但是除了间接提供少量物资支持外，主要还是充当建立健全互助养老制度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32的“守夜人”角色，而不直接参与或干涉互助组织管理。另外，在“时间银行”模式中，组织和管理的中介为非政府和非营利的时间承兑机构 33，政府也只充当监督人角色。尽管后期国外互助养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境，政府在政策引导与支持等方面也进行了适量改革，但是本质上没有改变西方国家互助养老私人自主管理的模式。2 政府及集体为主导力量、多元参与的中国互助支持模式。从个体行为到互助养老的集体行动，我国历史上的农村互助养老大致经历了从宗族和个体结社到集体互助、从民间自发到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