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与机制_孙晓露.pdf

孙晓露 现代经济探讨 创新创业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与机制内容提要：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具有更强迫切性。利用 年长三角城市尺度数据，以城市群渐次扩容为基础，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评估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一体化区域扩容显著抑制了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且一体化区域扩容对不同类型、不同时期、不同批次及不同区域城市的创新质量影响均存在明显差异，印证了融入一体化实现创新质量提升中政策制定、实施因地制宜的重要性。一体化区域扩容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要素竞争效应、策略创新效应等影响城市创新质量，且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弱化了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质量负效应。因此，在以城市群一体化区域扩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应加强关注城市群一体化可能的负面效应。关 键 词：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城市创新质量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引言创新不仅表征区域发展潜力与活力，更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对于中国而言，伴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长期以来高速增长掩盖的创新能力不足、发展效率低下、产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日益突显，加之人口红利锐减、资源环境承载力趋紧、全球产业竞争加剧等，迫切需要加快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推动中国经济精细化增长、高效化转型（闫东升等，）。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推动全球创新版图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以自主可控为导向的产业创新成为国家竞争主战场。面对国内外发展形势转变，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实施更高质量创新驱动战略，以激发创新主体创新活力、提升全球竞争力，对支撑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刘斐然等，）。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创新重要性显现，创新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焦点之一（孙瑜康等，；申宇等，）。学者基于相关理论、多样化方法，发现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差异性，创新发展受要素投入、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宏观政策等驱动，并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且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创新资源集聚区（孙瑜康等，；闫东升等，）。尽管当前创新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多数基于专利规模的创新水平测度、多角度研究均隐含一个重要假设，即所有创新产出均具有同等经济社会效益（黎 文 靖 和 郑 曼 妮，；申宇等，）。但中国发展现实与理论研究均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中美贸易冲突中产业“缺芯少屏”尴尬局面的显现，表明中国创新呈现“大而不强”的特征，诸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闫绪娴和曾强，）。另一方面，不同创新类型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差距，如技术追赶阶段低技术创新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对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冲击；与此相对，高质量创新日益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模型优化视角”（编号：）。DOI:10.13891/ki.mer.2023.03.009 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申宇等，；张杰和郑文平，）。近年来，中国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且快速增长，表征了创新水平的明显提升；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全球竞争新态势，都倒逼中国创新发展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攀升转型（闫绪娴和曾强，）。图一体化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机制尽管创新规模是创新质量基础，但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竞争力更取决于创新质量（申宇等，；张杰和郑文平，）。因此，提升中国创新质量、破解创新“大而不强”的窘境，成为中国未来创新发展的关键导向。学者基于多样化指标、差异化方法，发现专利规模、要素投入、基础设施、产学研合作、政府宏观政策等，都是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重要因素（申宇等，；张杰和郑文平，；刘斐然等，）。与此同时，随着创新技术复杂度提升与技术融合性增强，强化区域合作以利用外部创新资源，成为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当前，城市群创新系统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创新系统，越来越多城市期望加入一体化区域以实现创新发展。现实中，城市群一体化演变不仅表现为纵向水平的深化，同样具有空间扩容的横向动态性，但相关研究对一体化空间扩容的重视相对欠缺，且创新规模效应关注度远高于结构效应（张学良等，；高丽娜和朱舜，）。在城市群创新地位日益提升、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背景下，这一视角是当前已有研究忽视的方面，也是本文的重要创新点之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产出快速增长与产业竞争力不强的碰撞，引发各界对创新质量的关注。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从发展空间格局看，以城市群为依托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空间支撑。为此，考虑到中国提升创新质量的现实重要性与已有研究对区域创新质量关注相对欠缺的现实问题，本文以中国创新水平较高、一体化实践较早的长三角为例，将城市群长期、渐次的扩容过程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探讨一体化的创新质量效应与驱动机制。本文的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拓展创新研究范围，也可以为中国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等提供理论借鉴。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理论分析、现实发展均表明，创新要素配置、创新主体互动等，都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孙瑜康等，；高丽娜和朱舜，；闫东升等，）。对于中国而言，城市群创新系统是重要的创新空间载体，城市群一体化的泛化、深化，通过塑造空间结构、强化要素竞争、改变创新策略等，并主要从市场规模效应、要素竞争效应、策略创新效应等机制，对城市群创新规模、创新结构产生复杂影响，进而作用于城市创新质量演变，见图。一体化与城市创新质量的演变创新需要长期、持续的要素投入作为支撑，要素可获得性成为影响创新发展的关 键 因 素（申 宇 等，现代经济探讨 创新创业 ；刘斐然等，）。在区域要素流动不畅、产业分工不足的阶段，新古典经济学等理论认为，生产活动可以由“后院资本主义”小作坊独立完成，即生产、交换等活动集聚在同一区位（卞元超等，）。随着技术进步、基础设施完善带来的产业分工深化、跨区域要素流动加快，多层次分工协作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跨区域联系也日益紧密。基于此，克鲁格曼等构建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验证了空间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具有知识密集、多要素投入、快速迭代等特性的创新而言，不仅需要自身创新投入强化，跨区域、多主体的创新协同同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因此，学者日益强调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地位，相关研究也表明一体化能够通过促进政府协同创新、要素优化配置、知识空间溢出等，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发展（高丽娜和朱舜，；董春风和何骏，），如城市群一体化带来的人才流动，通过强化创新关联、增强空间溢出带来创新产出的增加。尽管创新数量是创新质量的基础，但长期以来“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导向，不仅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通过低端锁定制约中国创新质量提升（申宇等，；刘斐然等，）。此外，由于不同创新产出效应的显著差异，如何推动更高质量创新也成为关键问题（张杰和郑文平，）。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发展格局下，一体化演变同样对城市创新质量产生影响，分析这一问题更无法脱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一方面，一体化带来制度对接、要素集散的同时，也伴随着城市间竞争强化。信息不对称的数量型考核制度牵引下，创新规模是城市向外传递发展环境优良信号、吸引要素集聚的重要抓手（张杰和郑文平，）。但在地方官员任期短期化与高质量创新投入长期化碰撞下，地方政府积极将创新资源向低成本、低质量创新方向集聚，资源竞争与错配的强化不利于创新质量提升（黎文靖和郑曼妮，；申宇等，；刘斐然等，）。典型如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将专利拥有量作为获得优惠税率的门槛条件，强化了创新主体为“寻扶持”而创新的行为。另一方面，要素自由流动的强化是城市群一体化深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但在创新要素高端集聚、低端扩散的马太效应特征，以及创新空间溢出距离衰减等机制下，一体化通过提升少数发达城市创新质量与抑制多数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等带来创新发展差距的固化，中国城市群创新发展格局的稳态也印证了这一现象（和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假说：在中国创新质量普遍不高、创新制度尚不完善、城市竞争明显的背景下，城市群一体化并不利于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一体化影响城市创新质量机制对于本文而言，一体化是城市群空间范围扩大、城市间联系深化协同演变的过程，通过复杂机制作用于城市创新质量演变。基于区域一体化理论，城市群一体化能够对城市合作、要素集散等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强化更大市场规模下的创新主体合作、影响创新主体行为，在差异化创新产出中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演变（董春风和何骏，）。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一体化影响城市创新质量演变机制归纳为三类。高质量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强溢出等特征，提高了创新主体的融资成本、降低了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作为创新发展支撑的市场规模扩大，不仅为创新主体提供充足创新要素，更为创新产品提供丰富的下游需求市场，通过分散创新风险、提高预期收益等，在影响 创 新 主 体 行 为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申 宇 等，）。从城市群一体化演变角度看，空间扩容带来的城市数量增加、水平深化带来的市场统一等，都显著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发挥创新需求端牵引、弱化创新要素错配等，成为支撑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董春风和何骏，）。从创新质量角度看，市场规模对高质量创新的更强牵引力，在于创新技术含量越高、投资规模越大、市场溢价越高（黎文靖和郑曼妮，）。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指出，创新的市场规模越大、创新越有效率，城市创新质量也越高。此外，市场规模扩大能够提升市场主体捕捉不同专利市场价值水平，弱化政府数量型导向的负面效应（黎文靖和郑曼妮，）。特别地，一体化深化引导资本、知识等高端创新要素，积极向更高质量、契合市场需求的创新领域布局，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提升创新动力、通过 竞 争 效 应 倒 逼 创 新 质 量 提 升（和 ，；高丽娜和朱舜，）。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创新发展同样呈现要素驱动 特征。一体化带来的城市群边界壁垒弱化、城市分工合理化、要素集散自由化等，是城市群一体化深化的核心内涵（和 ，）。如交通设施的区域间互联互通，发挥时空压缩效应，降低要素集散成本，在强化要素集散中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演变。但要素不均衡集散背景下，一体化的创新质量效应来源于城市要素集散的结构特征。一方面，一体化通过影响城市群空间结构、城市相互关系等，提高了创新要素集散便捷度，但政治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首先要考虑自身发展质量的提升，体现为对高端创新要素流动的制约、高质量要素格局的固化，这也是区域发展格局稳态的重要因素之一（高丽娜和朱舜，）。另一方面，经典增长收敛理论等指出，自由市场中效益最大化的要素集散导向下，一体化城市因拥有较高的要素回报率，借势跨城市产业转移、更大范围要素集散等机遇，逐渐演变为城市群创新资源集聚区、中转区（高丽娜和朱舜，）。然而，尽管城市通过加入城市群实现了要素集聚能力提升，但在与发达城市激烈竞争过程中，高端要素向少数发达城市集聚、低端要素向多数城市扩散的状况，对不同城市创新质量演变带来差异化效应（闫东升等，）。典型如以产业梯次转移为核心的城市群要素流动中，边缘城市以低端环节为核心的招商引资带来的挤出效应与低端锁定，成为制约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和 ，）。总体上，面对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晋升锦标赛与高端要素格局固化局面，一体化过程中要素激烈竞争与不均衡集散的双重核心边缘差距，可能成为抑制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因素之一。对于城市而言，加入一体化也必然带来城市关系演变，如要素自由集散中对高端要素的竞争明显提升。在普遍存在的数量型考核制度、城市发展现实需求作用下，如何在参与竞争中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考虑（和 ，；张杰和郑文平，）。要素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优化城市发展营商环境、增强要素集聚水平，成为重要的举措之一；作为高水平产出的创新规模，成为地方政府向外释放积极信号、满足上级考核的关键指标（黎文靖和郑曼妮，；刘斐然等，）。在此过程中，毗邻城市间协调的创新扶持政策、完善的创新合作制度，通过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