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形态与日本文学译介...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_李炜.pdf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与文献整理（1870-2000）”（编号：17ZDA277）的阶段性成果。政治经济形态与日本文学译介*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李炜（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摘要：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始于清末，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译介高潮，日本各流派的名家名作及文学理论著作纷纷进入中国。本文主要对翻译现象背后的若干因素，如翻译人才的涌现、版权法的出台、稿酬制度的确立、译者的意识形态等进行了梳理，试图以此探究政治经济形态与日本文学译介活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影响关系。关键词：政治经济形态；日本文学；文学译介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242（2023）01-0087-060.引言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中日两国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古代日本曾积极吸收引进中国的文化文字及政治制度，不仅直接学习和使用汉字，还会对中国典籍加以“和译”。而一直作为文化输出国的中国，在日本书籍的翻译活动方面起步较晚，直到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真正拉开“日翻中”的序幕。若从翻译题材看，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类书籍相比，日本文学的翻译活动起步更晚。目前学界一般将 1898 年梁启超对日本政治小说的翻译作为中国译介日本文学的开端，将五四运动至日本全面侵华之间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首个译介高潮期。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在 1928 年至 1937 年的“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吴永贵 2011：54），日本文学的译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大流派的名家名作及文学理论著作纷纷被译介到中国。此阶段的日本文学译介高潮一直广受学界关注，目前主要有三类相关成果：一类是较为全面的史学梳理及资料汇总；一类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究日本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还有一类为聚焦某一流派或作家的译介情况。而本文主要通过梳理日本文学译介高潮“背后”的若干因素，试图探究政治经济形态与文学译介活动之间的复杂关联，以期对现有研究有所补充。1.留日热潮与“跨界译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培养翻译人员的中央机构是14 世纪明代设立的四夷馆，但其中并没有专门的日本馆，只是将之归到了“百夷馆”中。当时编制的“日本寄语”中包含了天文、地理等 18 个门类的用中文音译的 565 个日文词汇（任萍 2007：76），堪称我国最早出现的与“日翻中”相关的文献资料。但仅有五百余个单词的音译标注不可能满足实际的翻译需要，当时也基本没有译本问世。17 世纪到 19 世纪初的二百余年间，中国翻译的日文书籍仅有十二册，而且由中国人翻译的只有两册，其余都是在中国学习和研究汉学的日本人所译（于丽萍 2016：70）。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应该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作为文化输出国无意翻译日文书籍；二是缺乏能够翻译日文书籍的人员；三是因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汉字文化圈，对日文存在“无需翻译”的认识误区。1862 年，清政府设立了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由于当时尚未重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最初并没有开设日语。真正刺激中国人学习日语并翻译日本书籍的历史事件为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自此之后中日文化交流的走向开始“反转”。1896 年，中国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学习日语的留学生；1897 年，京师同文馆内增设“东文馆”；同年，梁启超在上海建立大同译书局，提出了“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梁启超 1999：132）的翻译方针；1898 年，罗振玉在上海设立东文学社。特别是伴随着清末留日热潮的出现，源源东渡的留日学生“无异于日文译员的大本营”（吴永贵 2011：35），以往对日文书籍既“不想”亦“不能”的翻译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在 20 世纪最初的几年间，“日文书籍的翻译在数量上超过了所有西文书籍，占到了一多半”（王向远 2007：11）。关于清末留日热潮出现的原因，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有学者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2023，No 1Serial No 197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97 期外语研究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87DOI:10.13978/ki.wyyj.2023.01.008甲午 惨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有识之士，决计师法日本，以救亡图存。二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实施新政，鼓励留学。三是中国社会矛盾加剧和传统对日观、天下观的转变，推动不少人 睁眼看世界 而赴日留学。四是中日一衣带水，不仅地理相近，而且文化相通，赴日留学具有相对便利的客观条件。五是早期留日学生回国后的宣传鼓动以及反清革命者借留学之名流亡日本。六是日本朝野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积极态度，为清末留日热潮的形成推波助澜。”（徐志民 2019：110）总之，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局势及外部的国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共同催生了留日热潮的出现。而这一时代背景也直接左右了留日人员的专业选择倾向，在“留学救国”（李喜所 2006：135）的呼声下大多会选择军事、法政、医学、师范、理工、商业等所谓“实学”。鲁迅也曾在 呐喊“自序”中提及，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人治文学和美术”（鲁迅 2022a：439）。与之相应，日文图书的选译标准也是“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梁启超 1999：132）。自清末至整个民国时期，虽然留日学生的人数会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及中日国内政局的变动而起伏不定，但以“实学”为主的专业选择倾向并未发生过变化。不过，在为数众多的留日学生中，开始出现了诸多“留心文学”（鲁迅 2022b：525）并从“实学”转向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如“弃医从文”的鲁迅和郭沫若、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郁达夫、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科的张资平、先后在明治专门学校及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科学习电机及冶金的夏衍、在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数学的章克标、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业的谢六逸等。关于留日学生“转向”文学的原因，若从个人层面来看可谓各有不同，从外部环境而言亦是多种因素错综交叉，但如若单纯聚焦于对日本文学的译介活动，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清末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影响。自 1898年梁启超翻译 佳人奇遇 之后，日本的部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军事小说等被译介到中国。曾有学者指出，当时日本文学翻译在选题上呈现出了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文学翻译只是一种经世济民、开发民智或政治改良的手段”（王向远 2007：38）。但换个角度说，或许正因为日本文学翻译被人为地赋予了“功用性”，才使得原本从属于“虚学”的文学缩短了与“实学”之间的距离，并让那些怀着富国强兵之梦的留日学生，在“军事救国”“科技救国”等途径之外发现了“文学救国”之路，进而激发了翻译日本文学作品的热情。事实上，作品本身是否具有“功用性”一直是清末至民国期间日本文学译介的重要标准，如鲁迅之所以选择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 一个青年的梦，主要是考虑到“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鲁迅 1920：67）。其二是日本国内文化氛围的影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从文学思想及艺术方法层面出发，将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鲁迅称为“明治青年”，将大正时代留学日本的创造社成员称为“大正青年”（周海林 2016：28）。暂且不论此类称呼的严谨性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留日学生在留学生活中会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如周作人所言，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知堂 1935）。鲁迅为了阅读夏目漱石的作品，曾特意将平时订阅的 读卖新闻 改为了 朝日新闻，“天天读虞美人草，还切拔了卷起留着”（十堂1945：54）。创造社成员之一的穆木天，1920 年到了日本后即刻“被捉入浪漫主义的空气”（穆木天 2000：411）中。原本想致力于兵器学的成仿吾，在日本接触到西方文艺思潮理论及其作品后开始研究起了托尔斯泰。简言之，与在流亡日本的船舰上“偶遇”佳人奇遇 的梁启超不同，多年留日的鲁迅、周作人及创作社诸成员，对日本文坛的整体状况、具体作家的文学成就及作品风格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进而在文学翻译的选题上除了继续保留“功用标准”外，同时添加了“文学标准”，即“文学是手段，同时文学本身也是目的”（王向远 2007：41）。综观活跃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文学译者，可以发现，鲁迅、周作人、田汉、郭沫若、崔万秋、夏衍、夏丏尊、张资平、章克标、韩侍桁、查士元、谢六逸、杨骚、黄源、张晓天等人几乎都有多年的留日经历，有些人还与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日本作家有较为密切的直接交往。另需特别注意的是，他们多具有“跨界译者”的特点。这里所说的“跨”涉及多个层面，具体来看，从语言能力而言，部分译者不仅精通日语，同时掌握英语、德语、俄语等多门外语，能够“跨语种”地进行翻译工作；从知识结构而言，大部分译者具有医学、经济、理工、军事等方面的“跨学科”背景；从工作内容而言，有人一手翻译一手创作，有人在学校任教的同时从事翻译工作，有人既是日本文学作品的译者又是其研究者，同时还是杂志的编辑者。总之，从清末以来的留日热潮中“分流”而出的这批译者，尽管在多达数万人的留日大军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却是日本文学译介高潮出现的首88要前提，并且由于译者自身的“跨界性”，使得当时的日本文学译介活动呈现出了翻译与创作互融、翻译与研究同步的综合特征。2.法律保障与翻译自由除了“跨界译者”的因素外，清末以来不断出台的对译著“偏爱有加”的相关法律，也是促进日本文学译介高潮产生的重要原因。我国拥有悠久漫长的书籍史，早在宋代已萌芽了保护版权的意识，但当时只停留在官府公告的层面，并没有形成保护著书人权利的法律制度。到了19 世纪末期，由于对代表新知识新文明的外国书籍需求量较大，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 泰西新史揽要、冈本监辅撰写的汉文世界史著作 万国史记、严复翻译的 天演论 等书籍大为畅销，继而遭到各地书商的盗印。据说李提摩太的译本盗版数量远多于广学会的出版数量，杭州一地就有六种翻刻本，四川一地“翻刻至十有九种”（邹振环 2007：294）。冈本监辅的 万国史记“销售至数十万部云”（佚名 1899：11）。盗版猖獗的情况引起了广学会等外国出版机构的不满与抗议，同时也让国内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版权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时任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的严复曾于 1902 年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提出“国无版权之法者，其出书必希，往往而绝。而求开中国之民智，则外国之典册高文所待翻译以输入者何限。藉非区区版权为之摩砺，尚庶几怀铅握椠，争自濯磨，风气得趋以日上。乃夺其版权，徒为书贾之利，则辛苦之事，谁复为之。”（严复 1903：35-36）到了 1910 年，清政府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版权法 大清著作权律，共包括五章内容，具体分为55 条。这部法律首先界定了“著作权”及“著作物”的含义，明确规定只有著作者才拥有对著作进行“重制”的权力，并在第二十八条中规定了译著的版权所属问题：“从外国著作译出华文者，其著作权归译者有之；惟不得禁止他人就原文另译华文，其译文无甚异同者，不在此限”（周林，李明山 1999：92）。关于这条规定，秦瑞玠在 著作权律释义 中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解释：外国著作，谓外国人之著作，不论其人之踪迹常在外国与否，亦不论其书之发行究在外国与否，概可以之译成华文。故不必得原著作者之允许，而可任意翻译，且于已译之本，为有法律所许之独立著作权也。（秦瑞玠 1914：32）显而易见，大清著作权律 只是单方面保护了译者权力，并赋予了译者随意选译的自由，但完全忽略了原著者的权力。因清王朝在 大清著作权律 颁布的两年之后即被推翻，这部法律在现实层面并未体现出明显成效，不过，“到了民国时期，相关法律的沿用甚为频繁”（颜同林 2016：75），1915 年北洋政府制定的 著作权法 及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 著作权法，包括译著版权在内的主要规定基本沿袭了大清著作权律 的内容。事实上，早在 大清著作权律 正式出台之前，美国及日本等国就曾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