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着说__接着说__对着说...国叙事学的创新发展路径浅谈_张开焱.pdf

照着说 接着说 对着说 说自己的 中国叙事学的创新发展路径浅谈张开焱（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提要：中国叙事学研究是最近四十年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和对话对象，中国学者采取了“照着说”“接着说”“对着说”“说自己的”多种研究方式，产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照着说”的方式，主要致力于对西方叙事学成果的介绍、转述和将其运用于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接着说”的方式，按照顺向性延伸的路径，从西方叙事学结束的地方开始拓展性研究，或对已有西方叙事学成果进行深化、发展、反省、审视性研究。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对着说”的方式，遵循逆向性思维，追求寻找与西方叙事学已有成果相异相反的角度和领域展开研究。其中最重要而且有民族特色的，是对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清理总结，以及从中国古代丰富的叙事现象中归纳出系统的叙事理论的成果。“说自己的”，即按照追求独创性超越的思路采取多种方式形成具有超越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成果，许多学者先后进入过这四种路径，并在不同阶段取得了不同成果。其中申丹、杨义、傅修延、赵毅衡、谭君强、董乃斌、乔国强、赵炎秋、尚必武、龙迪勇等学者研究的创新性最为引人注目，有些学者和成果已经产生明显的国际性影响。中国叙事学的创新发展过程和路径对中国人文学术如何创新具有某种参照意义。关 键 词：中国叙事学；创新路径；复述；顺向；逆向；超越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很多年来，一个问题经常被提出：为何中国当代出不了跻身世界人文学术界的大师名作？这个问题并不只确认中国当代人文学术水平整体上尚未达到足以影响国际学术界的状态，也表达了一个雄心和高远目标，泱泱大国，应有一批足以影响国际学术界的名师巨作。能提出这个高远目标，本身就是巨大进步。我们冷静环视，将发现中国人文学术界这几十年进步明显，一些重要学者的学术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关注，故我们也不必太过焦虑。但应承认，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研究创新能力还较贫弱，有重大国际影响、引领国际学术思潮和走向的学说和学者还是凤毛麟角。学术成果的价值和影响力与创新性有内在关联，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一定是具有高度创新性的，因此如何提高创新能力才是大问题。学术创新涉及问题甚广，本文只以中国当代叙事学发展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学术研究都面临特定学术背景，已有专业资源和传统，它由过去和当下其他重要学者的研究成果构成。中国叙事学研究面临的基本学术背景就是西方当代叙事学，它是在西方叙事学的刺激和召唤下产生并获得迅速发展的。谭君强教授统计的数据显示，年至 年，有叙事 叙述这两个关键词之一的论文每年不足 篇。而 年以后逐年增加，仅 年一年内发表的论文就达到 篇，由此可见叙事学在国内发展的迅速。这与一个基本背景相关：世纪 年代开始，西方当代叙事学传到中国，激发了中国学者叙事学研究的强烈兴趣，相关学术成果激增。目前看来，这是最近四十多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绩最显著的领域之一，这不仅体现在成果越来越丰富，更体现在学者们的创新度越来越高。这个领域一些著名学者的成果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并产生良 哲 学 DOI:10.15891/62-1093/c.20230117.005好反响。例如，申丹教授的一系列成果，尤其是她关于叙事双重进程的成果，在国际叙事学引发热烈讨论。赵毅衡、杨义、傅修延等教授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也已引起国际学界关注，影响较广泛。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叙事学发展 年，由最初对西方叙事学的引介、运用，到现在其领军学者已进入具有相当独立性和创新性的研究状态。以中国叙事学研究为案例，可以对学术创新的路径做某些归纳吗？记得 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论室为笔者文化叙事学成果举办的一个小型学术座谈会上，钱中文先生将中国学者对待西方理论的基本态度通俗地归纳为四种，即照着说，接着说，对着说，说自己的，从本文所论中国叙事学研究而言，这也是四种基本路径，它们之间有关联，也有差别。我们不妨结合当代中国叙事学研究，按照这四种学术研究路径来讨论学术创新问题。一、照着说：叙事学的转述式研究首先讨论“照着说”这条路径。“照着说”的方式有多种，复述、转述、围绕经典原意进行讨论、运用经典理论分析具体案例等，总体上都属照着说的路径。这些研究都是在承认作为学术背景的理论具有权威性和正确性前提下进行的。这种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者对这些著作和理论的译介、转述、复述、注解、运用是否正确和准确的讨论上，中西学术史上这都曾是重要的学术路径。在中国古代，“照着说”的学术路径是主要的，尤其体现在对儒家经学的研究上。西方学术史上这种研究也长期存在，最典型的就是对圣经的复述、注疏和讲释。中西学人这种“照着说”的研究，基本是延续“述经式”“注经式”或“证经式”阐释的路径。这种研究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准确了解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经典，是任何有价值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中国当代叙事学发展过程中这种“照着说”的研究大量存在，傅修延先生在 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中说“就其荦荦大端而言，迄今为止国内叙事学研究仍未完全摆脱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和模仿”。国内学界需要首先客观准确阅读、了解和理解西方叙事学著作和理论，并初步学着运用这种理论分析叙事现象，其价值不可否认。大体归纳一下，“照着说”有三种主要形式：一是介绍性著述。除了翻译西方叙事学原著外，国内学者自己撰写的介绍西方叙事学的著作也不少，如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年）、文本学（年）、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年）、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年）、胡亚敏的叙事学（年）、罗刚的叙述学导论（年）、张开焱的神话叙事学（年）、董小英的叙述学（年）、祖国颂叙事的诗学（年）、申丹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合著，年）、谭君强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年）等，大都属于此类。这一类著作对中国学人概要性了解西方叙事学具有重要意义，基本可以归为“照着说”的学术成果。二是关键词和命题研究。这是围绕西方叙事学的某些重要概念、命题、观点、方法进行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准确理解它们。近四十年来，西方叙事学许多重要概念、命题、方法等，都在中国学术界被认真讨论或者争论过，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世纪 年代多位学者围绕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展开的讨论。钱中文先生在外国文学评论 年第 期上发表一篇文章，对巴赫金复调小说有关作者与主人公对话关系的理论进行介绍，不同理解和认知的若干位学者介入讨论，宋大图、张杰、黄梅等学者先后撰文，就巴赫金复调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观点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进行深入探讨。其后，钱中文先生又发文对自己的理解和观点做进一步阐述。这些讨论或者说争论的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谁的理解更准确？谁的理解存在误解？等等。这次讨论具有标本意义，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才算准确地“照着说”。这些讨论的价值显而易见：准确理解西方叙事学本身，即准确地“照着说”，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三是理论运用。基本路径是将西方叙事学已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对具体叙事现象研究中，这方面的成果最多。一些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研究者对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常有疲劳感，而文本叙事形式又是常被忽视的领域，西方叙事学的传入正好为这个 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角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切口。这种研究将所借用的叙事理论当成标准和框架，并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就逻辑而言，分析结果在分析的理论框架中潜含着，它客观上也证明了所使用的叙事理论的正确性有效性，是“照着说”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学术的创新性角度讲，“照着说”的方式在理论上有创新性元素吗？这要具体分析。上述三种都可能完全是“照着讲”，即复述性、证经性的，也可能加入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性元素，即有作者自己的独创性研究在其中。如有些著作在介绍西方经典叙事学时加入了较多西方经典叙事学不研究而作者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内容，或加入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一些观点以扩大和丰富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有的著作在介绍时也带有某些检讨性，等等，这些都意味着这些著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创新元素。还有的著作将西方叙事学迁移到中国古代叙事现象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这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李杨教授的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年），他借鉴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分析模式，随机选取 个中国民间故事，从功能、人物、序列三个方面详尽探析其叙事形态结构。因为他的研究严格按照普罗普的理论和方法展开，印证了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分析模式的普适性，对于中国本土民间故事形态研究又是开拓性的，这是笔者迄今所见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形态分析的最地道、最严密的成果，其开拓意义和学术价值显而易见。又如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一书引入比较的视野，该书在总体框架组织上保留一些西方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和命题，但具体讨论中则加入许多西方学者一般不讨论或涉猎较少的中国叙事现象及其特征问题。申丹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合著）、董小英的叙述学等书在以西方叙事学核心概念或主要流派理论构架全书的前提下也作了许多个人性研究的延伸。笔者的神话叙事学以形式结构叙事学关于故事主体和故事功能作为核心结构框架前提下，加入了话语构形与形象及角色化特征、神格构成与叙事特征、功能组织与文化逻辑等西方形式叙事学不讨论的问题。并且在所有问题的讨论中，都平等地选择中国和国外叙事现象作为案例进行分析。谭君强的比较叙事学一书几乎每章都大量加入中国、印度等国家古代叙事理论和经验的研究。这些都突破了西方神话叙事理论的界限，具有一定新意。世纪 年代以来，中国许多叙事学学者在那些看似“照着说”的叙事学著作中加进了许多“接着说”的内容。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尽管使用的基本概念术语还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的，但他用以研究的主要对象却是中国古代的叙事现象。全书分上下两篇，每篇若干章，上篇为“中国小说的叙述学发展”，下篇为“中国小说的文化学研究”，讨论的都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问题。又如胡亚敏的叙事学，在扎实严谨地介绍西方叙事学方面获得普遍好评。该书在忠实介绍西方结构叙事学主要理论成果的前提下，引入接受理论的视野，对叙述接受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从而明显表达了突破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指向。她还将硕士论文金圣叹叙事理论附于书后，拓展读者对中西叙事理论差异的认知。并不是只有这几部著作具有这种特征，本文第一节列举的不少学者的著作，在介绍国外叙事理论的同时，要么添加了大量他们认为应该进入叙事理论、但被西方学者忽略了的内容，要么对国外叙事理论成果进行清理和检讨，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都具有在“照着说”的框架中注入许多“接着说”的内容的特征。大量“照着说”的成果总体上创新度有限，主要以准确理解、传达、转述或使用某种叙事理论为目标，但其仍有重要价值，学术对话需建立在对对象的准确了解基础之上。“照着说”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更何况许多相关研究成果中也有不少突破其研究对象的内容。直到今天乃至以后，在与西方叙事学同行的交流中，“照着说”仍将是必要的。二、接着说：叙事学的逻辑延伸性研究“接着说”是指研究者顺着参照对象的逻辑，在其结束的地方开始自己的研究，或是对已有成果进行进一步深化性研究，得出新的结论，或是对其没有涉及、但在逻辑上可以推演延伸出的领域进行拓展，并提出新观点，建构新理论。这可能存在三方面的创新：一是对学术背景的反思和深化，二是新领域的发现，三是新观点的提出。在当代叙事学中，这种“接着讲”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西方当代叙事学的奠基人之一弗拉基 哲 学 米尔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被认为是“为现代叙事理论树立的最重要的先例成为结构主义人物理论的基础”，相当意义上讲，后来结构叙事学应该是“接着讲”的成果。但法国结构叙事学家们并没有完全重复普罗普的理论，而是要么对他的理论进行检讨和深化，要么对他的理论的不足进行弥补，要么对他的理论未涉领域进行拓展，故事形态学只是在叙事研究的总体方向上提供了一个指引。对民间故事角色类型和功能模式的归纳是这部著作最核心的成果。无数民间叙事作品的人物千千万万，但角色类型可以简化为很少的 种，人物具体行动纷繁复杂，其功能（行动）单位可以归纳为很有限的 种。这一成果到格雷马斯那里，按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