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_肖齐家.pdf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年 第期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肖齐家唐晓阳 内容提要 年，坦桑尼亚大选前围绕疫情治理展开的政党政治博弈，本质上是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修辞竞争。坦桑尼亚时任总统马古富力与革命党运用政党修辞能力，构建出以宗教信仰和替代疗法为特征的修辞话语，同时利用行政权力对专家权威进行了系统性压制，从而推行了经济优先的防疫政策，保障了民众在疫情期间的基本生计，并成功说服多数选民支持其连任。年马古富力的病逝及其死因争议削弱了革命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效果，但依托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径影响更为深远。多数民众在经历了疫情治理和总统死因的修辞争议后，依然支持革命党政权及其疫情治理策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和政党政治过程，权威竞争视角和修辞能力概念或许可以提供新的理解方式。关键词世界政治坦桑尼亚公共卫生疫情治理修辞能力权威竞争政党政治肖齐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唐晓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邮编：）本文是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 一带一路 关系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初稿曾于第十四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宣读。感谢论坛评审专家和 国际政治研究 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坦桑尼亚独立后曾长期实行一党制，年开始进行多党制改革，后在 年举行首次多党选举。此后，坦桑尼亚每五年举行一次大选，而革命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均无一例外取得胜利。即便如此，不少学者仍对革命党政权存续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譬如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卢肯韦（）在 年曾预言，革命党政权“在经济或其他领域的严重危机到来之时，会因其有限的强制力和缺少非物质性的凝聚力变得脆弱”。但在 年 月 日举行的第六次多党选举中，革命党的政权存续基础并未被疫情动摇。相反，被国内外舆论广泛诟病消极抗疫的总统约翰蓬贝约瑟夫马古富力（）仍以 万张选票获得连任，而排名第二的民主发展党（）候选人通杜利苏（）仅得到 万张选票。的得票率也是革命党总统候选人领先优势最大的一次。到 年为止，革命党已连续执政 年之久，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面对疫情带来的治理难题，革命党为何能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实现政权存续？传统观点认为，革命党的政权长期存续有多方面原因。综合来看，相关研究多从组织网络、政治镇压或经济资源等物质性能力视角出发，对此前的选举提出了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但在探讨 年大选的过程与结果时，却难以解释为何面对疫情冲击，革命党仍能在 年大选中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胜选。事实上，从 年月 日坦桑尼亚报告境内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开始，直至 年月 日，坦桑尼亚政府宣布马古富力因心脏病去世，围绕疫情治理展开的权威、修辞与政策竞争不仅是公共卫生利益相关方争论的体现，更是政党政治博弈的重要面向。鉴于此，本文提出政党“修辞能力”的概念，即政党在政治竞争中构建话语，并佐以压制性手段，以实施政治说服目标的能力。通过运用过程追踪法，本文从权威竞争的视角对总统演讲、政府公告等斯瓦希里语一手资料以及媒体报道和民调数据等展开分析，发现马古富力与革命党在疫情治理和政党竞争中对修辞能力的有效运用是其政权存续的主要原因。并且与直接以修辞话语说服相比，依托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径影响更为深远。这些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革命党成立于 年月日，由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设拉子党合并而成。为便于表述，本文均以“革命党”作为坦桑尼亚执政党的指称。，：，：，发现或将有助于从新的视角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和政党政治过程。本文将首先回顾有关坦桑尼亚革命党的政党能力同政权存续关系的讨论；而后论述修辞能力的概念及其产生作用的压制与说服逻辑，并提出以修辞能力概念为核心的解释框架；之后，以坦桑尼亚 年总统选举为例，展现革命党修辞能力的运用过程及对政权存续目标的影响；最后将回顾本文的主要观点，并探讨文章的贡献、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一、革命党的政党能力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多党选举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特殊现象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将革命党作为比较案例，致力于提出系统性的政党体制与政权类型框架。例如，坦桑尼亚虽然定期举行多党选举，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公平性和竞争性却值得怀疑，因此可被纳入“混合政体”“选举型威权”或“竞争性威权”等政治体制的范畴。而从大选结果来看，革命党政权能够在定期举行的多党选举中屹立不倒，长期支配着国家的行政与立法权力，因此可称之为“支配性政党型”“霸权政党型”或“一党独大一党主导型”政体。基于上述类型学分析，人们试图从政党能力的视角进一步探究坦桑尼亚威权政体存续的原因。一般意义上，政党能力是政党依托各种基础要件控制关键政治功能的能力。能力较强的政党可以通过稳定的规则和程序来凝聚精英团结，动员社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 ，“：，”，；，：，：，；，“，”，：，；，“：，”，：，：，：，：，：，；曾庆捷：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及其政治后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 页。钟伟云：非洲的政党政治：回顾与反思，西亚非洲 年第期，第 页。，“，”，会支持，支配其他政治、军事或社会团体，自主地行使各项政治功能。在非洲，坦桑尼亚革命党也被认为是政党能力建设与制度化的典范。其中，革命党的组织、镇压和庇护能力对政权存续的促进作用受到较多关注。（一）组织能力的强大基础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组织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肯韦提出，若要在竞争性威权政体下赢得选举竞争的胜利，选民动员与选举舞弊手段缺一不可，强有力的组织则是二者的根基。组织能力也是威权政府控制公民社会，管理精英冲突，以及吸纳、分化或镇压反对者的关键。在坦桑尼亚，革命党政权之所以能在一党制时期不断巩固，并在多党制转型后长期居于执政地位，原因也在于对组织建设工作一以贯之的重视。正是依托团结的执政联盟与较强的组织基础，革命党政权才经受住了经济衰退和政体转型等历次危机的考验。也有学者注意到其他关键历史节点对政党组织能力成长的影响，认为坦桑尼亚社会主义时期和经济自由化改革阶段的重要政策加强了执政党的在位者优势，塑造了与反对党之间不对称的竞争结构。一方面，坦桑尼亚在独立后推行的非洲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在经济上削弱了市场和社会部门的资本化水平，抑制了族群、宗教等层面的社会分裂，消除了反对党的政治动员抓手；另一方面，通过废除酋长制和村社化运动，革命党政权促成了农民空间分布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的集体化转向，提升了公共资源再分配的平等性，削弱了民众对传统部族权威的认同，从而为革命党在基层的组织覆盖和社会联结打下了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 ，“！，”，“：，”，：，：，：，“：，”，“，：，”，坚实基础。相比之下，反对党则无从继承类似的历史制度遗产，可用于政治动员的资源十分有限，很难成为革命党的有力竞争者。然而，单一的组织能力视角并不足以解释革命党在历次选举间胜选优势的波动。正如天普大学政治学博士理查德怀特黑德（）所承认的那样，如果将革命党在选举政治中的成功都归因于组织能力这一制度性的历史遗产，恐怕难以令人信服。此外，虽然乌贾马运动带来的政治变迁有助于理解 世纪 年代初反对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但多党制改革以来，坦桑尼亚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性因素的因果链条较长，也不足以解释革命党为何能够连续多次胜选，并在执政期间牢牢掌控行政与立法机关。（二）镇压能力的应用策略“霸权型政党”普遍具备的镇压能力被认为是维系革命党执政地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政党竞争激化时，革命党会凭借执政党的权势地位镇压、胁迫反对党及其支持者，削弱反对党的组织动员力量。例如，在 年的联合政府大选中，革命党就曾限制反对党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而由于在桑给巴尔革命政府总统选举中面临的竞争压力要比联合政府大选中更强，革命党往往会对前者采取更激进的操纵和镇压策略。一些欧美学者认为，革命党在 年大选中也采取了激烈的镇压措施。他们的分析视角与意识形态倾向集中体现在 年月发表在美国 民主杂志 的两篇文章中。伯明翰大学国际发展学系教授尼克奇斯曼（）及其合作者列举了革命党政府围绕 年大选所采取的镇压手段。阿伯丁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讲师丹佩吉特（）则进一步提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魏翊：国家建构策略与政党政治动员：当代非洲政党制度化的政治起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年第期，第 页。曾庆捷：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及其政治后果，第 页。，“，：，”，“，”，“：，”，“：，”，“：，”，出，革命党追求的目标已不单是选举层面的胜利，而是通过“超威权”（）的选举操纵和暴力镇压手段，尽可能地减少反对党获胜甚至生存机会。不过，尼克奇斯曼和丹佩吉特等人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链条，来证明其所列举的镇压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对此次选举结果造成影响。相反，年“非洲晴雨表”民调数据显示，有 的受访者表示在 年大选中从未感受到任何政治恐吓或暴力，仅有的受访者表示受到严重侵害。既有研究也表明，镇压行动对大选结果的影响未必是决定性的，而且也未必是革命党的优先竞争策略。一方面，暴力镇压行为对选举结果的实际影响比较有限，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相比，革命党采取的镇压行动要少得多，并且不同年份的选举结果存在较大波动；另一方面，在拥有一定组织基础和庇护资源的前提下，革命党可以通过提升政治承诺可信度的方式获得精英与选民的忠实支持，而无需以高成本的镇压性手段操纵选举。即使坦桑尼亚“霸权型政体”状态成立，镇压手段也不足以保证革命党在 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因为作为“霸权型政党”的革命党依然在运用政治修辞话语等补充性策略同反对党竞争。因此，这一视角并不能充分解释革命党在此次大选中取得创纪录胜绩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都未能深入分析作为执政党领袖和在任总统的马古富力的政治修辞话语对此次大选结果的影响。而对政治修辞话语的有效运用，恰恰是革命党在此次大选中巩固自身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并最终以高得票率胜选的关键。（三）庇护能力的丰富资源庇护主义被认为是包括坦桑尼亚在内许多非洲国家政党政治的典型特征。通过大规模的恩庇侍从网络（），占支配地位的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 ，“：，”，：，：，：，：，这部分论证得到了匿名评审专家的启发，特此致谢。，“：，”，；，“，”，政党可以轻松渗透到选民群体和社会组织中，以物质利益换取群众的选票支持。同时，执政党能够运用其掌握的政治特权与经济资源赎买精英的政治忠诚，提高执政联盟内部稳定性，并降低潜在竞争者在党际竞争中获胜的可能，最终实现长期执掌政权的目标。选举腐败现象是庇护主义关系最直接的表征，革命党也曾以多种方式参与过选举腐败活动。譬如，革命党曾直接收买选民手中的登记卡，也曾向反对党候选人行贿，诱使其退出选举活动；此外，革命党也曾收买反对党候选人的潜在支持者，唆使其不去参加投票活动，以降低反对党的票面支持率。坦桑尼亚选举中最为人诟病的庇护主义形式当属“款待”（）。这个斯瓦希里语单词多用于指涉政党或其拥护者对选民参加竞选集会并为其候选人投票提供的物质性回报，或是公职人员期望以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换取的好处。作为坦桑尼亚 选举法 曾一度准许的竞选策略，“款待”在 年和 年大选中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一些选民将严肃正式的竞选季戏称为以选票交换钱财、食品和衣帽等财物的“收获季”。然而，这并不是说只有革命党会采取庇护主义策略，而反对党则恪守公平竞争的原则。庇护能力的解释逻辑在于，在腐败横行的选举环境下，革命党可资影响选举的资源更加丰富，因此更有可能从不公正的制度环境中获益。特别是自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执政党运用种种交易手段从商业部门获得大量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 ，“：，”，“，”，“，”，：，：，：，：，（），：，“？”，“：，”，：？：，资金资源，同时排挤出反对党获得财政支持的机会，严重限制了反对党的动员资源。庞大的庇护主义和基层党组织网络共同构成史蒂文列维茨