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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波
第1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No.12023年1月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 Edition)Jan.2023doi:10.3969/j.issn.2096-2991.2023.01.011主持人语:新时代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进入一个新阶段,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如何准确把握两个大局的规律,增强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现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下学者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本期推出的版权贸易专栏,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双循环 新格局下中国数字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成员对这个时代之问的阶段性回答。第一篇崔波等 政府与市场的交织整合:中国版权贸易三十年鸟瞰 一文是对中国版权贸易所作的回顾性概述,回望中国版权贸易三十年进程,梳理了中国版权贸易发展的历史逻辑,为后四篇论文论证埋下伏笔;包韫慧等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数字版权贸易的内涵与发展转向探析、姚凯波 多元视角下智能出版概念研究 两篇论文则是站在数字经济和版权产业的交叉点上,对版权产业中的关键范畴展开论证;赵礼寿等 粉丝营销视角下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策略研究以 诡秘之主 为例 是以中国数字版权贸易领域中的网络文学为对象的个案研究;黄晓琴等 “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出版的主体间性探析 是关于海外版权产业的个案分析,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五篇论文构成一个共性与个性、推演与阐释、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整体。(主持人浙江传媒学院教授崔波)政府与市场的交织整合:中国版权贸易三十年鸟瞰崔波肖谦(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摘要1979 年中美签订两个与版权贸易相关的协议 中美高能物理协定 和 中美贸易协定,开启了中国制定 著作权法 的序幕。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著作权法,1991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中国图书版权贸易进一步融入世界轨道打好基础。1992年7月30日中国正式加入 世界版权公约,同年10月15日加入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这两大重要行动为中国融入国际版权贸易框架铺平了道路。对中国出版产业而言,其重要意义在于带来了全新的经营理念和贸易环境,为中国出版产业国际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至2022年,中国加入两个公约30年,版权贸易发展经历了启动阶段、摸索阶段、整合阶段和当前正在发生的数字赋能阶段,清晰认识、把握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可以厘清政府和市场在版权贸易中的角色定位。关键词版权贸易;社会效益;传播效果;图书市场中图分类号G239.26;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991(2023)01-0089-08收稿日期 2022-11-05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322)作者简介 崔波(1968-),女,山西太原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数字版权贸易;肖谦(1998-),男,安徽六安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版权贸易。-89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相对迟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国内缺少成熟的著作权保护法律,无论是民众个体还是单位集体,均缺乏明确的版权意识,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几乎是在一种没有法律保护的混沌状态下开始的。1899年,张元济以2 000两银子的价格向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严复购买 原富 译稿达成的协议,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有据可查的、完整意义上的图书版权贸易合同113。1953年5月,中国国际书店与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就 毛泽东选集 英文版在英出版签订委托协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国际合作出版。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加快,中国出版业迎来新契机,中国出版界开始与国际出版界进行广泛的接触合作,版权贸易市场化运作逐渐生发。版权市场繁荣呼唤法律的保护,但直到1979 年中美签订两个与版权贸易相关的协议中美高能物理协定 和 中美贸易协定,才拉开我国制定 著作权法 的序幕。法律保护对图书版权贸易具有显著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过程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时期:一是法律制度介入之前,借助国际合作出版的图书版权贸易;二是国内著作权法颁布后,接入国际法律轨道的图书版权贸易。1992年以前,我国图书版权贸易主要以对外输出为主,在国际合作出版中,国内出版社承担着内容生产者的角色,由国外出版单位在海外进行出版和发行,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始终大于引进。1978年7月,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讲谈社达成合作,所发行的 中国之旅 画册是中国图书贸易的首次对外版权合作。引进方面的开山之作则是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的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自此,中国与世界进行图书版权贸易交流逐渐频繁。但在当时,信息交流受限颇多,导致图书版权进出口流程复杂,图书版权贸易对象主要是我国港台地区。随着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政府越来越重视在政策和法律方面为图书版权贸易提供保障2。1988年4月,国内首家版权代理机构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的成立,促进了中国版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年10月,首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流会在上海举行,标志着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出版合作正式启动,版权贸易逐渐繁荣。然而,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合作出版在法律特征上并不等同于真正的版权贸易3598。199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颁布,结束了版权贸易无法可依的局面,为中国图书版权走出去奠定基础,与后续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出版管理条例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共同构成版权保护的法律体系。1992年,中国加入 世界版权公约 和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版权贸易开始在国际版权公约的保护下进行,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正式接入国际轨道。研究者们普遍认为1992年加入两个公约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新起点,之后中国图书版权国际贸易经历了从初创到繁荣的不同阶段。齐峰(2008)认为1992年至1996年是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起步阶段4;李丹丹(2010)分析了1978年至2008年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认为1992年是版权贸易在我国生发的重要节点5;曾妍妍(2019)将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从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稳定期和持续发展期四个阶段,且认为1992年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国际化的新起点6。他们都将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生发和发展分为起止时间不同的多个阶段,且将1992年视为重要节点。2022年是中国加入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和 世界版权公约 30周年。当前,中国正处在从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迈进的进程中,2022年全球出版50强中,中国共有4家出版企业上榜,其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进入前10,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进入前20。尽管中国图书版权贸易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总结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特征,揭示政府和市场在版权贸易中的作用与规律,能够帮助我们回顾版权贸易不同阶段的发展历史,以此展望未来。本文以1992年为起点,整理相关政策和贸易数据,将1992年至2022年分为启动阶段(1992-2000年)、摸索阶段(2001-2010年)和整合阶段 由中国百道网、英国The Bookseller、德国Buchreport、法国Livres Hebdo以及美国Publishers Weekly联合发布,指年收入都在1.5亿欧元以上的全球前50家出版社。-90(2011-2020年),并将2021年及以后划定为新的历史阶段,即数字赋能阶段,进一步分析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市场在这一时期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发展趋向。一、启动阶段(1992-2000年):逐步纳入法律轨道,贸易逆差严重(一)市场先行:接入国际版权制度的内在要求跨国版权贸易既存在贸易双方利益的博弈,又涉及全球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宏观利益分配,中国选择融入世界版权贸易框架,就需要遵守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的内在逻辑。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等一系列法律条文的颁布和1992年两个国际版权公约的加入,法律环境明显变化,中国图书版权贸易逐步纳入法律轨道,国内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升,国际版权产品在国内享有法律保障,国外图书开始不断涌入国内市场,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进入快车道。由于国内图书市场长期缺乏域外图书,读者了解国外文化热情高涨,英美主流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和常销书被国内出版社争相引进,版权贸易市场化倾向明显,图书引进数量逐渐增长。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数量大幅提高,但对外合作出版数量有所减少;国内图书发行量稳步提升,但贸易逆差逐步增大。从出版社层面来看,快速发展的国际化版权贸易市场带来了许多利好。(二)政策补位:作为保护与激励的国内版权政策跟进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新闻出版业开始逐渐形成新的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市场化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渐加强,新闻出版业市场化和产业化倾向明显。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推动了版权贸易的发展,优化了社会制度对新闻出版业的约束,国家初步开放了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出版领域,出版主体逐渐多元化3,如1993年在北京成立的商务印书馆与亚洲其他地区分馆合资创办了商务印书国际有限公司,业务所涉区域包括我国港台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又迎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十五大召开以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大市场”的体制构想深入人心,图书出版业开展了更为深入的转企改制和集团化试点工作。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基本形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准备工作也逐渐加快。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家从经济体制和政策层面对出版业给予高度重视,驱动出版企业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在宏观政策推动和自身发展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努力开拓两个市场”成为行业共识,版权引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增,引进和发行策略逐步调优,一本书改变一个出版社的命运也成为可能。(三)市场调节为主的现实:居高不下的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启动阶段以1996年为分界线进一步划分,1992年至1996年为中国版权贸易接入国际轨道的适应阶段。1992年国内200家出版社版权引进数量为1 057种,1993年为906种,1994年引进864种,1995年引进1 185种,4年间版权输出数量在200到700种之间,引进输出比不超过4:1(见下页图1)7。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的颁布和两个国际公约的加入,一时间对中国图书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刚性约束力,图书版权的引进量和贸易总量均有一定程度的萎缩。经过市场自身调节和适应,图书版权引进数量陡然增加,1996年之后到21世纪之前,中国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比大约维持在10:1左右。1997年中国图书版权引进数量同比增长10.6%,而1998年同比增长超过69%,企业参与程度和涉及图书的品种类型均呈现跳跃增长的势头。1999年,中国图书版权引进数量为6 461种,而输出量仅为418种,引进输出比高达15.46:1,2000年为11.51:1,尽管版权输出量每年都在增加,但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市场化倾向和国际竞争观念的日渐增强,市场的无序扩张带来的弊端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崔波等政府与市场的交织整合:中国版权贸易三十年鸟瞰-91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来。高抬版税、盲目跟风引进、过度营销和侵权盗版3599,以及由此引发的同质化竞争加剧、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逐渐引起政府重视。启动阶段,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正式接入国际轨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现出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将出版社推向世界市场,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同时民营出版单位开始崭露头角,出版领域中外合资企业逐渐增多。同时,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版权贸易理论研究不断跟进。二、摸索阶段(2001-2010年):体制转型提质增效,民营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