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耦合关系研究_卢庆强.pdf

区域经济评论 2023.01REGIONAL ECONOMIC REVIEW中国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耦合关系研究卢 庆 强龙 茂 乾钟 奕 纯摘要：提高中心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与辐射带动能力是中国既定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评价全国35个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和辐射区域并进行耦合分析。结果表明，中心城市根据发展能级高低可分为引领型、突出型、潜力型和追赶型四种类型，其辐射区域可分为广域型、区域型、近域型、市域型、特殊型五种类型；基于“能级区域”耦合关系分析，可以分为双高匹配型、双低匹配型、发展能级滞后型、辐射区域滞后型和辐射区域跳跃型五种类型；“能级区域”的内在关联存在四种机制：级强适配机制、级差适配机制、级差错位机制、场域跳跃机制，并且提出两者内在关联受中心城市能级、行政级别、特殊区位、区域内中心城市数量等因素影响。关键词：中心城市；城市区域；集聚扩散效应；评价体系；耦合分析中图分类号：F29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66（2023）01-0094-10收稿日期：2022-08-16作者简介：卢庆强，男，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总体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城市群与都市圈研究分中心主任，通信作者（北京100085）。龙茂乾，男，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五所（战略所）规划师（北京100085）。钟奕纯，女，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五所（战略所）规划师（北京100085）。【城市经济研究】一、引言提高中心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与辐射带动能力是中国既定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如何实现中心城市及其辐射区域的双赢与互促，需要在评价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两者的耦合关系。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和辐射带动作用是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动态演化与外在表现。国际上对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效应有着长期的研究，包括中心外围理论（FriedmannJ，1966）、循环累积因果理论（Myrdal G，1957）、极化涓滴效应（艾伯特 赫希曼，1988）、核心边缘模型（Krugman P，1991）等，这些理论模型阐述了相关基本原理，但缺乏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证研究。中国城市地理学长期关注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机制与分项量化评价。自1980年相关学者提出发挥中心城市作用（马洪，1986）以来，学术界持续开展了中心城市形成与发展、集聚与扩散、发展水平评价、引导策略的研究和讨论（宁越敏、严重敏，1993；林涛、刘君德，2000；王凯、徐辉，2012；龙茂乾、孟晓晨，2014）。中心城市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的研究比较丰富，特别是2007年国家中心城市概念兴起后，以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为主题的研究大量涌现（屠启宇，2009；尹稚等，2017），中心城市评价方法有所完善（顾朝林、李玏，2017）。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评价中心城市发展水94DOI:10.14017/ki.2095-5766.2023.0008平既要考虑中心城市经济实力，又要考虑其辐射和吸引能力（顾朝林，1991；田美玲，2013；程遥、赵民，2015；欧阳鹏等，2022）。随着近年来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Scott A J，2001）研究的兴起，国内也愈发关注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都市圈、城市群地区（尹稚等，2019；龙茂乾等，2020）。有学者尝试构建涵盖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和辐射带动两个方面的评价体系，比如，郭志强和吕斌（2018）从城市及其与城市群协同发展两个方面构建了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其协同发展实质上是区域内差距的刻画，并非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度量。王雨飞和倪鹏飞（2020）构建国家中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时综合考虑了集聚全国高端要素的聚集度与联系全国腹地的联系度，并整合成国家综合中心指数，是全国尺度上的联系测度，难以识别不同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以下缺憾：第一，在研究主题上，大部分研究评价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而忽略了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评价；第二，在研究对象上，覆盖面较窄，针对单个或者少数几个国家中心城市的评价较多，缺少对省会、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全面评价；第三，在研究数据上，传统统计数据应用较多，“流数据”应用较少。鉴于此，笔者选取中国35个中心城市，增加“流数据”分析，在分别开展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带动区域评价的基础上，对两者耦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完善中心城市有关政策提供参考。二、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评价及其分类中心城市是指一定区域内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和高端服务区域供给两个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的枢纽型城市。综合已有研究，基于规模经济、创新驱动、网络关联、文化魅力的中心城市驱动力与影响力，构建涵盖经济集聚、创新引领、开放联通、文化交往四个维度的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总体和分项两个方面的评价结果，识别出中国中心城市的能级梯队与差异化功能。1.基于中心城市驱动力与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现有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大多聚焦于经济规模、交通枢纽、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文化交往、生态宜居等维度（张国兴、苏钊贤，2020；徐艳红，2021），部分研究聚焦金融服务（茹乐峰等，2014）、科技创新（顾伟男、申玉铭，2018）、承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孙久文等，2021）等单项领域的评价分析，部分研究针对特定城市进行评价（彭丽敏，2013；张海荣等，2021）。在评价维度中，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最为常见，是城市发展能级的关键变量，开放和文化维度也比较重要，是城市引领能力的重要保障。中心城市既要参与全球竞争，又要辐射带动区域发展，其发展能级的评价重点应是引领能力。一般而言，城市发展能级受经济集聚能力、创新引领能力、开放联通水平、文化交往水平等因素影响。经济集聚能力是发展能级的关键因素，是生产要素聚集于城市的表征；创新引领能力是发展能级的重要因素，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开放联通水平是发展能级的基础条件，是城市发展的硬件保障；文化交往水平是中心城市的软实力，是城市魅力特色的体现。因此，笔者选取经济集聚、创新引领、开放联通、文化交往四个评价维度，构建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每个评价维度选取68项具体指标，坚持数量最小化原则，最大限度地反映中心城市的不同功能，确保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确定。首先，采用熵值法初步确定权重范围。其次，参照熵值法所确定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综合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权重确定的主要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对重要性原则，即比较同级指标相对上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确定指标大小；二是尽量取整原则，为使权重结果更为直观，也为了方便计算，权重设定尽量取整。具体计算方法不再赘述。2.总体评价结果与中心城市发展能级按照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得出中心城市发展能级的具体评价结果（见图1），根据不同级差，将35个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划分为4个梯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属于第一梯队（类引领型中心城市），发展能级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也具有较强的资本控制、生产组织和科技创新能力。成都、重庆、杭州、武汉、南京、天津等6个城市属于第二梯队（类突出型中心城市），其发展能级相差不大，但与第一梯队有较大差距，在更大区域乃至全国具有较强的影响中国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耦合关系研究95区域经济评论2023年第1期力，具备较强的经济及创新引领能力，是中国重要的综合枢纽。西安、郑州、长沙、宁波、青岛、合肥、济南、福州、厦门、昆明等10个城市属于第三梯队（类潜力型中心城市），在区域内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具备一定的生产组织和创新能力，开放联通水平处于中游。石家庄、沈阳、贵阳、南昌、南宁、哈尔滨、大连、长春、太原、乌鲁木齐、海口、兰州、呼和浩特、银川、西宁等15个城市属于第四梯队（类追赶型中心城市），在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但经济和创新引领能力相对较弱，开放联通水平相对不高。3.分项评价结果与中心城市差异化功能从分项指标评价结果来看（见图2），在经济集聚方面，北京、上海的总部经济优势和金融中心优势突出，深圳、广州经济实力突出，重庆、杭州、成都、南京等城市汇集资本能力也较强；位于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经济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在创新引领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排名前四，武汉、成都、南京排名前列，其“双一流”高校数量和在校学维度及权重经济集聚（0.4）创新引领（0.3）开放联通（0.2）文化交往（0.1）指标及权重常住人口（0.078）GDP（0.078）人均GDP（0.047）第三产业比重（0.056）中国500强企业（0.041）规上工业企业数（0.031）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0.04）世界500强企业（0.031）R&D经费支出（0.055）“双一流”学校数量（0.037）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0.042）发明专利授权量（0.044）“互联网+”指数（0.028）数字经济指数（0.038）创新创业指数（0.055）外商投资规上企业数量（0.033）当年实际利用外资（0.037）进出口总额（0.042）民用航空客运量（0.026）高铁、动车班次数（0.033）货运量（0.029）接待国内游客人次（0.023）博物馆数（0.016）城镇文化、体育与娱乐从业人员数（0.02）国家级文保单位数量（0.018）接待入境游客人次（0.01）ICCA会议数（0.013）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2020中国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2020 财富 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根据“双一流”学校名单整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腾讯研究院 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新华三2021城市数字经济指数2020年朗润龙信创新创业指数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根据2020年4月20日全国铁路时刻表整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各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前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各城市统计年鉴2020国际会议组织表1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图1中国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评价结果资料来源：作者绘制。010203040506070809096三、中心城市辐射区域评价及其分类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是指中心城市凭借其较强的经济、科技、人力资源优势，向周边乃至更广大的区域进行技术转让和创新扩散、产业关联和转移、信息传播和交流、资本输出和优化配置，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理论上讲，中心城市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受设施联通共享水平、产业关联合作水平、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等因素影响。同时，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还受区域内制度壁垒、地形地貌等因素影响。1.基于人口与经济关联的辐射区域评价方法受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城市间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邻近区域地形条件等因素影响，不同中心城市的辐射区域差异较大，大致包括局限于近邻地域、较大范围的区域尺度、跨越近邻地域的其他区域、涵盖全国大部分城市的广域范围，甚至链接世界范围内多个城市的全球范围。笔者采用2021年启信宝企业投资数据、2021年百度人口迁徙数据分别刻画城市间经济和人口联系情况，不同的经济和人口联系强度与范围，体现了中心城市的不同辐射区域。由于笔者主要考察的是中心城市对非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而中心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并非笔者考察的主要对象，所以在分析中剔除中心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部分数据。同时，将所有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和人口联系进行可视化表达，横轴代表中心城市，纵轴代表全国各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每个城市对应的列即为与其存在经济联系的城市点，点的大小代表联系值的大小。根据计算结果（反映联系强度）与联系网络在空间上的分布（反映空间关系），将中心城市的辐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