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劳动观的三重维度及其当代价值_张永情.pdf

摘要：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劳动观是我国劳动文化得以延续的基石。儒家的“重义轻劳”、墨家的“重农重劳”和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劳动态度的三个基本维度。儒家提倡道德至上；墨家重视劳动，主张劳动人本论和劳动精神论；中国佛教提倡的“农禅并重”，主张劳动与修行二者统一。挖掘中国传统劳动观的优秀思想内涵，能够为坚定农民主体地位提供文化支撑，为推动劳动教育提供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关键词：儒家；墨家；中国佛教；传统劳动观；当代价值中图分类号：G40-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534（2023）01-0100-06基金项目：2021年度安徽高校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劳模精神培育路径研究”(YJS20210457)。作者简介：张永情（1997-），女，安徽宿州人，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中国传统劳动观经过历史的积淀，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实践经验，对后世影响深远。虽然学术界已对中国传统劳动观有一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思想流派的理论渊源和历史作用领域，但尚缺少对中国传统劳动观特点的深入比较研究。鉴于此，本文以儒、墨、佛三家为研究对象，阐明“重义轻劳”“重农重劳”“农禅并重”不仅是这三家对劳动的基本态度，而且也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对劳动观的三个基本维度，并探讨其当代价值。一、重义轻劳：儒家的劳动观儒家学派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颇受争议的“重义轻劳”态度，主要体现在“义利观”视阈下的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分工论上。（一）劳动价值论：“义利观”凸显仁义至上原则“义利观”是儒家进行劳动生产与劳动管理的理论基石。儒家在“义利观”上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义”和“利”原指儒家道德哲学范畴，其中“义”意为“宜”，指人们行为公正合宜、符合礼法，内含儒家的“仁”学意蕴；而“利”意为“利益”，可细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在“义利观”中常被概括为功利，带有贬义色彩。“重义轻利”蕴含着儒家重道德而轻劳动的思想倾向。儒家“义利观”所蕴含的劳动价值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儒家主张仁义至上的劳动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追求“利”的重要性。一方面，儒家“义利观”强调在遵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开发和利用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宣扬仁义至上的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为了挽救自己所处的动荡不安的时局，孔子更注重于儒学的传播与讲授。“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从他与弟子樊迟的交流中可感知，孔子不支持弟子学农，而将仁义作为修身所追求的道德高度，认为君子应尽善尽美、襟怀坦荡，不应有耕种之忙。他认为统治者仅需坚守以“仁义”治国，以“足食”治民，天下即可安定，无需亲自学种庄稼。这种劳动价值论显然脱离社会生产客观事实且夸大道德的政治作用。其二，儒家强调统治者掌握物质财富的分配权，存在着轻视劳动价值的倾向。“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得思义”（论语子张）“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尽管儒家坚守“仁义至上”，但对“利”并非绝对摒弃，只是将焦点集中在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上。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2这里的“均”并非绝对平均分配，而是在“义利观”的指导下，按照“义”的合理、适宜原则进中国传统劳动观的三重维度及其当代价值张永情（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第26卷第1期2023年2月宿 州 教 育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Suzhou Education InstituteVol.26，No.1Feb.2023100DOI:10.13985/ki.34-1227/c.2023.01.016行所谓的合理分配，这正是“义利观”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的分配观是由统治阶级按照等级地位对全社会的物质财富进行平均分配，以此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种分配观低估了劳动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价值，忽视了人民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平等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 宪问）因富贵而不会骄奢淫逸者大有人在，而百姓的民生福祉来自统治阶层的救助与关爱，以使贫者无怨。孔子秉持的“仁政”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国策，认为“仁政”下的合理分配制度是改善民生的根本方式，将“仁义”作为一把衡量劳动者幸福与否的尺子，否定了人民的幸福来源于自身的劳动创造。（二）劳动分工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劳动分工与生产关系时，认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同时也包含着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个人之间的分配”，并强调分工是促进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3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而将社会上从事不同劳动的人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两大类。其劳动分工论体现出的“重义轻农”态度，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孔子在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时，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民归类为“小人”，这是轻农的重要表现之一。孔子从德行角度出发，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4,即君子做官拿俸禄去治理天下、造福百姓，而耕作农活等体力劳动是百姓的任务，强调人有“君子”与“小人”之别。虽然他的教育思想强调“仁爱”，主张人人都应学会推己及人，拥有仁爱之心，但他并未开设农业生产类专业课程，只是将教学重点和宗旨放在培养为政的管理人才上，遂从社会层面对劳动加以“智力”与“体力”的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君子”从事智力劳动应该“治人”，“小人”则从事体力劳动应该“治于人”。其二，孟子和荀子较孔子的劳动分工思想有所发展。孟子强调劳动者分为“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野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 滕文公上）这句话在当时社会常遭异议，认为孟子将农民定义为“野人”带有歧视劳动者的意味。荀子肯定孟子的分工主张，认为“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荀子富国），即将劳动者分为德高望重的君子和以体力劳动为生的“小人”，而君子能够组织“小人”从事生产劳动以创造社会财富，从而发展、深化了孟子的劳动分工思想。尽管文明的进步必然以分工为前提，但“劳力”和“劳心”是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都为社会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在实际上否定了体力劳动者的重要地位。以体力和脑力分工为前提的儒家劳动观不仅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随着新时代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程度的加深，社会需要品德优秀的管理者，也需要能从事职业活动的基层劳动者，二者均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重农重劳：墨家的劳动观于战国初期建立的墨家学派，对后世的农耕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孔子自春秋末年创立儒学，而后经汉代及后世发扬光大，成为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春秋战国时期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说明墨家学派具有相对广泛的社会基础。墨家学派重视劳动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劳动人本论与劳动精神论两个方面。（一）劳动人本论：“兼爱非攻”学说保护劳动权墨家主张用“兼爱”的思想治理社会，以保护劳动者的人权。“兼爱”是墨家的主要思想观点，有平等和博爱之意，蕴含着和平与智慧，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墨家与儒家一样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但在“义利之辨”中，两家“重义轻利”的观点不同。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墨子 兼爱中）为原则，凸出“义利”并重的主张，强调“天下大利”与“个人之利”的辩证统一关系，两者糅合到一起才会实现国富民安，而互利关系中的“个人之利”必须要在劳动的过程中实现。5墨子注重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通过劳动获取生产资料。“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631粮食是国家和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国家大力发展生产以抵御自然灾害，在创造财富的基础上强本节用。这是墨子劳动人本论的直接体现。墨子以“非攻”的思想守护劳动者的生命权，关心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非攻”的核心在于墨子同情小生产者，深刻揭示国家的兴衰存亡在于政治昌明而非战争，极力反对掠夺战事的发生。“入其国家101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口，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6186在墨子看来，攻战只能使少部分人获利，百姓在战乱中被屠戮，国不得安宁，民难以聊生，生产活动难以为继。因此，他控诉战争之残暴，强烈呼吁统治者守卫百姓的劳动权利和生存权利。墨家的人本思想，从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出发保护了人民的劳动权益。（二）劳动精神论：为工匠精神提供重要思想源泉劳动精神论是墨家劳动思想的伟大成果，其思想内涵对后世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形成影响深远。“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7墨子自认出身平凡，是一个从事手工业劳动的相对自由的读书人，这样的身份地位促使墨子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修身养性方式。与孔子不同，他穷身苦志、注重实践，强调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是由于人类能够从事劳作、懂得生产。如果不重视生产劳动实践，将出现民之“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 七患）由此，毛泽东同志赞美墨子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8墨家劳动精神论是工匠精神的重要思想源泉，助力新时代的劳动者把握工匠精神的实质。墨子鼓励弟子深入农业劳动，并教导其具体操作方式：“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9以此教育弟子天底下行事的人，无论是巧匠还是普通工匠都不能没有法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否则，在实践中无法逐步提升自身的创造能力。墨子以勤奋的态度、精湛的技艺为基础，以实践创新精神为根本动力，以勤俭节约为基本要求，以爱护他人为内在准则，奠定了墨家劳动精神的基本架构，成为工匠精神的重要思想源泉。10墨家劳动精神论提倡劳动个体发挥独立创新的工匠精神，维护天下互利的兼爱原则，无不展现着墨家劳动观的奥妙。时代不断更迭，墨家这一劳动精神论仍然能够在新时代条件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为弘扬工匠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劳动风尚和敬业精神，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三、农禅并重：中国佛教的劳动观儒、墨两家的思想根植于中国大地，而佛教自两汉之际方才传入中国，此后以自身独特的传统影响着中国的人文与农业文明。在与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打磨与融合的过程中，佛教逐步实现了中国化。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农禅并重”制度，不仅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是中国传统劳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农禅并重”制度主张劳动修行并重“农禅并重”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有着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其吸收、融合众多优秀的思想流派和文化形式。从印度传入的佛学思想能够在中国社会站稳脚跟，与其中国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农禅并重”制度有着根本关联。东汉末年以后，中国长久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佛学文化也因此呈现出南北差异的特点。南方佛教主要以清淡饮食为主且更重义理，而北方佛教则以打坐修行为主，更注重信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才“破斥南北、禅义均弘”，随之渐趋统一。11由于风土人情、地理文化等方面的阻塞力度减弱，中国佛教关于生产劳动的思想有了积极变化，在注重修行的同时也安排起农业劳作。起初，按照印度佛教的经济观点，僧尼维持生食的唯一方式是依靠檀越们的施舍。12早期也有朝廷和官府为其在闹市建造寺庙，但初入中国时并未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以接受布施为生逐渐变得艰难。可见在佛教本土化的初始时期，有不得不靠农耕维持生计的情况。禅宗自东山法门开始，僧尼们就以山地村落为主要活动区域集聚而居，“农禅并重”的雏形由此显现。后经弘忍大师继承发展为佛教的“山林化”，即僧人不仅自主修葺以从事修行和佛事活动的禅居，还会在后院开垦农地以保自养。如此，修禅的同时不耽误农耕，以布施和耕种获得的物资作为寺庙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随后，山林隐逸、农耕并重慢慢成为一种新型实践模式。13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制度的完善，这种“农禅并重”理念逐渐发展、固化为“农禅并重”制度，并不断更新优化。（二）“农禅并重”制度宣扬劳动幸福理念新中国成立之初，佛教界普遍开始改革。在寺院的房产、地产等物质财产收归国有的情况下，佛教界为保自养，巨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