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史视野下的北宋诸州编录...所引诸州“编录条贯册”为例_胡斌.pdf

制度史视野下的北宋诸州编录条贯：以长编所引诸州“编录条贯册”为例胡 斌摘 要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的某州“编录条贯册”，是北宋诸州将朝廷颁降法令文书（“条贯”）分门誊录、编纂形成的文书册簿。这一文书得以进入长编，缘于李焘查阅任职四川诸州所藏北宋“编录条贯册”，引证册中“条贯”补正实录国史等“纂修之史”。诸州“编录条贯册”是考察北宋编录条贯制度实践与制度生成过程的重要材料。部分北宋诸州诸路官员通过将“条贯”分门编录整理成册，方便官员查询检用卷帙浩繁的法令文书，以防胥吏舞文之弊。“编录条贯册”中“条贯”保持了颁降法令文书的原始面貌，承载着制度生成过程的重要信息。如“泸州条贯册”所载熙宁五年刑部帖，承载着熙宁三年以来朝廷推行衙前坊场买扑的文书信息。此帖反映了坊场买扑制度由“一时指挥”到“长行永制”的制度生成过程，折射出熙宁三年至五年间朝廷推行募役法和榷酒制度改革的政治过程。关键词“条贯”；续资治通鉴长编；制度生成；买扑；募役法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 胡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有宋一代的法律体系以详密著称，各类制度规范令人感到“摇手举足，皆有法禁”。朝廷除定期集中修订编纂法典（如编敕敕令格式条法事类等），还随时拟制法条文书（时人称作“宣敕札子”“条贯”“后敕”“续降”等）颁降地方。宋制规定地方机构须将颁降法条文书编录入册。不过，当前研究尚未发现宋代地方编录法条文书的文献实证。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屡次引用的诸州“编录条贯册”，为深入考察北宋朝廷颁降条贯与地方编录条贯制度的运行提供了线索。本文拟首先考察长编所引诸州“编录条贯册”与宋代地方编录条贯制度的关系，继而解释“编录条贯册”得以进入长编的原因，最后以“泸州条贯册”熙宁五年（）刑部帖为例讨论北宋制度的生成过程。一 北宋编录条贯制度与地方编纂“条贯册”之目的今本长编征引某地“条贯册”“编录册”一类文献达数十次。这种文献的正式名称为某州 府“编录条贯册”，如“成都府编录条贯册”“泸州编录条贯册”等（见附表）。长编注文有时引作某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卷 法度总论（二），中华书局 年标点本，第 页。档案学早已关注宋代地方编录法令文书的制度规定，如王金玉：宋代档案管理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 年版，第 页。从法制史角度推进相关议题的代表性研究为戴建国：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云南社会科学 年第 期。长编引用的“法册”“盐法册”，可能与诸州“编录条贯册”有关。如长编注文有：“今以法册所编录者详著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元祐七年九月丙戌”条，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又有先称一段文字源于“编录法册”，再称源于“法册”的情况（李焘：长编卷“元祐三年夏四月丁酉”条，第 页）。不过，因没有证据表明长编中所有“法册”均是诸州“编录条贯册”，故本文不以“法册”为例说明诸州“编录条贯册”的性质。州 府“编录册”或“条贯册”，有时将州 府名称省去。本文称作诸州“编录条贯册”。从名称来看，诸州“编录条贯册”是州府将“条贯”以某种方式“编录”而成的册簿。真宗景德二年（）诏明确规定了北宋地方编录法令文书的方式，其中就提到了“条贯”与“编录”：景德二年八月十二日，诏诸州：“应新编敕后续降宣敕札子，并依三司所奏，但系条贯旧制置事件，仰当职官吏编录为二簿，一付长吏收掌，一送法司行用，委逐路转运使点检。其转运司亦依此例编录。”文中“续降”“宣敕札子”和“条贯”均指北宋朝廷颁降地方的法令文书。“续降”强调此种文书在编敕成书后颁降，朝廷颁降文书旨在修正或补充既有法典。“宣敕札子”和“条贯”常常对举，如庆历三年（）范仲淹天章阁对策就提到：“今睹国家每降宣敕条贯，烦而无信，轻而弗禀。”“宣敕札子”是北宋前期朝廷二府所降制敕文书的总称，包括了中书门下所出“敕”“中书札子”与枢密院所出“宣”。“条贯”一称在五代后汉时就已出现。乾祐元年（），中书门下上奏拟定诸道荐奏官员定制，章奏中引用了后唐、后晋朝廷颁降的相关敕令节文，最后提到“其唐朝、晋朝前项条贯，并可举行，永为规制”。此处的“条贯”就指前文列举的后唐、后晋朝廷颁降的敕令。由此看来，“续降”“宣敕札子”“条贯”等，都是指宋代朝廷以政令文书（宣、敕、中书札子等）颁降的对既有法典起补充修正作用的法令文书。诸州“编录条贯册”收录的颁降法令文书，不仅保持着制敕文书的原始形态，还存有文书颁降过程的记录。如长编记载庆历五年有臣僚要求废除待制以上岁举省府判官、转运使副及提点刑狱之制，朝廷批准并“遍牒诸道州军”。这一命令即见于成都编录册，长编注文提到：臣僚上言遍牒诸道州军，此据成都编录册，乃五年四月七日成都进奏院牒，坐三月一日御史台帖，准中书札子云云，施行讫，希公文回示。中书札子必在三月一日前，今附见二月末。成都编录册收录的是包含成都进奏院牒、御史台帖与中书札子的套叠文书。文书套叠情况反映了朝廷制敕颁降的过程：首先，朝廷批准臣僚章奏起请颁下“中书札子”，要求“遍牒诸道州军”。而后御史台出“帖”备载“中书札子”行下。继而成都府进奏院出“牒”备载“御史台帖”行下本府。最终，成都府将收到的进奏院牒编入成都编录册。李焘查阅引用的，正是保存至南宋的成都编录册。此外，成都编录册所收“条贯”还标示了成都进奏院牒及御史台帖颁下的日期，李焘据此推算朝廷颁布中书札子的时间节点。由长编庆历五年引用成都编录册的情况看，北宋诸州编录条贯册收录的“条贯”，不仅保存了朝廷法令文书颁降套叠的状态，还照录了文书颁降的时间信息。可见长编诸州“编录条贯册”所载“条贯”保持着朝廷颁降“条贯”的原始状态。前文所引景德二年诏还提到地方“编录”的具体流程。诸州及诸路转运司应将法令文书纳入二簿，形成两本“编录条贯册”，分别由州府长吏或转运使副及负责检法的“法司”分掌。“编录”即誊录、编纂，诸路诸州先将颁降法令文书誊录为两份，再依序编入册簿。制度史视野下的北宋诸州编录条贯：以长编所引诸州“编录条贯册”为例早在太平兴国五年（），朝廷就诏令诸路、诸州编录所受法令文书，却并未明示如何编录。见李焘：长编卷“太平兴国五年秋七月己巳”条，第 页。徐松辑，刁忠民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标点本，第 页。又见李焘：长编卷“景德二年八月戊子”条，第 页。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 法令续降，中华书局 年标点本，第 页。李勇先点校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华书局 年标点本，第 页。李焘：长编卷“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引范仲淹奏议，第 页。参见徐松辑，刁忠民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十一，第 页。王钦若等编纂宋本册府元龟卷 铨选部条制，中华书局 年影印本，第 页。李焘：长编卷“庆历五年二月乙卯”条，第 页。晚唐以后朝廷颁降的赦书也具有法令性质，长编也引到“诸州所编录建隆以来赦文”一类文献。而宋代赦书降至地方后应单独编录收藏，并未进入“编录条贯册”，故本文暂不考察。参见魏斌：“伏准赦文”与晚唐行政运作，中国史研究 年第 期。苗润博：再论宋太宗即位大赦诏 诏令文书流传变异的文献学考察，中国史研究 年第 期。李焘：长编卷“天禧三年八月丁亥”条，第 页。关于条贯“编录”成册的顺序问题，景德二年诏尚无明确规定。神宗熙宁九年（）中书门下奏称，此前朝廷颁降条贯有时不送中书刑房而直接由进奏院牒下，造成“不言所入门目者，亦便行下”的情况。据此推断，北宋前期朝廷颁降“条贯”时可能标明此条应入编敕何门何目，便于地方机构分门类誊录入册。值得注意的是，长编引到成都府“编录条贯册”中“条贯”，均为庆历五年之后规定荫补、荐举、科举贡试等“选举”事项的法令文书。这一情况可能是李焘捡选了成都府“编录条贯册”与选举主题相关的“条贯”；而考虑到“编录条贯册”的卷帙浩繁，更可能是成都府“编录条贯册”体例即按编敕门类编排，而李焘参考了其中“选举”相关门类。分门编录与依时序先后编录差别很大。分门编录条贯便于检用，地方官员可以借此法册对抗胥吏舞文。陈造于仁宗朝任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司户参军兼司法参军时，就曾编录条贯成册：寻罢去，复司户戎州，兼录、司法参军。不以门地自慢，遇事如老于为吏者。国朝自丞相贾公、枢密副使吴公庆历八年上编敕二十卷，后逮公之出仕几二十年，不复设官编敕。其下郡国者，虽稀简而必具起请申明若奏可本末，写成大轴，非若其后一事一印。纸日沓至，虽数纸不厌也。以故敕令压架弥栋，尘垢莫可触，壤鼠糜烂，不能文字。吏幸以轻重出入为利，况在戎州远徼。公视而笑曰：“乃今可为矣。”白郡守武侯曰：“无斧斤则失凿枘，愿以编敕后所降依门次第之。上奉朝廷之命，下绝吏为民奸，幸甚。”于是未半年书成。居数年，是谓嘉祐七年，丞相韩公上编敕三十卷颁之。以勘公之私书，其异同者两条，余如同绳墨尺寸出也。陈造担任司法参军时，发现庆历编敕行下后多年不重修、本州接收颁降法令文书填积难检的问题。他将本州收藏的法令文书依编敕门类编录成册，以便“上奉朝廷之命，下绝吏为民奸”。这就说明，北宋庆历时期四川地区确有州府依编敕门类将所受“条贯”编录成册，李焘所见庆历成都府“编录条贯册”很可能是分门编录的。陈造的事迹也说明，宋朝虽明文规定地方诸州须将颁降法令文书誊录入册，并要求转运司检核按察，但纸面规定与现实情况差距很大。即使考虑到陈造所任戎州地处边徼，但其编录法令文书的做法竟为撰写墓志的晁说之视作卓异政绩大加表彰，所修“条贯册”亦被称作“私书”。可见大部分北宋地方官员对编录条贯并不积极。这一现象不应简单归咎于官员的懈怠，而应考虑到纂修“编录条贯册”需要较高法律素养，且“编录条贯册”难以取代胥吏辅助政务的职能。既有研究已经指出，在宋代朝廷频繁颁降大量法令文书的情况下，熟习案牍且长年久任的胥吏对律例文字的熟悉远强于暖席而去的官员。造成“吏强官弱”的现象。宋朝胥吏利用稔熟案牍影响制度运行的例子比比皆是。陈造在戎州遇到的情况是，胥吏利用颁降法令文书积压、官员无法有效利用的困境，取得于判事时轻重与夺的裁量权。这一情况恰好与南宋时吏部例条积压的情况相仿。绍兴末年吏部凌景夏提出，吏部七司“所谓例，则散在案牍之中，匿于胥吏之手，而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以复知，去者不能以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决之才，不复敢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陈造将积压的法令文书整理成册的目的，与凌景夏建史林徐松辑，刁忠民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十，第 页。李焘：长编卷“庆历五年二月辛卯”条，第 页；卷“庆历八年夏四月丙子”条，第 页；卷“皇祐四年九月甲辰”条，第 页；卷“皇祐五年二月戊子”条，第 页；卷“皇祐五年秋七月乙丑”条，第 页；卷“皇祐五年九月”条，第 页；卷“嘉祐元年夏四月丙辰”条，第 页；卷“治平三年九月癸亥”条，第 页。晁说之：嵩山文集卷 宋故赠承议郎陈公墓志铭，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抄本，第 页。祖慧：论宋代胥吏的作用及影响，学术月刊 年第 期。张正印：宋代司法中的“吏强官弱”现象及其影响，法学评论 年第 期。参见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 部胥增损文书，中华书局 年标点本，第 页。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卷 京师老吏，中华书局 年标点本，第 页。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绍兴三十二年夏四月甲戌”条，中华书局 年标点本，第 页。议吏部将例条编制成册的意图相同，都是为了方便官员检用“条贯”，避免胥吏舞文。由此可见，长编中所谓诸州“编录条贯册”正是北宋诸州誊录编纂朝廷颁降法令文书而成的簿册。按照制度规定，诸州“编录条贯册”一式两份，由知州和本州负责检法的司法参军收掌。而实际情况却是，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严格按照规定将收到的“条贯”编录成册。以陈造为代表的北宋地方官员认为将“条贯”分门编类成册编于官员检用，可以防治胥吏舞文之弊。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前期中央机构编纂法典时，也选择了与北宋地方编纂条册相似的类编技术。淳熙二年（），朝廷修成的吏部条法总类，是将吏部见行条法指挥“分明编类若一条该载二事以上，即随门类厘析具入”。其书名中“总类”即以事类分门编入。淳熙三年（），朝廷效吏部条法总类体例，将海行敕令格式“随事分门”，纂成淳熙条法事类。至宁宗朝以降，朝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